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人民日报》四月十日和十一日连载费克拉兹的一篇题为《苏联——各族人民的监狱》的文章，摘译如下：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很多方面，就象任何其它的压迫制度一样在起作用，它摧毁各民族文化的基础，极力反对苏联各个少数民族，并大力实行血腥的镇压。
然而，在其他方面，它竭力将它的压迫掩盖在苏联各民族平等和合作的这一社会面具下面。正是在合作的名义下，成千上万名俄国青年被改变成了真正的移民；正是在各民族平等的名义下，联盟制度已滑到奴役各共和国的邪道上了。
十一个民族消失了，二十万摩尔达维亚人被俄罗斯人同化了，参加部长会议的百分之九十是俄罗斯人，十六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两名非俄罗斯人，六十五万乌克兰人来到克里米亚已被流放的鞑靼人的土地上……强迫移民一九六一年，在“出现了新的工业中心”、“发现并开发天然资源”、“开垦土地”等借口下，苏共二十二大决定必须进行强制性的移民，这在今天导致发生了各共和国人口组成情况发生有利于俄罗斯籍居民的越来越巨大的变化。
在地处欧洲的位于波罗的海的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俄罗斯族移民占当地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例如在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口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年期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与此同时，该共和国总的人口才增长了百分之十三。
在地处中亚的那些共和国中，人口出生率要高一些，总人口的增长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尽管如此，由于大量地安插了俄罗斯族移民，俄罗斯人口的增长率几乎同整个人口的增长率维持在同一水平。在哈萨克，俄罗斯人占了整个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归并少数民族这种政策导致某些少数民族的消失。一九五九年，据官方统计，苏联有一百一十五个民族；但到一九七○年时，只有一百零四个民族了。然而，就在一百零四个民族中，有五个民族的人口下降了。
例如，卡累利阿人从一九二六年的二十四万八千一百人，下降到一九七○年时的十四万六千一百人。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以人口减少为借口，将卡累利阿加盟共和国缩小成自治共和国。如果人口继续下降，自治共和国的这种地位，不知还将发生什么变化。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年期间，有二十万摩尔达维亚人被俄罗斯人同化，今天，在大约一千二百万人口中，仅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讲摩尔达维亚语。同时，这个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的领土已被征用来建立集中营。某些联邦机构为俄罗斯化服务苏联的最高苏维埃象它的名称所指明的那样，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在最高苏维埃里，各民族似乎都有着公正的代表：一九七○年，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六点一的非斯拉夫各民族，拥有百分之四十点三的席位。然而，只要仔细看一下拥有国家真正权力的各机构情况，就可看到更符合现实的情况，即联邦机构完全由俄罗斯族干部所控制，成了为俄罗斯化效劳的特殊工具。
在部长会议内，百分之九十的职位由俄罗斯人担任，在诸如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和克格勃这类国家委员会内，情况也是如此。在每个共和国内，各关键部都从属于中央政府和共和国政府双重领导。这些部主要是负责农业和供给、装备、教育、司法、财政、建筑及贸易。比如在乌克兰，一九七五年，这些关键部有二十八个。纯共和国的各部只负责完全地区性的问题：次要的公路、消费机构、地区性工业和运输、市镇机构、社会保险。也是一九七五年在乌克兰，这样的部只有六个。
在苏共机关内，情况也是一样。在政治局，十六个委员中只有两个属于“其他民族”。所有新的政治局委员都是俄罗斯人，只有一个候补委员是“其它民族”的，他叫阿利耶夫，是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他在成为候补委员之前，一直在克格勃供职。从这一点可以明确看出所谓民族干部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政治局正式委员、“乌克兰人”契切尔比茨基，整个生涯都是在勃列日涅夫卵翼下渡过的，而勃列日涅夫通过他保证了自己在乌克兰的地位获得巩固。
在所有各共和国，共产党的第一书记都是“民族”干部，而第二书记总是俄罗斯人。如果说第一书记具有重要的代表作用，那么正是第二书记的职位拥有决定权。正是第二书记负责组织工作，向苏共中央机关建议任命干部。第二书记中有四人以前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门的副部长或部长（亚美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塔吉克的第二书记就是这种情况）。立陶宛的第二书记在晋升前已经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检查官。其他的第二书记也都曾担任共产党书记或者别的共和国共产党地区组织书记。他们被任命担任第二书记是为了拥有选择政治干部方面的权力或者地区权力。挑动各民族彼此对立奉行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这个陈腐的原则，显然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的动力之一。
对那些希望返回自己故乡过活的、被流放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一级的当局给予的一成不变的答复是，这种返乡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故乡的人口过多。克里米亚的人口增长正是由于大量移民所致。这些移民是斯拉夫人。六十五万斯拉夫人被迫定居在克里米亚。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这种强行的殖民化以每年定居四、五万人的速度继续着。另一方面，在一九七五年的八十三万三千鞑靼人中只有三千人被准许返回他们的故乡。
对自然资源的经济掠夺，强令进行的单一耕作，没有或只有落后的工业基本建设，大部分农村居民的贫困，山区居民的流放，这一直是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化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压迫的显而易见的形式。今天，这是克里姆林宫对中亚各共和国进行压迫的形式，这些共和国作为殖民地而被视为苏联中央地区的原料供应者。对各族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流放在这些中亚共和国中（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气候条件对种植棉花特别有利。于是很快提供了发展这种种植的手段，以便满足国家的需要。但是，在六十年代，勃列日涅夫以“在各加盟共和国中高度发展的劳动系统”的名义，决定中亚各共和国必须把种植棉花作为它们“主要生产活动部门”。中亚各共和国的殖民地经济因此，现在这些共和国提供了国家全部棉花产品的百分之九十，但是，这损害了自然条件有利于生长的其它作物：蔬菜、谷物与饲料。在塔吉克，棉花占可灌溉田地的五分之四，在乌兹别克，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播种面积种棉花。此外，在同一块土地上持久地实行这种单一的耕作，便引起了土质的严重恶化，而这一情况又使得农业的不平衡状态更为严重。例如，在塔吉克，一九七七年的谷物产量已比了九四○年的产量低百分之二十六点五。一般说来，棉花本身的产量也正在下降。
同样，没有向这些共和国提供任何手段，以便使它们能够加工它们的自然资源、原料和农产品。吉尔吉斯甚至没有自己的化肥工业，然而，它是苏联主要的农业区之一。在乌兹别克，当原棉产量成为占全部原棉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五时，它的棉织品产量只达到全部产量的百分之三，甚至在近十年中，产量还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九。事情到了这种反常的地步，头等的原棉生产共和国不得不从其它的共和国里进口大量的棉织品和针织产品。
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哈萨克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地区，赫鲁晓夫农业开发政策最出色的执行地，今天，是勃列日涅夫显身手的地方之一，他最近又在自我吹嘘的回忆录小册子里谈这个地方。该共和国提供占整个苏联五分之一强的粮食，但这个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别伊谢巴耶夫自己说：“农产品的加工工业处于很落后的状态……哈萨克是生产大量粮食的一个大共和国。然而，面粉，粗碾谷物和通心粉要大量地从国家其他地方进口。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基础太差，以致于生产不了这些食物。”这不是没道理的！
经济上的依赖性，成为苏联中部地区的原料来源地，这就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殖民地化地区）的经济状况的特点。必然结果也就是人民的贫困化。在农民收入的统计中，这些加盟共和国是排在名单后面的，这里的收入相当于最富裕地区的不到二分之一。如果考虑到两个事实——首先农村人民的收入相当于工业劳动者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七点四，其次，中亚农业劳动者的比例大大多于工业的劳动者，那么，这些地区就是整个苏联最穷的地区。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三月二十六日一期刊载一篇题为《琼斯城的另一个受害者》的报道，摘译如下：
迈克尔·普罗克斯是幸运儿之一，是人民圣殿教去年年底在圭亚那诱使九百人进行集体自杀事件的一个幸存者。但是这个悲剧最后还是饶不了他。上星期，他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城的一家汽车游客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要求播放一盘录音带，据他说，这盘录音带将会证明，琼斯城的那些人并不是受到胁迫而结果自己的生命的。普罗克斯说了这些话之后，也不理会记者的提问就走进隔壁浴室里，用一颗子弹打穿自己的脑袋。三小时以后他就死了。
普罗克斯（三十一岁）就这样成为琼斯城悲剧最近的一名死者。他的死是琼斯神父的影响——甚至是从坟墓里出来的影响的令人不安的表现。事有凑巧，就在普罗克斯死后第二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就得到他要求发表的那盘录音带的复制品了。这盘四十三分钟的录音带录下了琼斯城最后极度痛苦的挣扎；并且清楚地表明，琼斯要求他的门徒们喝掺有氰化物的果子汁进行“革命的自杀”。
普罗克斯以前是电视记者。一九七二年，他开始去做揭露人民圣殿教派的工作，后来就留下来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并且很快升到主要新闻发言人的地位。当琼斯的门徒集合起来进那致命的圣餐时，普罗克斯和另外二人（蒂姆·卡特和迈克·卡特）正奉命携带一个手提箱进入丛林。手提箱装着五十万美元和给苏联大使馆官员的信件，使他们可以提取人民圣殿教存在瑞士银行里的七百万美元。普罗克斯后来说，他们把手提箱留在丛林里了，因为太沉提不动。
圭亚那官员逮捕了普罗克斯，后来又把他放了。他就于去年十二月间潜回美国，近乎隐居似地同他的母亲住在莫德斯托。一个脱离圣殿教的人珍妮·米尔斯上星期说：“他除了他的家人真是杜门谢客。他看不到任何不同的前景……所以他的思想还是在受到严厉控制下活动的。”他自杀也许是为了表明，琼斯的门徒们并不是在胁迫下自杀的。但是蒂姆·卡特认为，普罗克斯也许就是受不了这样的想法：他和人民圣殿教的其他的信徒们已被引入了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