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北京六月三日电】方毅副总理今天说，中国还没有决定到美国的班机使用哪个机场，但是，正在考虑中的有纽约、西雅图、洛杉矶和旧金山。
方同洛杉矶市长汤姆·布雷德利的礼宾负责人比·莱弗里夫人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讨论了中美航空谈判的情况。
莱弗里夫人援引了方在一小时的会谈中的话说：“航空协定已经完成。”
方说，中国正在同泛美航空公司进行谈判，这家公司希望在气候不佳时使用除北京以外的另一个机场，例如上海或广州的机场。
他说，关于中国班机的航线，“没有作出把纽约作为进入美国的机场的安排。”
当莱弗里夫人问到，中国班机是否能在洛杉矶降落时，方毅说，西雅图和旧金山也都表示愿意成为中国班机降落的机场。
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航空协议的决定是在美国商务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五月访问北京期间由双方作出的。
中国已经购买了经过改装的波音７４７飞机。负责科技事务的方说，他在北京同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和麦克唐奈—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代表交换了意见。
关于最近限制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的谈判遭到失败的问题，方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对两国都公平的立场。中国的情况同美国和日本的情况一样，同你们国家的贸易不平衡。”
莱弗里夫人是作为一直在中国访问的世界事务委员会洛杉矶分会的二十四名成员之一来这里的。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六月一日刊登约翰·劳埃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建造电厂的公司等待着中国的邀请》，摘译如下：
英国建造电厂的一些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北方工程公司以及巴布科克和威尔科克斯锅炉制造厂期待着中国政府不久发出邀请，讨论它们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投标建造完整的火力发电厂的问题。
生产汽轮发电机的通用电气公司已同巴布科克和威尔科克斯锅炉制造厂组成了一个财团，打算投标承建两座电厂。由克拉克·查普曼锅炉制造厂和帕森斯锅炉制造厂合并组成的北方工程公司也打算投标承建两座电厂。
据认为，中国人在不远的将来需要建造四座新电厂，就长远来说将需要建造多达二十座新电厂。
由于欧洲的一些大公司纷纷投标，加上日本公司的强大压力，争取签定合同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但是，有人对英国的投标抱有某种乐观，据信，这两家英国公司可以保证获得各建造一座电厂的合同。
不过我们在美国学校里，打架却是普通的事，别人打你一拳，你若不回他一拳而告诉老师时，同学们都会叫你“小鸡”（意即“窝囊废”），你永远抬不起头来，连女同学也看不起你。说到女同学，我们在学校交异性朋友比较早，很多美国孩子十三四岁就同异性朋友单独在一起玩了，而祖国的年轻人在一起时，手都不敢拉。要等上大学之后才正式交朋友，中学里男女同班的都不敢讲话。在我看来，这未免太保守了。我迷路后问女生的“奇遇”
这里，我有一个奇遇。在北京，有一次我迷路了，看到迎面来了两个女学生，我走上去问她们道：“请问你们，到华侨大厦怎么走？”
谁知这两位先朝我一看，一声不响地互相撞一下对方，然后掉转头就跑掉了。这可把我弄糊涂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她们把我当做坏人？在美国，我若向人问路，尤其是问女生，一定会得到她们热心指点的。回来后我把这事告诉我的亲戚，他们说：“她们害羞。尤其是你的穿着跟别人不同，她们也有点怕，所以吓得跑掉了。”我就故意的再如法炮制一次。这一次，两个女孩比较礼貌些，以手掩嘴，吱吱地笑着跑掉了。有意思！到现在这件事我还是个闷葫芦。调皮捣蛋·读书·约会
其实我在美国朋友当中，并不算是调皮捣蛋的，但我同国内的年轻人比，我却比他们顽皮多了。有时我同他们开玩笑，说幽默话，他们反应都很慢，甚至表情严肃。更有一次，我跟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开玩笑，一句话说完，他信以为真，就哇哇大哭起来，弄得我好尴尬。
至于一般中学生程度是不是比我好呢？别的我不知道，我发现我的普通常识比他们丰富，他们对中国以外的事好像一概不知。我带到国内两本自修的教科书——数学和电脑计算，沿途我需要找老师替我讲解，据老师说，这两本书在国内都是大学里的课程。他们是否玩的时候比我多呢？也不见得。他们没有“约会”，包括交异性朋友出外游玩等等，没有周末晚会或舞会，没有什么电影看，没有很多的球类比赛。这我就不懂了。既不好好读书，又不好好的玩，那么整天做些什么事呢？
虽然我是生长在美国，一切风俗习惯跟美国人一样；但我的外表仍是黄皮肤黑头发，所以在美国，一般人仍把我当作中国人看待。在街上走，小孩们常叫我“那个中国孩子”。而从小，父母也这样告诉我：“你是中国人。”所以我这十几年来：从未为这问题困恼过，“我是中国人，我住在美国。”不料回到祖国以后，我反而迷惘了。
一抵国门，旅行社的人就把我当作“外宾”看待，介绍我们去各处参观时，也说是“外宾”。（其实称“客人”不是好听一点吗？）
有时候是我的服饰害了我。我第一次会见舅公时，他老人家看我半天，然后一句一句的慢慢说道：
“怎么戴个眼镜？”“头发太长！”“穿的这套是什么衣服呀？”
我当时一声不敢响。不过这几句话就把我的外型定了。
看来我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是外国来的；其实他哪知道，我在美国男孩中算是很保守的呢！
（三）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五月二十九日以《中国法律——面临着一场革命》为题，刊载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回去的一篇文章，摘译如下：
中国在经过二十年公认的没有法制可言之后，现在正在恢复司法制度，准备制定刑法、民法和商业法，这些法典可能第一次给刑事罪被告和外国投资者以某种保护。
一小批华尔街律师和一小批香港律师已应召来到北京，帮助中国使其贸易法符合国际惯例。一度颂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的《人民日报》，不久前宣称：“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应当是平等的。”中国报刊上甚至已开始辩论一个棘手的问题，司法是否有可能独立而不受共产党的控制。
下个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开会了，届时北京真心致力于“法治”的程度如何，可能将受到考验。预计人大要通过一部刑法，这是正在草拟的三十种法典之一。
中国国内外还有相当多的人怀疑，能否最终说服党的当权者遵循法律或放松他们对地方法院的控制。
一位表示怀疑的欧洲国家外交官说：“法官如果必须追随党的路线，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西方概念中的公正无偏。”
抱这种怀疑态度的原因是，即令是现在，中国对法规和条例的尊重看来往往是很差的。
甚至在最高一级，心血来潮仍然可以践踏确立的法律。十三年来，立法机构只开了两次会，虽然宪法规定每年开一次。
《人民日报》最近抱怨说，“由于没有统一的刑法，法律不能实行已成为普遍现象。实际上，在（党的）干部和群众中，法制观念都是非常模糊的。”
“有的干部自定法律，威胁压迫群众，打人，把他们捆起来，关进监狱。”
外国法律工作者认为，仍然有着极大的改进余地。洛杉矶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欧文·希尔说，他“在上海”目睹了“一次很有专业水平和庄严的刑事审讯，但是总的说来，中国的法制受到的损伤十分严重。”希尔刚率领一个加利福尼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到中国。
希尔评论说，“从纸面上说，中国有着良好的司法制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制度往往完全被撇在一边”。
执行所存在的一点点法律的主要障碍是，中国缺乏法律工作者到现在正在恢复起来的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工作。
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同其他几乎一切事情一样，显然是同中国现代化运动相联系的。毛的接替者们看来决心结束近年来广泛的政治迫害，鼓励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其他熟练工人专心致志于中国的建设，不用害怕受袭扰。
在北京掀起的大字报运动可能也是中国领导人对法律问题重新敏感起来的一个原因，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出现要求保障基本人权的呼声的根源要更加深刻得多。
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研究部主任杰罗姆·艾伦·科恩说，“关心法律的人不仅仅限于要求保障人权的年轻积极分子。在中国，在我到过的几乎一切地方，都在出现一种维护权利的新的觉醒。人们正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向警察回嘴，要求公正对待。”
科恩这段时期在中国就美国的税收和公司法举行学术座谈会。他回忆说，他最近一次到达北京机场，当外国人象往常那样，被领到排队等候办理海关手续人群的最前头时，中国旅客就提出抗议。
“突然，我听到这个中国老人喊道：‘这不公平。外国人应当也像其他人一样，按先后次序等候，。啊，我过去从来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中国共产党人仍试图把大多数争执在法院外解决。但是科恩坚持说：“说中国人不关心人权是胡诌。……当事关基本权利和公正处事时，中国人跟任何人一样的敏感。”
科恩说，中国的“经济需要也正在使这个国家更讲法制”，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使外国的公司确信他们的交易将是保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正在草拟投资法、商业法和税收法。
中国共产党政权通常对于履行对外义务是一丝不苟的，但是外国贸易伙伴已慢慢地意识到，没有一项商业法规，合同的执行就完全取决于中国方面的善意了。
而在发生政治大动荡时，这种善意有时就消失了。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驻香港代表约翰·卡姆说：“出售和简单的交易将继续，但是我认为，在中国未正式制定某些法律之前，任何美国公司都不会同中国签订真正的合办企业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