1979年7月17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七月七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从世界屋脊看中国》,副标题是《夏尔马从拉萨看共产主义的二十年给西藏带来的变化》,全文译载如下:
    共产主义的二十年给位于世界屋脊上的拉萨——它曾经是一个封闭的禁城——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已没有牦牛来造成交通的拥挤,喇嘛们不再转动他们的祈祷轮,一度是到处都可听到的狗吠声再也听不到了。
    确实,一些西藏妇女仍旧穿着传统的“巴库”——一种腰间围有条纹围裙的长袍。一些男人们依然自豪地戴着那种有名的、与大礼帽非常相似的棕色或黑色毡帽,吸着细长的烟袋管。
    但这显然是过去的残余,到下一代人的时候肯定会绝迹。拉萨老城仍保留着它那三四层楼高的、古雅的小房屋,房屋的外墙上有着色彩鲜明的小窗户,一些怕羞的年青而漂亮的女人从这些窗户好奇地往外看。
    这是一个住有几千人的居民区。拉萨十万居民中的大部分人住在该城较新和较为现代化的那一部分。那里,倾斜的鱼鳞式屋顶、砖头和混凝土墙都说明它们是最近盖的。
    拉萨新城建在一块沼泽地上,这块沼泽地曾是防止人们走向达赖喇嘛那座令人生畏的布达拉宫的障碍,这座十三层楼的宫殿建造在西藏首府西北的一个坚固的石头山上。
    这块沼泽地把前农奴和普通的喇嘛同这座布达拉宫隔离开来。布达拉宫是一座雄伟和高耸的建筑物,拥有一千多个房间,是几个世纪以前建造的。
    为了与拉萨的现代化相协调,这座蔚为壮观的布达拉宫现在无人居住,宫中成千座无价的金佛塑像、珍贵的“挂像”、无数的佛教书卷和手稿、画工精细的壁饰和壁画,以及已故的那些达赖喇嘛的墓等等,现在都只是博物馆的东西了。
    拉萨新城毫无疑问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分。那里的大部分人都穿着毛式的那种不分性别、宽大的蓝灰色服装,他们带着不变的表情在林荫道上有目的地行走。碎石路是供官方用的汽车和在中国各地都能见到的自行车使用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橄榄色绿军服在行人中特别显眼,他们军服上的红领章使他们突出,并强调了他们的人数很多。
    今日拉萨的显著特点是汉人的存在和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本土(他们是从那里来的)的一切。
    西藏的上层领导是当地的种族。无可否认,西藏人的生活已好得多了。西藏曾在封建的中世纪停滞不前达数世纪之久,革命把它从这个时代直接带入了现代的中国共产主义时代,使它越过了马克思所阐述的这两个时代之间的所有中间阶段。对这场革命只能加以称赞,因为它消除了西藏自己的那种喇嘛教残酷地使人民遭受的野蛮行动。
    但这场革命也涤荡了西藏一向著称的东西
    ——它的神秘性以及未被现代文明触及的纯洁性。
    现代化已经来到了拉萨,大概也来到了西藏的其他地方,并将在这里扎下根来。现在仍然还有一些马车在拉萨陡峭的山坡上吃力地行驶着,但大部分马车已被坚固的中国卡车和吉普车所取代。妇女们依旧用带子将她们的小孩扎在背上背着,但托儿所已遍布全拉萨,妇女们工作时,便可以将她们的小孩放在那里。
    大部分妇女已抛弃了她们漂亮的传统“巴库”,而穿男式的上衣和裤子。甚至在文艺演出中,业余歌舞团歌颂毛主席和华主席而不是歌颂他们古代的神。
    这当然是拉萨为了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而付出的代价。西藏是中国的“自治”省份之一,但自治充其量只局限于通过地方法律和征收地方税这些难得行使的权利。
    西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它现在正在同中国的其他部分竞相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所规定的四个现代化努力。
    自治还意味着接受汉人的影响和生活方式。汉人现已在西藏呆了二十多年之久,他们的人数正日益增多。他们占据着关键性位置。负责组织公社——整个西藏地区现已组成了二千多个公社——、工业、教育和卫生的官员大都是汉人。
    他们说,他们是来服务的,因为西藏现在毕竟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当西藏不需要他们时,他们将回去。但他们还承认他们在这里差不多已有二十年了。他们说,西藏还很落后。因此,他们不可能为他们留在西藏的时间规定一个期限。其中许多人已同当地的西藏人结了婚,其他人则把他们的家属带到西藏。
    人们必然觉得,他们将在这里长期呆下去,特别是他们谈到他们适应中国平原上的生活有困难。西藏迄今仍保持原样的唯一的古老部分是它那严酷的自然环境——耸立在海拔一万四千英尺高原上峻峭的山脉,刮大风时在新建的街道上飞扬的尘土,以及拉萨所在的盆地。


    【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七月三日刊登该报编辑科尔梅纳雷斯的一篇文章,题为《陈洁副部长访问智利:在中国现代化计划中的拉丁美洲》,摘译如下:
    在中国为了实现它的雄心勃勃的经济现代化指标而制订接近西方的计划中,它同拉丁美洲的关系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问智利已表明了这一点,在他访问智利期间,北京恰恰是在召开中国人大会议,其目的是要通过一系列法律,保障增加同西方世界的贸易交往,此外还有保障“国家民主化和人民解放思想”。
    几天前,中国代表同巴西达成了几项重要的经济科学协定,这是在同美国签署历史性贸易协定后在接近西方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同智利的关系,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罗马尼亚是阿连德总统倒台后唯一的没有同智利断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提出的批评,在最近几年还是得到了加强。北京购买智利的铜、硝石和其它产品增加了,同时,中国向圣地亚哥政府提供了甚至达二十万美元的贷款。
    中国副部长这次访问智利,除了是对智利外长库维略斯访问北京的一次回访外,重新表明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据通讯社的消息说,目前的这个智利一中国混合委员会将专门讨论与海洋运输、贸易、科学技术合作、特别是与南极事务有关的一些方面。


    【合众国际社广州六月十四日电】(记者:威廉·霍尔斯坦)广州的百姓关心的主要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改造或者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得到手表、电视机和其他生活奢侈品。
    虽然广州是中国最早同西方通商的口岸,但是广州人一看见外国旅客就盯着看,主要是盯着看他们的手表、照相机、皮鞋、时髦服装和西方文明的其他点缀品
    。
    中国当局正在同这些物品走私入境的浪潮作斗争,每个旅客进入和离开这个国家时必须填写详细的表格,以防他变卖这些热门的奢侈品
    。
    广州的商店里去年开始出现日本电视机,每一批货一上架就马上卖光。
    看来很清楚,中国人将根据他们是否能得到“较好的生活用品”——而不是钢产量或化肥产量这些抽象的概念
    ——来判断现代化计划的成败。
    消费品不足只不过是比喻中的冰山的尖端。看看广州就可以明白中国必须走多少路才能达到把中国改造为现代工业强国的目标。
    驱车从广州的规模很小的机场出来的一路上,可以看到水牛在稻田里犁地。虽然广州是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但是由于电力不够,到了晚上,同香港的耀眼夺目的霓虹灯比起来几乎是一片漆黑。
    一位澳大利亚旅游者说:“简直象退回到了二十年代。他们太穷了。”
    象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广州的主要能源是煤。火车从北方把煤运来,堆在煤栈里,再用小卡车和平板车把煤运到邻近的分配点去,居民们从分配点把煤一筐筐装回家去取暖和烧饭。
    结果是广州象本世纪早些时候的伦敦和其他欧洲城市一样,因为烧煤炭和木柴而弄得到处是煤烟,到处是黑黢黢的。
    另一个大问题是运输。街上的小汽车都是二十来年前的汽车,而且只有共产党和军方负责人才配坐。
    街上挤满了自行车、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和古老的农业运输车辆。去市郊一个公社的十八英里路程花了足足一小时,因为路上车辆太挤,路面坑坑洼洼,十分难行。
    广州绝大多数的房子都很矮,常常只不过是一排排砖砌的或外面涂上一层灰泥的平房,很象美国早期城市里的住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昔日殖民地的遗迹,在共产党的广州比至今仍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保留得还好。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商人纷纷重返广州,那时他们在珠江上筑起了一个岛,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建造沙面的工程是在一八五八年竣工的,直到一九五○年才把最后一个西方商人从那里赶走。
    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老华丽的住房有宽阔的游廊,耸立的塔楼和装饰得很漂亮的门面。
    里面是木条镶花的地板,高高的天花板,吊扇在头顶上静静地转动着。
    这些大宅院已被中国人用作为各种办公室、住房和营房等等。
    与广州其他地区比较,这个岛有着从容安闲的气氛。老人在珠江河畔的榕树下打扑克,小孩子们在踢足球或者在褐色的江水中游泳。
    作为外国人特权的象征的那个沙面已经被摧毁了。但是作为反映以往丰富多彩、有时发生动乱的时代的遗迹沙面却完整无损地保留着。


    【法新社新加坡七月六日电】第二十五届亚洲电影节今天在这里结束,台北获得的奖最多。
    在来自十二个城市的大约四百五十名电影明星、导演和制片人以及数千名影迷参加的仪式上,文化部长王鼎昌给获胜者颁发了奖。
    台北获得了总共三十八项奖中的九项奖。其次是香港(六项),雅加达和东京(各四项),悉尼和新加坡(各三项),曼谷,吉隆坡和汉城(各两项),孟买、马尼拉和惠灵顿(各一项)。
    这届电影节是由亚洲电影制片人联合会组织的,报名参加的影片大约有四十部故事片,十四部短片和纪录片。
    【中央社新加坡七月六日电】第二十五届亚洲影展宣布得奖名单,两个大奖分别由雅加达和曼谷获得。两个大奖是:(一)颂扬人权剧情片奖由雅加达的《乞丐与三轮车夫》一片获得;(二)促进国际了解剧情片奖,由曼谷的《山人》一片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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