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五月三日刊登它的撰稿人乔纳森
·考夫曼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现代化的经济现实》，转载如下：
中国打算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过去从来没有人搞过象这样的事情。当美国着手搞工业革命时，它可以从欧洲所犯的错误和取得的经验中学到东西。同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期间也可以依靠西方的专门知识。
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榜样可以学习：朝鲜奉行的着眼于出口的政策、某些拉丁美洲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
但是从人口、幅员和利益的多样化来讲，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居首位的。它自成一类，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没有榜样可学。
然而，不管有没有榜样可学，中国已经决定尽可能快地实现现代化，主要是购买它所没有的东西。
可是，中国由于缺乏建设的榜样而造成了大量的问题。今年广交会开幕的混乱局面就说明现代化并不总是按照中国人所希望的方式实现。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说，至少，中国在今后几年能够进口的外国技术比它所希望进口的少得多，而且在操作外国技术方面面临着大量的经营管理和组织问题。
最糟的是，中国目前根据远非不可想象的计划制定的进口大批外国设备和工厂的建设方针可能使它受制于外国供应商，并且妨碍它为建立健全的工业基础所做的努力。
迄今为止，全世界的注意力大多数集中在中国现代化的事情上——就是外国公司企图向北京销售先进的技术。但是，四个现代化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外国先进技术是否使用得当，即中国在采用这种技术方面会取得多大的成就。
实业界的希望同经济现实发生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不例外。
最初北京说，它计划到一九八五年将六千亿美元用于工业投资。其中大部分将用于从美国和日本进口成套设备和货物。
现在，甚至连中国领导人也公开承认，他们的目标过于雄心勃勃，虽然他们还没有发表修改后的数字。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对华贸易处处长多布·麦格雷戈认为，中国人将不得把原来规定到一九八五年实现的目标推迟到一九九○年，并且也将不得不把他们原来计划的总开支六千亿美元削减到较为实际的三千五百亿到四千亿美元。
中国将接受的外国投资数额也将大大少于早先预料的数额。
这里的一位受到普遍尊敬的银行经济学家指出：“你不能强迫一个国家一夜之间就消化这么多的资本。中国受到了缺乏基础设施和专门技术的限制。它至少需要用一两年的时间来教会它的人民如何使用先进技术。”
去年，中国进口了价值一百亿美元的资本货物。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明年和一九八一年，中国将能够进口价值二百亿美元的资本货物。
在这以后，进口将大大下降。
他说，“这种购买热造成的影响将以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的形式表现出来，决策人将一定会大喊刹车！”
这是中国将不得不面临的第一个经济现实：它得到的技术将比它原来打算得到的少得多。
中国还不得不降低它能够购买到的技术的企望。中国人在同外国公司洽谈时说，他们希望购买西方能够提供的最新的技术。
但是，麦格雷戈先生说：中国必须考虑到它的技术人员是否能够“掌握他们所引进的技术”。
这位银行界分析家甚至更加直言不讳。他说，从外国引进全套工厂设备“将使中国人不能发展他们自己的技术。他们将被迫接受另外的系统，而不是发展他们自己的固有的能力。”
发展中国家的关键任务之一是使现代化的技术适应于需要劳动力多的经济部门。用所有最新式装置装备的第一流的日本石油化工厂对象中国这类国家说来还不如老式的工厂更有价值，因为老式的工厂虽然需要较多的人力（这在中国不成问题），但是，这种工厂设备容易仿造，容易训练人来掌握它。
因此，经济上的第二个现实是：中国将不得不寻求不那么先进却容易掌握的技术。
在本届广州交易会上出现的混乱局面表明，中国在努力实现现代化时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组织问题。
中国人原来宣传说，今年春季交易会将是迄今效率最高的一次，他们打算用新式设施招待大批涌来的外国商人。
结果他们让外国商人在公园里睡觉、在旅店的餐厅里自己打扫餐桌。
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广东。常常有这种情况：外国商人带着同省、市革命委员会签定的“合同”离开中国，结果却发现，中国银行（他们认为这家银行能为所签订的项目的贷款担保）根本不知道签定合同的事。
一位西方银行家说：“中国人应该首先弄清他们的各个机构在财务方面的责任，然后才能向西方大量借款。一个省和市的政府在借钱和签订协定方面有多大权限？它们的收入和支出有多少？”在工厂一级的情况也是这样，中国人将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解决管理问题，特别是那些他们引进的工厂的管理问题。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斯坦利·扬先生说：“中国人训练管理人员的工作已中断了十年，不可能一个早上就训练出管理人员来。”
因此，经济上的第三个现实是：引进一个工厂是一回事，管理它又是一回事。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实业家们和中国自己所希望的速度要慢得多。随着中国人对现代化所需求的东西的调整，象本届交易会上出现的这种组织混乱现象还会重复出现许多次——在工厂、建筑工程和贸易交往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近，《工人日报》告诫说，“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主要依靠引进先进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
但是，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发展中国家所共同的经历：一场期望得到越来越多的福利的革命。
中国领导人已经答应给人民以较好的物质生活。满足对消费品和工业品的要求的最快的办法是引进“一交钥匙就开工”的工厂——外国公司提供全套设备和零件，中国人只提供地皮和劳力，钥匙一交，工厂即可开工。
对于外国的实业家来说，这种现成的工厂就是他们的摇钱树，一个外国公司到了中国，把工厂建好后就离开了——使中国在进一步获得供应品、维修和改进设备方面都要依赖它。
这位分析家又说：“如果要想使自己的人掌握熟练技术，这种现成的工厂是不适宜的。中国应该引进那些既可生产又可训练人材的设备。”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该研究印度而不是注意美国和西欧。印度尽管人口众多而且相当贫困，仍然能够培养出一批足以够自己使用的工业上技术熟练的人材，印度人现在甚至正在中东地区建设工厂。
一位阿根廷经济学家在最近访问期间说，世界上，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收入居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大概可以向中国人提供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吸收外国技术的教益。
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在没有找到一个在发展上取得成功的榜样做为向导的情况下，应该慢慢地采取行动。五年的时间是太短了，不能使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尤其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即使增长率的幅度很大，中国要达到美国当前按人口平均的收入水平也要花九十年的时间。
力图过快地实现那个目标，必将产生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由于对必需品的需求大大超过供应能力而产生的通货膨胀；由于人民对政府未能实现其诺言感到不满而产生的政治上的不稳；由于外国在中国开办的工厂看来不会象它们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办得那么好而对西方产生的不满。
对中国来说，经济发展必须是一个缓慢的逐步的进程。
【本刊讯】美《时代》周刊一月十五日一期在《科学》栏内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银滩的财宝》《一六四一年沉没的西班牙大帆船被发现》，摘译如下：
当伯特·韦伯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住在远离大海的宾夕法尼亚乡下的时候，他就幻想着寻找长年丢失在沉船中的财宝。去年十一月，韦伯的船最终遇上了机会。这位三十六岁的冒险家把船停在一艘十七世纪西班牙大帆船“康塞普西翁号”沉没的海面，位置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北大约八十英里远的地方。上周，这位喜气洋洋的潜水员同他的寻宝伙伴杰克·哈斯金斯在纽约市露面，会见了报界，当时人们猜测他们可能从海底弄到价值四千万美元的财宝。
“康塞普西翁号”作为西班牙在墨西哥的新世界舰队的旗舰，满载着一年里掠夺的金银财宝，于一六四一年扬帆起航，返回西班牙。正当该船经巴哈马海峡驶向佛罗里达的时候，遇上了飓风，使舰队的几艘船只沉没。“康塞普西翁号”几乎倾覆，但是一名不顾危险的船员砍断桅杆和绳索，使船恢复平稳。然后，舰队司令改变了航向，向南驶往波多黎各，希望在那里把财宝藏起来，等到“康塞普西翁号”修复后再重新运载这批货物。
但是，在离伊斯帕尼奥拉岛岸边大约八十英里远的地方，这艘木船触上了珊瑚礁而沉没，船上的贵重货物也沉入海底，这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银滩。过了四十六年之后，出生于缅因州一个贫苦家庭的殖民主义者威廉·菲普斯发现了“康塞普西翁号”，从这艘沉船上打捞起三十二吨银器。但是，当现代海洋探宝的人开始注意研究这一情况的时候，菲普斯探险时写的关系重大的航海日记，以及有关用罗盘对这一位置测定的方位材料，已经遗失了。
沿着其他好奇的冒险家精心走过的道路，韦伯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开始第一次寻找“康塞普西翁号”。他得到一个银行家财团的支持和由潜水员、制图专家、古钱学家和电子技术人员组成的一个小组的帮助。他的渔船上除了有几张价值一万五千美元的根据空中摄影绘制的地图之外，还装备了精密的搜索工具。
经过五个月的时间和对十三个沉船地点进行搜索之后，韦伯承认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他的主要探测工具不能有效地使用。
两项突破使得这两名探宝人又试着干起来。在英格兰，一个探宝人提供了极为令人兴奋的情报：在一个私人的文件保险柜里找到了遗失的航海日记。在加拿大，有人研制出了一种非常轻便的磁强计，韦伯后来作些改装可在水下使用。
去年十一月，韦伯和十六名船员再次出发去银滩。在离十七世纪探险家写的航海日记所标明的位置一百五十码的地方，他们发现了铁制用具和陶器碎片，不久以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淡绿色的瓦罐，一只罕见的中国杯子和一些上面铸着一六三九年以及年代还要早的西班牙古代银元。而“康塞普西翁号”的木质船身却无影无踪了。
韦伯说，他的支持者们拿出的五十万美元的投资“已经偿还了”。打捞行动刚刚开始，相信预计要持续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