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苏格兰人报》四月十八日刊登利兹·泰勒的一篇文章，题为《利兹
·泰勒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到中国后头昏眼花》、《在北京要好得多》，摘译如下：
这次旅行并非始终一个样儿，但是在整个旅行中，我们受到“北京将会好一些”这个口号的鼓舞。
然而，与多数鼓舞人的口号不同的是，事实证明这个口号是真确的。我们终于到了北京这里，北京也确实是比较好的。
我们一越过蒙古和中国间的边界，情绪就轻松了，车厢里响起了一阵欢快的声音，我们听到中国扩音器里用英语说：“我们欢迎英国朋友。”
。
他们欢迎我们！俄国人板着脸，采取敌视态度，蒙古人狡诈地咯咯发笑，在经受了这些对待之后，中国人的欢迎是令人陶醉的酒。
在中国，我们发现搬运工人给我们扛行李，没有什么护照限制，所作的安排实际上是奏效的，人们可以微笑。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一出去，便有人群围着我们，又是点头，又是微笑，领着他们的天使般的孩子，严肃地说“ＨＥＬＬＯ”（哈罗！）。
旅馆是斯巴达式的，但是舒服。
我们高兴的最大原因是，食物还可以吃。在此之前，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吃的是一大份一大份狗食似的东西。由于没法子“都吃光”，因而使俄国服务员大为恼火，俄国火车餐车上的女服务员嘟嘟囔囔，我可以肯定，这些嘟囔的意思是：“如果你们不把盘子的东西吃完，你们就别想再得到别的东西。”
俄国的食品无疑是世界上最低劣的。从来没有水果、蔬菜或牛奶。
蒙古的食品也好不了多少。除了早餐可口的酸奶酪例外。其他食品都是羊肉垫底，甚至汤也是如此。
但是在中国，可以吃到姜焖鱼、肉丝或者栗子鸡、蘑菇、白菜、青椒、豆腐、菠菜——我从来不曾想到过看见一盘菠菜会使我流口水。
当我们到达大同——我们在中国的第一站
——时，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宴会上，最可口的两个菜是松花蛋和海参。在蒙古吃了羊肉以后，再吃松花蛋和海参，味道格外香。我所发现的中国饭的唯一缺点是在早餐时供应一种生日蛋糕式的大冰糕。
但是，当说到饮料这个题目时，我为自己是一个苏格兰人而感到自豪，因为，在这次令人惊异的旅行中，我所到之处，都可以喝到我们国家酿造的这种酒，即使在贝加尔湖也是如此。
有的地方你喝不到咖啡，有的地方你喝不到茶，有的地方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杜松子酒或白酒，但是任何地方都有威士忌酒。的确，通常只在一些用外汇买东西的商店，如俄国的小白桦树商店、蒙古的美元商店和中国的友谊商店才能买到威士忌。而如果没有威士忌，苏格兰人肯定是熬不过西伯利亚春季严酷的气候的。
【本刊讯】英国《苏格兰人报》四月十八日刊登利兹·泰勒的文章，题为《尝尝中药的味道》，摘译如下：
贾尼内一度变得越来越苍白。虽然我们中的几个人注意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以为这是由于乘火车横越西伯利亚的辛劳和蒙古令人怀疑的好客造成的，我们以为到了中国，她的不适之感就会消失。
结果正好相反。我们一到北京，她的身体完全垮了，她病情发作。显然，需要就医。
在我们向英国大使馆打了电话以后，一位名叫麦凯布的金发苏格兰护士急忙来到了我们旅馆门厅。麦凯布护士已经在北京工作一年了。她瞧了贾尼内一眼，便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我们送到欧洲人看病的首都医院。
她说：“贾尼内挺幸运。如果她注定要生病的话，那么这是最好的生病地方，首都医院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
她这番热情赞扬使我们对首都医院门诊部外貌不扬的情况没作好思想准备。
首都医院门诊部看起来象一座很不整洁的办公大楼，在二条熙熙攘攘的大街的旁边，附近是百货商店和餐馆。在灰色水泥门厅内，有个电梯，把我们大家送上楼，走廊两边有许多小办公室。在这里他们治妇科病，照心电图和开传统的中药。
麦凯布护士警告贾尼内说：“如果他们给你中药，你可不要大惊小怪。我不知道这些药里边都是些什么，但是看来对许多病的确有效。”
在西方人看来，中药看来可能是原始的，但是对突然来的病人的照料是无微不至的。护士们赶忙跑在贾尼内身边，轻轻地脱下她的大衣，赶忙把她送到一个小室，在那里，有两三个健壮和慈母般的女医生，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开始对她进行一系列检查和化验。在国内可能需要好几天的检查和化验在那里很快就作完了——血和尿、心脏和血压。
麻烦的是妇科，在她们诊断她的病情时，她们发出了同情的咯咯声。
外边走廊上，一个身材瘦小、脸上有皱纹的护士，耐心地用一块湿抹布擦走廊的洁白的墙壁。我和她搭话，她用很棒的英语回答，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她说起话来酷似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中产阶级妇女。
我问：“你是在什么地方学的英文？”
这位老妇人说：“在学校。”她一定是许多年前受的教育。结果发现这位擦墙壁的妇人也是这所威严的医院的护士长。除了中国外，哪里还有一家市医院的护士长用业余时间擦走廊的墙壁这种事呢？
三小时以后，医生们作出了诊断。需要给贾尼内立即作手术。她们怀疑她的病是子宫外孕。她们认为她不宜继续和我们一起旅行了，甚至不宜乘坐第一班飞机飞离北京回伦敦。情况非常紧迫。由于好几天默默地忍受痛苦，她还严重贫血，因此需要在手术前输血。贾尼内吃惊地说：“但是我是ＲＨ阴性血型。”
医生惊呆了。中国人没有阴性血型，结果发现北京只有一个这样的献血者。他是德国人，他们必须赶快找到他。当她们考虑这个问题时，中国医生和麦凯布护士彼此微笑着亲密地聚在一起，看到她们那种关心的样子，我们大家都放心了，这表现了热情、仁爱、乐观和诙谐。
这次危机是在我们预定要坐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南京之前几小时突然发生的——危机往往就是这样。
贾尼内和她丈夫被急忙带到另一座大楼的一间病房。我们向他们告别以后就赶火车去了。他们虽然不再和我们一起旅行了，但是我们心里还是惦记着他们，不时地谈到他们。
我们坐火车旅行了一天一夜就到南京了，我们的服务员给首都医院打了电话。她打完电话回来说：贾尼内已经作过了手术，“挺好的，虽然身体虚弱。”那位德国献血者又给她抽了一些血，准许她丈夫住在医院离她近些。
【本刊讯】香港《明报》四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的文学奖》，摘要如下：
世界各地，早就设立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有大有小，比方美国，文学奖的种类就很多，分为全国性和地区性，其中最为权威的，是包括文学、历史著作、传记、新闻和翻译的普立兹奖，今年还新设立了一个“高夫曼处女作小说奖”，由明年开始颁发奖金一千美元，每年颁发一次。这项奖金的设立，在于鼓励新进作家，使他们由于这项奖金的获得，而为文学界所重视。小说家高夫曼女士，因为一生中扶掖了不少新进作家，这项奖金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她的精神。她于一九七七年逝世。
至于美国的短篇小说，近年已经较少发表的机会，原因是许多过去经常刊登短篇小说的杂志接连结束或改变编辑方针，紧缩经济开支。
较有内涵的短篇小说，《哈泼斯》、《大西洋》和《纽约客》杂志还有刊登，最近且结成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出版，并且受到一定的注意。
这两本选集，一本是《一九七八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主编人本该是玛莎·佛里，因为她主编这种每年一本的选集，一连编了三十七本，至一九七七年逝世，去年的选集，才换了新编辑。去年的选集中，一般认为最好的两篇，其一是以纽约蓝领阶级为主角的短篇，另一篇是写波兰犹太人在二次大战时的遭遇。
另一个选集，是以美国短篇小说大师奥·亨利命名的得奖作品选，名为《奥·亨利奖——一九七九年得奖作品》，得奖的作品中，竟有三篇是以婚姻失败为主题的作品。
【本刊讯】香港《明报》四月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改变历史的书》，转载如下：
《改变历史的书》是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唐斯博士所编著的一本专门讨论“书”的书，自一九五六年由纽约的新美国图书馆出版到现在，已有十种外文译本，行销达百万册以上。
唐斯博士在本书中，共介绍十六册书。其中社会科学部分：自马基维利的《王者论》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有十册；自然科学部分：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六册。为甚么只选这十六本书呢？据唐斯博士在原书的序文中说：因为这些书对于人类的思想行动、政府的决策和国力的发展，都曾经发生过重大而持续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仅限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及于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由于这十六册著作，确实改变了天下大事的发展方向——有时是向好处变化；有时是往坏的转变，所以作者称之为“自文艺复兴时期（公元十六世纪）以来‘改变历史’的书。”
十六册书中，除了少数几本比较容易阅读外，大部分是属于极枯燥乏味的学术性论著。但是，以博学闻名的唐斯博士介绍这些书时，却能以深入而浅出的通俗笔法，从各书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书的动机和经过，谈到该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后世的具体影响。让有意追求知识的青年朋友，从中了解十六册名著的精华与价值；同时也让读者们，由此而对近代西方文化之演变和发展，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除此之外，本书还有一大特色，即是唐斯博士从各书出版时的报章杂志，及抱反对意见的学者们，对那本书所作的反应与评论中，或是历史学者、传记作家的记述中，找出各种具体事例和数目字，说明该书的影响力如何强大。
例如本书第十篇《希特勒及其我的奋斗》中，作者引用了著名的批评家库辛斯所说的一段话：《我的奋斗》乃是“二十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为了这本书中的每一个字，有一百二十五个人丧失了生命；每一页，四千七百人；每一章，死亡的人数在一百二十万以上。”因为，自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在德国内部以及欧洲、北非战场上所毁灭的生灵，推本溯源，莫不由此书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