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联合国宣布一九七九年为国际儿童年，目的在于唤起世界公众重视儿童问题，以便拨出更多人力物力用于儿童保健和社会照顾
【本刊讯】保加利亚《人民军报》四月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儿童保健应是各国人民头等关注的问题》，摘译如下：
在世界人口中，儿童占很大一部分。据人口学研究资料，儿童差不多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一半。在非洲大陆，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在蒙古，每十个居民中就有六个是十五岁以下的儿童。生殖率很高与人口的不断增长，导致了儿童人数以较快的速度不断增加。
就保健和社会照顾而言，儿童是特别使人头痛的一个问题。相当多的儿童受到疾病、不幸事故和饥饿的威胁。遗憾的是，世界上的多数孩子还生活在医疗条件与社会照顾都处于低水平的国家和地区。
有些人也许知道，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死于六种传染病的儿童有五百多万。这六种传染病是：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小儿麻痹和肺病。目前，在欧洲与美洲的多数发达国家，这些疾病早已得到了控制，甚至已经根除。全世界每年约出生一亿二千五百万婴儿。每一百个婴儿中，有八十个是亚洲和非洲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十分之八的婴儿是出生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这些国家按人口平均的收入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低十倍甚至五十倍，百分之八十的居民是没有文化的。
世界保健组织的研究表明，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仅有十分之一能得到保护生命所必须的免疫治疗。每十个新生婴儿中，有九个都得听天由命——或是得病，或是因各种传染病而死亡。
我们感到痛心的是，目前，全世界的新生婴儿中，在出生第一天就死亡的还有近一千二百万。
全世界死亡的新生婴儿中，有十分之一是由于出生时感染破伤风而死亡。所以，每五十个新生婴儿中，就有一个会感染这种危险病症。其原因多是在生产时没有遵守最起码的卫生规定，或是在临产阶段母亲没有注射预防破伤风的血清。
小儿麻痹症的危险主要在于，患病的孩子会终生残废。
从社会角度看，肺病是又一种主要疾病，这种病儿童最容易发生。全世界每年都有三百五十万肺病患者，其中多数都是儿童；每年有五十多万人死于肺病，多数也是成长中的孩子。
死于白喉症的比较少，全世界每年死于这种病的儿童约有十万。
在某些非洲国家，由于有一种特殊形态的麻痹，麻痹患者往往表现为失明。个别地区，百分之十左右的居民从童年开始就失明，如：上沃尔特，尼日利亚和加纳。孩子们面临的另一种祸害是饥饿。世界保健组织的材料表明，世界上有一亿名五岁之前的儿童严重饥饿，甚至饿死。由于吃不饱，儿童的体力与智力的发展受到束缚和摧残。
从世界保健组织公布的数字可以判断世界上某些儿童集中的地区，儿童健康状况是不好的。一九七二年，整个非洲大陆，一个医生平均要医治一万七千五百人。一张病床得供一万人使用，而保加利亚每一千人合八张病床。
联合国已经宣布一九七九年为国际儿童年。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在于唤起世界公众重视这些尚未解决的关系到母爱和儿童童年生活的大问题，以便拨出更多的物力和人力用于儿童保健和社会照顾。
【印报托新德里五月二十九日电】印度总理德赛重申，如果中国占领印度大片领土的问题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印中两国就不能完全成为朋友。
他说，在一九五九——六○年以前，印度同中国的关系好极了。“后来他们把关系弄坏了”。
德赛在接见英国《指导》月刊记者时说，中国人最近说他们准备进行讨论。
德赛说，“所以我们决定响应。他们作了表示，我们接受了。中国人对我们同俄国的关系感到担心。他们是死对头。”
德赛对记者说，印度已经告诉俄国人，如果进行会谈，问题得到了解决，印度同中国的关系也不会以损害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为代价。“但是印度同苏联的关系也不能以损害中国为代价。”
德赛说，“我们希望同所有的人一样做朋友，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美国、英国和任何国家。”
【印新处新德里六月二日电】据印报托报道，印度总理德赛六月一日在新德里对外国记者说，在不结盟运动中，不存在开除埃及的规定。
总理会见了外国驻南亚记者协会的记者，回答了若干问题。
德赛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要由中国决定它的外长何时访问印度。不论何时只要中国外长决定来，他都会欢迎。
记者问及被中国占领的印度领土问题，他说：中国已同意通过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中国外交部长来印度时进行讨论。总理说，他并不担心所传中国和巴基斯坦共谋在巴基斯坦建立核设施的说法。他说，齐亚总统对他说，巴基斯坦对原子武器不感兴趣，他愿意相信他的话。
在新中国有一个象化学术语似的词，谓之“成份”。其实是阶级出身的意思。这个“成份”写在九亿人各自的户口册上，它具有在一切人生机会——比方说就业、升学、结婚和参加共产党等等——中决定命运的力量。在到了搞现代化时代的今天，据说已“不应过分拘泥于这种分类”了。然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告诉别人“我的父亲是贫农”时，其洋洋得意的表情证明了他是“纯血统”。
已故毛泽东主席曾担心党和国家机关变成官僚机构。现在也还必须大张旗鼓地与这种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中国的这一现状说明，“遗传性”是如何妨碍着举国进行现代化工作。贫瘠不毛的黄土地记者：清水嘉健从天上看全是荒山秃岭中国缺乏森林的情况是超乎想象的。比如，从成田机场乘直达班机飞北京，飞机先向南飞，从上海上空开始便沿中国领土一路往北飞。长江口的上海周围一片葱绿和水泽，地面景色宛如日本一般。
但是，才飞行二十分钟，就忽然变成一片黄土色，到处都没有一点绿色，景色荒凉。所有的山都是粘土堆成的秃山。
所以，解放后中国一直重点进行绿化国土的工作。但是，绿化工作似乎未必已经取得良好成绩。报纸增加不了版面虽然有黄河、长江等大河名川，却为缺乏树木而烦恼，为水枯地旱而苦恼，这实在是个嘲讽。这也给人民的社会生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比如，纸的生产量和消费量被说成是一个国家文化程度高低的标志。如果缺乏森林和树木，那么就不能用原木造纸浆。因此，在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纸浆还是由麦秸和芦苇等草木造的，所以，纸张的质量低劣”（日本造纸联合会语）。事实上，旅馆的卫生纸、教科书、书籍等的纸张质量，不能说是上等的。
对于群众来说，更成问题的是纸张缺乏。国家经济稍许活跃些，纸张的消费量就要一下子升上来，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同样的。
但是，据说中国的纸、纸浆的生产量，这几年是七百万吨左右（据日本造纸联合会调查），几乎没有增加。
因此，纸张不足甚至使报纸都减少了版面。
为了“四个现代化”，现在即使很少的一点外汇也想得到。轻工业品出口增加是件好事，不过，包装出口商品的硬衬垫纸却无法再增产了，只好从日本增加进口。对于宣称一切都要自给自足的中国来说，这肯定是件懊丧的事情。由于缺电，北京的夜晚是昏暗的虽有万里长江，电力却严重不足，这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这是由于利用水力发电方面落后所造成的。
北京的夜晚，街头昏暗。这并非是因为国情不同，没有霓虹灯，而是因为供电不足。郑州的旅馆的走廊，竟暗得连报纸都不能看。
中国的发电能力，现在大约是四千五百万千瓦（水力发电是一千五百万千瓦）。按九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用电量为零点零五千瓦，大约只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的水平。
在中国，家庭用电制品原来就不多，其中，电视机、电冰箱等耗电量大的制品，价格极贵。电力也被称为“工业的血液”。既然电力有限，那么，当然首先要把电力重点分配给钢铁、石油化学等基础工业使用。成问题的一代记者：釜井卓三始终是老一套的干部万里是老练的行政官员，周培源是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他们答复我关于成问题的一代——有气无力的中层干部的问题时，总是含蓄地说，“问得好”。
我们在采访旅行中，也多次遇见那种抱有“这也挨批，那也挨整”情绪的中层干部。
例如某重要机关的负责人Ａ先生。也许意识到是会见“西方”记者，或者另有原因，总之完全没有谈与他的身分相称的“掌握实际情况”的话。他好象是怕不小心说错话以后就不得了，所以，不管你问什么，总是老一套，抽象地回答。
在另一处也是这样。谈话主题是最近中国大字报主要的讨论问题——“民主和法制”。在地方上居相当重要地位的Ｂ先生也和Ａ先生一样，他的回答照例是“省委的指示如何如何”、“上级认为如何如何”。好容易说出“我认为……”这句话的时候，约定的时间已经快要完了。
“成问题的一代”不仅是复出的干部。例如青少年吧，在“四人帮”横行时代的“三无”
——无纪律、无文化、无理想——教育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人中，有不少人仍然停留在“三无”的状态中。“情况的严重性在于十几年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中国的科技界“研究人员青黄不接”。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培养出人材，已成了大问题。关键在最高领导层的领导力量但但是，这样的问题反过来说，恐怕也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领导力量问题。最欢迎粉碎“四人帮”、欢天喜地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些“这也挨批，那也挨整”的人。他们才是应该最热烈支持现体制，以最大力量执行现领导的政策的人。不能把这样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那就成问题了。最近《人民日报》指出，有的干部害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概是这十几年来“激烈动荡的体验”，造成了就象随波逐流的水母一样的有气无力的一层人。用不着我们这些外国记者来指出，干部正是执行中国现代化政策的关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