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卡特递交的密信是五角大楼的一颗反对核条约的弹头，如参院反对条约的人得到这封密信的抄本，这颗弹头就会爆炸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六月三日刊登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的一篇报道，题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抨击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摘译如下：
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卡特总统递交了一份书面秘密警告，说明除非把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含糊不清的地方”去掉，否则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至少是表明军方可能反对这项条约。
四军参谋长和他们的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空军上将在参院为批准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举行的意见听取会上作证时非常可能赞同这项条约，不管他们是怎样的毫无热情。到那个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五位成员都将是由于卡特的任命才获得职务的。卡特已多次表示过，他拒绝接受五角大楼军人中同他自己的见解有冲突的独立见解。
尽管如此，由国防部长布朗在三月十二日转交给卡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密函是五角大楼的一颗反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弹头。如果参院对新条约提出过批评的人得到这封信的抄本，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在早些时候的许多通信的抄本，那么这颗弹头就会爆炸。
今年春天陆军参谋长这个最高职务出缺时，卡特不但否定了陆军最高司令官的决定，也否定了布朗部长本人的决定。经过个人谈话，卡特拒绝任命约翰·维齐将军，他是驻朝鲜部队的司令，曾公开批评过卡特撤走部队。卡特越过十七名高级将领起用爱德华·迈耶中将来填补六月二十二日将出现的空缺，因为他更可能同白宫合作。
所以，卡特任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人员不会发起坚决反对限制战略武器运动：他们是琼斯、迈耶、海军的海沃德将军，空军的艾伦将军和海军陆战队巴罗将军。但是参院提出批评的人认为，三月十二日的信和给卡特和布朗的所有其他私人信件暴露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真正的担心。
这封信以十分尊重的语气，对复杂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五个不同部分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并且以难以接受的《含糊之处》为总标题谈了这些问题。简洁地说，这些参谋长：
——警告说，美国监视和核查苏联遵守条约情况的能力根本不能保证，即使可以同土耳其作出代替在伊朗失去的监视基地的安排，依赖外国帮助的这种“脆弱性”也是危险的。
——暗示莫斯科将会坚持，限制陆地发射和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射程的议定书必须在一九八一年到期以后加以延长。这个问题反映了参谋长们担心，苏联的宣传机构会在全世界大叫大嚷，反对让议定书到期失效，而如果美国不同意，莫斯科可能会以“废除”条约相威胁。
——警告说，如果总统不全力支持给新的ＭＸ导弹提供资金，同时立即决定批准为这种导弹修建一种机动的基地系统，苏联对美国陆基导弹的威胁不久就会危及到这个国家的安全。
——指出，按照被称为“不可回避”的条款，美国是否可以帮助欧洲盟国制造巡航导弹这一点，就草件看，条约和议定书可以让人们作出各种危险的、互相矛盾的解释。
三月十二日的信同以前给总统的信一样，大部分内容是讲苏联欺骗行为的。参谋长们对条约最新文本不满意，因为这个文本使苏联人有权把核查遵守条约情况所需要的导弹试验资料编成密码——或者不让美国监听站收到。这封信还再次讲到参谋长们长时期来一直对条约不满的问题之一：没有把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算作战略武器，而这种轰炸机是洲际航程飞机。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六日电】（记者：埃尔默·拉米）参院的多数人今天认为，没有参院的批准，总统不能单独结束共同防御条约。联邦法官拒绝对这个争论作出裁决。
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哈里·伯德提出的修正案说，“参院的意见是”，结束一项条约需要有参院的批准。这项修正案以五十九票对三十五票获得通过。
参院的表决对总统单方面结束条约的权利表示了异议，在此之前不久，美国华盛顿州地方法院法官奥利弗·加希曾拒绝管理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其他二十四位保守派人士的控诉。他们对卡特决定结束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提出了异议。
加希说，他认为这件事情不应由法院管理，除非国会实际上已表决宣布卡特的行动无效。
宪法规定批准条约要有参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但是对于如何结束条约却没有规定。
这次表决是初步的，连伯德也承认，如果获得最后通过，这个表决也不会对总统有约束力。
哈里·伯德在回答参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的问题时说：“如果总统愿意，他可以不理睬这个表决。”
【路透社华盛顿六月六日电】美国今天命令所有在美国登记的ＤＣ—１０飞机无限期地停止飞行，并说，它打算把这一命令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从外国飞到美国来的这种飞机。
联邦航空局负责人兰霍恩·邦德对记者说：“我们预料会颁布一项将禁止所有的ＤＣ—１０飞机在美国上空飞行的条例。”他拒绝说，将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给ＤＣ—１０飞机重新发飞行合格证。
专业人员之间的隔阂甚至在专业问题上隔阂也存在。华沙的一位居民（其妻子是搞社会学的）说：“波兰的社会学家不想到莫斯科去，因为苏联的社会学家们害怕同他们谈话。”
到东欧旅行的苏联人显然是受到苏联保安人员的严密监视，就好象他们是处在敌人的阵营中一样。一位波兰官员感到惊讶的是，有一个晚上，在他的公寓里设宴招待随同一个团体来访问华沙的四名苏联熟人时，该团体领导人从旅馆打来电话，对这位主人念了这四个人的名字，并要求他证实，他们是否在场，这显然是为了要弄清楚，他们是否在他们说过要去的地方。
这种紧张关系使苏联东欧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成了空洞的一致。
不允许批评苏联但是，不准批评苏联的禁令是这么严，以致驻莫斯科的某些东欧记者在这个问题上同他们的编辑发生了争论，要求有较大的自由可以报道苏联生活的阴暗面，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然而，东欧并不能完全不受苏联的影响。尽管不喜欢苏联的东西，但是，有抱负的人还是热望到那里去学习的，或者是接受在国内不能受到的技术培训，或者是去受政治教育，这种教育对于提高党的工作是十分宝贵的。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和在克里米亚度假，对某些行业的成年人也是相当合适的，诸如报纸的主编们，他们可以短期地进修宣传方面的课程，并同苏联的同行们友好相处。这样，俄国人给东欧社会的上层就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造成一个符合苏联思想的权贵集团，一个本能地知道什么话听起来会不顺莫斯科的耳朵的权贵集团。
波兰作家基约夫斯基说：“要获得成功，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必须在莫斯科学习。如同一个年青的神父在罗马学习一样。”入党是爬到上层的关键对所有东欧人来说，当党员是得到晋升而进入大多数社会福利和政治部门的上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身份，这同苏联的情况是一样的。然而，对党的钦佩看来并没有深入这些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心中，正如多数人俄语讲得不好一样，尽管除罗马尼亚以外所有这些国家都规定学校教俄语。
苏联式的党的生活和纪律也一直没有很好地被接受过去，似乎那一套是移植到别的机体上的古怪的附器一样。
在捷克斯洛伐克，官方期望几乎所有的年青人都加入共青团组织，但是，正如一位高中学生所说的：“我们什么事情也不干。我们从来不开会，不搞任何活动。每个星期，我们委员会的书记写一个报告，说我们开了一次会议，所有的人都出席了会议，我们对这件事进行了表决，讨论了那件事。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关于会议的假报告匈牙利一所大学的共青团支部的学生负责人说，她也写过假报告。例如，整个支部应该开会通过为那些毕业后寻找工作的个别团员写的推荐书，可是这些推荐书实际上是被推荐人自己写的，或者是其朋友写的。
这位书记说：“我把许多推荐书带回家，在每一份推荐书上写上本支部于三月二十日通过，然后签字。人人都这样干。”她准备加入党组织，她父亲也是党员，因为入党将可以帮助她找到工作。
党员对其他的许多人几乎没有吸引力，在波兰一所高中的班级里遇到二十个学生，没有一人是青年团团员。在匈牙利，青年团的花名册上大约只包括那些符合入团条件的人的百分之四十，尽管有人说父母施加很大的压力要儿女加入团组织。匈牙利放松了党的控制匈牙利一马当先，把许多重要的职位让给了非党群众，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职位。意味深长的是，一些党员自己把这种对党的作用进行限制的做法看作是美德，这些党员还以赞成的态度指出一些电影现在评价政治权力的不公平现象，这些电影的做法远远超出了苏联所允许的范围。
匈牙利一部名为《安吉·维拉》的影片，是以战后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年代为背景的，这部影片描写的是一位年青姑娘在批评了一家医院的院长以后被送到一所党校去，这部影片是对那所党校和那个时期的压迫进行控诉，那个压迫时期导致了匈牙利在一九五六年发生暴动。
波兰也已经允许在银幕上可以进行坦率的批评。安杰伊·瓦伊达导演的《没有麻醉》这部片子描写的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得人心的、体面的记者的毁灭——在职业上他的毁灭是由于中央委员里妒忌的保守派；在个人生活方面，他的毁灭是由于一名年轻的共产党积极分子拐走了这位记者的妻子，破坏了他的婚姻。
对党的不容异说进行这样的批评，言外之意就是对苏联的关于党是战无不胜的重要概念所作的批评。然而，事情怪就怪在这样一点上，即今天之所以能进行这样的批评是由于莫斯科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因为莫斯科失去了把党的刻板的观念贯穿于文化和社会的每一个空隙和角落的斯大林主义热情。
这就使得东欧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流露出讨厌苏联的样板的情绪，尤其是在波兰和匈牙利造成了大大不同于莫斯科的经济工作作风和政治工作作风。
这还使东欧人抛弃了一心一意跟苏联走的思想，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尊重俄国人所珍视的理想。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