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四月十二日刊登杜普霍恩（此人在西贡生活了十三年）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美国人的别墅里现在住着北方来的干部》，副题是《西贡的新面貌——黑市上的大米从何而来？——面貌陈旧的街道——俄国人就是“苏联人”》，摘译如下：
自一九七五年四月“解放”以来的四年时间里，西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把自由的私营商店改造成为受控制的国营商店之后，几乎所有较大的私营商店都关门了。商店的大楼还在；西贡没有什么东西被摧毁。仓库和商店里都曾有过充足的货物，在南越政权崩溃后不久，人们还可以用正常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东西。可是后来一切东西都慢慢地贵起来了。然而，在政府官员对商店里搞了一次所谓盘点以后，就连贵的东西也没有了。当局不仅把货物拿走了，而且还到处找黄金，尤其是拿走外汇，也就是美元。今天，黄金和美元在这个使用新货币盾（越南货币名称）的国家里，仍然是两种国际货币，这种新盾在任何一个世界货币市场上都没有人用。中等商人的货物被没收了，当局只给开一个毫无价值的收据。这样私人商店基本上被铲除了。现在，副食品、服装和其他所有的日用品——即从一根针到一包水泥——的生意，都只能在国家的控制下进行。
以前的私人商店，约有百分之八十都已关了门。许多房子的大门口上面都刷上了标语：没有什么东西比独立和自由更宝贵的了。有一次，一位聪明的越南人向我解释说，这些口号或所谓的自由，只是政府才有，普通的小老百姓是什么也没有的。
现在还逗留在西贡的外国人——只有为数不多几个人了——和旅游者可以在外汇商店里买东西。
但一切东西都要用硬货币支付：首先是美元，其次是法国法郎，瑞士法郎和德国马克。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这里不要。在这里可买到的东西，有美国的威士忌，法国的葡萄酒和白兰地，可口可乐和啤酒。美国的香烟是热门货。一条香烟值八个美元，而在红市上却可以卖十六到十八美元，有时还可以卖到二十美元。这里也有一种特别的啤酒，即所谓“３３”牌啤酒，这种啤酒是当年法国人在这里生产供出口的。按规定包装好，然后贴上有俄文的商标，即可出口给苏联。
然而，已启程了的船货却又返回来了，俄国人拒绝接收。据说现在要把这些啤酒拿到当地市场上出售，然而要收美元。
那么，谁能够买这些东西呢？本地人是没有办法买的，因为他们不能在外汇商店里买东西。那么怎么办呢？这时来了一个菲律宾的贸易代表团——我们姑且这样称呼它。都是菲律宾人，约有二十名男人和妇女，他们今天还逗留在胡志明市。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是因家庭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原因都不打算回国了。现在，他们已在进行红市贸易，而且只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还允许这样做的话，生意还挺不错。按照外汇法，政府随时都可以拘捕这些人，但政府允许他们搞这种红色交易，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可以得到被隐藏起来的外汇。交易方式如下：人们先在外汇商店购货，然后把它带到红市市场（即国家允许的自由市场）上，部分地出售给居民，从中获得利润。所需要的美元就被秘密地收回来了；它的比价每天都在变化。这个红市市场很繁荣。但货币是掌握在能控制这个市场的那些人手中的。
来自私营企业的税收没有了，国营商店很少；贸易简直就是停下来了。国家缺乏收入。但到月底国家必须给大量的职工和雇员发工资。一个职工每月的平均收入约为四十到六十盾（约合十一到十八美元），有些人的收入还要少一些。在政府办的饭馆里，一杯咖啡要卖一个盾，一个汤，一碗有一些肉丝的面条，要卖一盾半，一份鸡卖八盾。
许多人已卖掉了自己所有的财产，到了“新经济”区，以便在这种“新经济”区里用自己的双手向土地要粮食。
手工艺中心，是一座横跨两条街道的大建筑群，出售价格高达数千美元的麻栗木家具，此外，还出售用树皮和木头制的工艺品，手工刺绣的女上装也摆在展览橱窗里。这是一家只为旅游者开放的商店。这些旅游者都在其领导人的带领之下。到处都有越南的“公安人员”在进行安全保卫，特别是对外国人。每个高加索人都长着长鼻子，有时不论男女都有金黄色的卷发，所以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人们一律把他们叫做“苏联人”，即俄国人。现在俄国人在西贡市取代了美国人。他们来去都是成群结队，并且非常谨慎。但有一次却是一个俄国人来到外汇商店，看样子必定是个什么干部，他要买十二条蓓尔美尔牌香烟。外汇商店的女售货员说：“很遗憾，我只能卖给您四条。”这位俄国人就气愤地用拳头打桌子。这时，陪同这位俄国人的越南人连忙上前劝解，女售货员只好如数把香烟卖给他。
人们在红色市场上也可以买到想要的一切东西，如肉、糖、鸡蛋、黄油和奶酪等。但价格非常昂贵。一公斤大米要六至八个盾，一公斤肉要十五个盾，一公斤糖要十八个盾。这就是说，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刚好能买三公斤糖。每公升汽油在这里要卖五至六个盾。在自由市场或加油站里是买不到汽油的。然而红市上的大米、糖，尤其是汽油是从哪里来的呢？国家垄断着这些货物，国家，或者毋宁说是所谓干部掌握着分配权。
他们搬进了过去美国人居住的别墅。现在来自北方的干部就住在这里，有的还带来了家属，房子跟前还停着配备司机的小汽车。有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商店，在这些商店里，他们可以得到给他们的配给品。这些人首先能领到足够的大米。甚至还可以从中拿出一部分来转售给别人。不然，红市上的米会从什么地方来呢？
有一条两旁都是房屋的街道被用大铁门给封锁起来了。在大门口站着持枪的岗哨。在这条街道里住着高级官员。过去这是越南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代表团的美国经理们住的地方。这些房子造得很高级，每道墙上都挂着壁毯，房子里有冷热水，所有的房间都有空气调节设备。现在是新的阶级住在这里娄。
小老百姓只能从老远的地方看看它。他们每天都在为从何处能弄到一碗米而发愁。一个工人每月的口粮是：九公斤粮食，但不是米，大多数是三公斤面条、三公斤面粉和三公斤麦子。要想有三公斤米那是非常不容易的，除非是碰上伟大的革命节日。不配给肉、糖，也不配给其他食品。
每个人都为养家糊口而发愁。为了活下去，所有能卖的东西都被卖光了。我看过一些房子，里面只剩下一张床了，其他所有的家具都被拿到市场上卖掉了。这些财产就这样毫不费力地转移到了北方。以前富裕的南方，现在正变得越来越穷了。
我在这个市场里逛了一趟，过去在这儿是一切日用品应有尽有。现在这儿到处都是国营商店。在店里卖的尽是那些人们并不急需的东西，而衣服就没有。一年每人只配给二公尺衣料，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有人在从市场到市内的大街上出售他们的旧衣服。过去在西贡从来也没有过这种事情。那时新衣服也是这么便宜，谁还会去买旧衣服？在继续进入市内的途中，我们经过了一些街道，那些曾到过“新经济区”而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人都居住在这里。这些毫无出路的家庭就在墙跟前和别人的家门口。混血儿在到处乱跑，许多天真可爱的孩子离开了父母，在街上到处乞讨。以前大街上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多讨饭的孩子。他们特别是都逗留在那些能够碰到外国人的地方。有一天，一个俄国人来到一家书店买邮票。一个八岁左右的要饭小姑娘羞怯地走近这位俄国人，一次又一次地拉他的袖口，喃喃地央求了好一阵。但这位俄国人连理都没理她。这位小姑娘很任性，她继续拉他的袖子，于是，这位俄国人就火了。他打小姑娘的手，不但一点东西没给她，反而骂道“滚开！”这位小姑娘被吓得跑到街上去了。
以前，在这里也有一些丹麦人，他们建造了一座化肥工厂。由于遇到供电不足的困难，他们只好返回丹麦，但若是供电问题解决了，他们将再回来。一个由俄国人组成的较大的代表团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了九龙旅馆大厅，人们马上就看出这些人是受过军事教育的。他们是越南为同柬埔寨打仗而请来的军事顾问。他们也喝啤酒，然后就去乘电梯了。
在这里“革命”之后，斯大林的书还是占主要地位的。但后来渐渐地从市场上消失了。
【法新社雅加达五月二十日电】（记者：苏哈约诺）据今天消息，有权势的陆军参谋长维多多将军说，新加坡已对印尼加强军事力量一事表示关切。
雅加达大报《希望之光报》报道，维多多将军五月十八日在南苏门答腊巨港向当地的军官传达情况时说，陆军正在使五十个特别营的装备现代化，以防万一。
据报道，维多多说新加坡有一次曾对这个计划表示关切，但是，「维多多将军趁某次访问新加坡的机会明确表示，新加坡不应该担心印尼会进攻新加坡」。
这家报纸没有详细报道维多多将军的讲话，但是这则报道证实了这里早些时候的传说，就是新加坡显然对建立这些精锐营感到不快。
维多多将军还宣布，为了满足形势的要求，有三十五万人的陆军正在进行「刷新」，把少壮军官安排在各个要塞。
预料，在国会通过一项国防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印尼人年满十八岁都要接受一定时期的军事训练）以后，现在有五十万官兵的武装部队将能把人员增加一倍。
【美联社吉隆坡五月二十一日电】《新海峡时报》星期一发表社论说：泰国处境十分困难——在柬埔寨人进入泰国的时候，越南人指责泰国同叛乱分子勾结，在泰国试图把柬埔寨人赶回本国的时候，一些国际机构又指责它不人道，再加上中国表示愿意提供援助，这也不是什么吉兆。
泰国政府的镇静是值得称赞的，它为保护自己的主权和中立而进行的努力应该得到东盟全体成员的充分支持。
这种种混乱的起源很清楚。越南自称在老挝和柬埔寨负有「崇高的国际义务」，可是这遭到了国际的谴责，在它的邻国中间引起了惊恐。
它为了同中国打仗而进行的动员工作已经造成了华人和越南青年（为了逃避兵役）外逃人数增加。
虽然河内的使者在雅加达向东盟国家保证越南要阻止难民外逃，可是，越南部队却在柬埔寨兜捕华人，用卡车把这些人送到泰柬边界。
但是，尽管遇到了这种种挑衅，东盟国家还是不能落入陷阱，在中越冲突中支持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