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报纸《纽约日报》社论说台湾「农委」主任李崇道的谈话难能可贵
【法新社台北七月五日电】据中华民国一高级农业官员的话说：如果中共要索取资料作为农业改革的依据，基于人道立场，台湾将愿意提供。
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崇道在接受《联合报》记者的访问时，发表上述的声明。此项提供说明，在今年美国转而承认北京之后，这是台湾和大陆之间的首次自动的接触。
李崇道这样说：“我国的农业成就，国际间有口皆碑，过去三十年来，农发会的前身农复会，配合外交部，推展农业技术援外，也很有成就，农发会愿意提供资料给开发中国家，如果中共的农业改革要台湾化，基于人道立场，改善大陆同胞的生活，农发会也乐于提供。”
【本刊讯】纽约中文报纸《纽约日报》七月七日发表题为《欣见和平统一露曙光》的社论，摘要如下：
据外电及中央社消息报道，台湾农业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崇道，五日在台北报上发表访问谈话，说是如被要求，台湾将以农技资料提供中国。
不必讳言事实，凡是稍为了解台湾政治现实的海外华族，都会了解李崇道博士的谈话难能可贵。
在台湾当局一再郑重声明决不与北京作任何模式的接触的环境下，李崇道的谈话如果事前不经官方同意，非但他本人不会信口开河，乱冒被控“投敌”“叛国”大罪的危险，就是刊出访问谈话的那张报纸，无论记者编辑老板即使吃了豹子胆，恐怕也不敢以身家性命去违屡次明示的“国策”。现在李崇道居然能在报上刊出这种谈话，不论其附带的条件（如经要求）以及解释的理由（基于人道）如何，显然揭示了“国策”至少已有了比较弹性的演展。
溯自中美建交以来，北京屡向台北表示和平统一的意愿，并且不断提出通商、通航、通信、民间互访等取消猜疑以沟通情谊的办法；但是均遭台北断然的拒绝，一直斥为统战的伎俩。而今经由李崇道提出此种坦率建议，台湾当局无疑改变了决不与北京接触的初衷。如今只须北京愿意要求，则不论繁简多少，台湾的农业技术资料势将寄往大陆，三十年来的人为隔绝，终将被台湾协助中国农业现代化而立予消除。这层僵硬的外壳一旦打破，经由各种交流而逐渐走向和平统一的大道，断非双方的统战或单方的梦想了。欣见阔别的亲人已露可以团聚的曙光，能不使海外华族喜心为之翻倒！
【中央社台北六月二十七日电】经济部主管部门，决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国内轻工业的经营，促进这项工业的继续发展。
在轻工业方面，纺织工业因劳力密集程度较高，受工资上涨影响已趋缓慢，必须要从设备及技术方面着手，以有效改善经营。
过去一年来，国内的纺织厂商，都在纷纷购置高效率自动化设备，增加的种类有精梳机，无梭织布机，拼捻线机，自动筒子机，梳棉机，滤纱机等约五百台。在提高技术改进产品方面，纺织品设计中心，已在专家协助下，完成新式样图案及草图共一百六十多种，正在提供国内厂商采用及推广中。
洋菇罐头也因欧洲共同市场的排斥和匪货的竞争，台湾菇罐外销已现疲态，今后将辅导业者，按市场状况，进行契作及计划生产，免致造成农工损失，并安定外销秩序。
【合众国际社台北七月七日电】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孙运璇于周六说：北京必须放弃共产主义，而且转向“自由企业制度，保证人权和私有财产所有权”，然后台湾才会跟中国大陆统一。
孙运璇提出这种诺言，显然是在对抗中共的“统一运动”。
孙运璇在向来自世界各国二百六十名华人学者的会议上说：“统一是国内外中国人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但他又说：台湾和大陆只有在一个“拥有民主和宪法政府，为人民福利服务”的国家之下统一。
北京多年来企图通过颠覆、渗透，甚至在一九四九和一九五八年两次通过武力以图占领台湾。
更令人注意的是：孙运璇第一次没有把中共称为“共匪”，这是台湾政府官员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标准用词。
台湾坚决拒绝与中共通讯、贸易、文化交流或达成任何协议，与中共同坐在一张桌上谈判也是不可能的。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四月二十三日刊登兰斯·莫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越南战争，旧话重提》，副标题是《两部影片的得奖标志着从一场失败的战争中吸取教训的努力》，摘译如下：
国民所能想象得到的美国人在越南的不幸遭遇，大部分都是通过电影和电视获得的。
他们每晚在起居室内，活生生地感受了他们的战争。越南战争是如此熟悉地被记录下来，以至真实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
可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这种越战题材大量涌现的情况竟变得十分遥远了，就好象十八世纪的大觉醒运动或对印第安人作战那么遥远。这里，除了单纯的时间流逝的原因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这个国家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战争，军事上仅有的一次失败存心进行压制。这种遗忘简直达到了全国都健忘的程度。两三年前，作家代理人会对作家说：“你写的什么书我都可以销售，但是不能销售关于越战的书。”
可是现在，心理上禁闭越战题材的时间之锁，看来已经期满打开了。打字机已经噼噼啪啪地打出了好多作品，其中充满着自白、谴责和对历史的修正。
上个星期，越战题材又以一种令人吃惊的但又恰如其分的方式闯进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思想意识的前沿阵地，这指的就是学院奖授奖仪式，估计美国有七千万电视观众观看了这一仪式。这样，又是电影和电视把“战争”带了回来。
几年来由于其越战时期的河内之行而遭到强烈谴责的简·方达，因在影片《荣归》中扮演的角色而获得最佳女演员奖。《荣归》是一部反战片，它满怀同情地集中表现了美国负伤老兵的苦难遭遇。
在洛杉矶的多箩西·钱德勒大厅举行的三小时二十分钟的授奖仪式快要结束的时候，约翰·韦恩给一九七八年最佳影片颁发了奥斯卡奖。该奖奖给了另一部以越战为题材的影片《猎鹿人》。
五年前，一个裸体快跑者比之一个逞勇显能抱怨战争的奥斯卡奖获得者，更能为人接受。但是，正如上星期洛杉矶的《先驱者考察报》头条新闻说的那样：“战争的题材终于取胜。”
电视在试图拍摄自己的《猎鹿人》，即《友军的炮火》。这是根据布雷恩一九七六年写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由美国广播公司摄制的电视片。卡罗尔·伯内特和内德·贝蒂扮演衣阿华州农场的一对夫妇。他们由于自己的儿子在越南被美国人自己的炮火误中身亡，转而反对这场战争。
剧作家戴维·雷布的三部曲《帕夫洛·赫梅尔的基本训练》、《棍子与骨头》、《飘带》，探讨了越战时期军事行动的残酷性。这个星期，在曼哈顿，男演员迈克尔
·莫里亚蒂将开始演出戴维·贝里的话剧《射击场的目标》。这同样是一部暴露战争残酷的作品。
对战争进行检讨的作品也正在越来越多地发表出来。战争小说和回忆录中的佼佼者，从许多方面来看，应首推迈克尔·赫尔的《派遣》（一九七七年）。这个曾在越南呆过一年，为《老爷》月刊进行战事采访的赫尔，能够准确表达士兵们和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十分欣赏战争带来的令人恐怖的魅力。
最近，又有一些写得极好的关于越战的书：蒂姆·奥布赖恩的《追逐卡奇亚托》，拉里·海涅曼的《关闭的营房》，弗雷德里克·唐的《死亡地带》。
电影、电视、话剧、回忆录终将围绕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经历构成神话般的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灾难性的堑壕战，几乎毁灭了英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一代人（也毁灭了法国和德国的一代人）。而它是如此新奇和陌生，以至于一群有高度写作能力的人至少用了十年时间，才逐步形成了对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概念。现在，对越南战争的认识也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
与此同时，印度支那发生的事件，主张修正观点的历史学家们和其他专家们重新考虑的努力，正在使人们对美国在那里发生的悲剧采取一种新的看法。这场战争曾在美国人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它现在又获得了一套全新的认识：船民们在逃跑、淹死，前南越士兵关在四周有铁丝网的重新教育营里，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建立的杀人政权。当法国人在十九世纪中叶开拓殖民地于印度支那时，越南人正好是在征服柬埔寨的过程中。现在他们又入侵了柬埔寨，并把老挝也收为它的附庸，竟发展到了差不多接近于越南可能上升到霸主的地位。
所有这一切交叉混乱状态的现实政治对美国人产生的心理影响，将为美国卷入这场战争减轻道义上的许多负担。反战批评者过去经常认为，现在还仍然常常认为，在美国政策的背后，美国犯了无比凶恶的帝国主义罪。至少现在看来再持这种看法已不那么站得住脚。东南亚发生的新冲突，对于分析美国在那里所干的事情，又增加了回顾起来令人困惑的一个因素。听到了要求重新考虑的新呼声。马萨诸塞大学一位政治学家冈特·卢易在他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美国在越南》一书中打了可能是主张修正对越南战争看法的第一枪。卢易检讨了美国卷入的过程，并得出结论说，虽然这场战争打得不成功，可是它是合法的，不是邪恶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从越南问题吸取的正式外交政策教训，比之更为深刻的心理和对个人的意义要容易接受些，后者将在今后的岁月中展现出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亨利·格拉夫说：“美国第一次懂得了，并不是它企图做的每件事情都能取得成功的。”我们视为体面、荣誉和骄傲的事情，并不能在全世界令人满意地实现，使得其他人象我们所认为我们应该被看待的那样看待我们。这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就是《猎鹿人》反映的内容。
亚北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哈里德·维索茨基博士有些夸张地把《荣归》和《猎鹿人》这样的影片称之为“我们的纽伦堡审讯的好莱坞版”。但是一个国家审讯被它打败的敌人要比理智地审判它自己的失败容易得多。胜利所需要的只是白痴的咧嘴一乐，而失败则要求忍耐和随机应变。美国人不应该由于舞台上对难免的错误进行校正而变得忍耐不住。很可能，美国最深刻的道德教益是南北战争。但是两个民族都知道，整个国家几乎还没有开始汲取其中所包含的全部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