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四月二十五日刊登京都大学教授市村真一写的文章，题目是《培养人材是当务之急，日本无人掌舵》，摘译如下：研究者的数目令人不安在今日之日本，如果说有什么忧虑的话，那么，没有比人材不足更令人担忧的事了。将近十年前，经济界开始把期望集中于日中贸易时，曾经进行过一次调查，了解我国经济学者当中有多少人在正式致力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并且能够自由地读中文和说汉语。其数目屈指可数。石油危机发生之后，曾询问过中近东地区的专家有多少学者通晓中近东的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回答是，一个没有。这种情况令人心寒。
至于通晓美国、苏联、东南亚这些对日本国家利益应说是生死攸关的国家和地区问题的专家，实际情况也只是多少强于上述情况。在报纸和杂志上大肆宣扬的言论之中，真正以独自的研究和考察为基础，披沥远见卓识的作品微乎其微，多数不过是依据外国人的研究写出的评论而已。因此，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或者在外交谈判的场合，自然不能就我国的利益与理想同欧美及亚洲的专家、外交官员展开辩论了。大学毕业生水平低现在我国学术界的实力，除两三个例外领域，决不是强者。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已指出，如果不飞速提高实力，并加快培养近乎零的各个领域的专家，那么，今后日本就不能提高其文化和权威，而且，误入歧途的危险性也极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现在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的学制和战前那种小学六年
——初中五年——高中三年——大学三年的学制相比，就学期缩短一年，再加上最近科学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因此，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大体上相当于战前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生的知识水平。
即便经济界和官界对他们进行训练，把他们培养成自身实际业务所需要的国际派的人材，也不能认为仅此便会产生国家所需要的人材和知识。为了真正掌握作为专家的知识，为了具备担任各方面领导人所相称的基础教养和见解，我仍然希望在大学里至少再继续学习一两年。充实研究机关由于上述情况，并且为了满足相继出现的必需的新研究领域的要求，需要飞跃般地充实和扩大乃至新设我国的研究生院以及研究机关。尽管如此，我国的第一流大学却没有准备出积极地改善自身体制的具体方案，另外，政府当局对于有发展前途的事物也缺乏毅然给予预算的决断，政治家也没有要改革由于制度死板和维护既得权益而无所作为的大学及其他机构的见解和力量。这些事情，只能令人感到遗憾。
今日的日本恰似一架没有驾驶员却正在飞行的飞机，又好比一艘没有罗盘却在海上航行的船只。
谈论越南的人们，又有几位知道东南亚的历史呢？在一次接一次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日本政府的代表又有几次是带着胸有成竹的提案去出席的呢？人材不足问题实在严重，必须加紧培养。
【本刊讯】南非《中肯》周刊二月九日一期在农业版刊登一篇介绍南非情况的文章，题为《怎样把食品价格维持在低水平》，摘译如下：
象西方国家一样，南非竭力提高农产品价格而压低消费品价格，南非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食品价格已列入世界上最低价格的行列。
除了政府政策的影响之外，其它几个因素也对这个国家的食品价格较低的情况起了重大作用。
首先，南非有着各种各样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使它可以达到高度自给自足的水平。农产品进口主要限于可可、茶、咖啡和大米，其价值只占这个国家出口换回的收入的百分之十。
其次，虽然在过去五年中，南非的农业生产费用增加了一倍，但仍然较低。这种情况要与北美和西欧的价格相比，就必须归功于农业管理效率高、机械化耕作程度高、人工成本低以及土地成本比较低。
第三，消费者由于食品加工程序比较简单而得益。例如，在欧洲或北美的一个典型超级市场上摆出有几十种面包。相比之下，南非一些城市的超级市场只摆出三种面包。并且这种面包的包装费用也不象其它一些国家那样昂贵——这是压低价格的另一个因素。
在南非，冷冻食品和方便食品的使用量比许多北半球国家少得多。
在南非的经济中，食品补贴占有重要地位。黑人、有色人种和亚洲人的购买力比较低，直到最近一直领取基本食品补贴，特别是玉米制品和面包的补贴。在一九七七年，对售价十六美分的一个黑面包的补贴已经增到六分，对售价二十美分的一个白面包只补贴三点五美分。
今年，补贴情况已大大改观。政府以经济衰退影响到储备和国防费用不断增加为由，大大减少了对农产品的补贴：对白面包的补贴已取消，但是，对黑面包的补贴仍维持六美分。对玉米的补贴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
尽管糖价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消费者仍然只须付相当于十八美分的钱就可以买到一磅糖。
【法新社新德里五月七日电】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弗尔霍韦茨今天在这里说，作为下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东道国，它应该通过遵循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来树立其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的信誉，他没有点古巴的名。
弗尔霍韦茨是在结束三天访问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这番话的，他说，不幸的是，不结盟运动在大国集团的影响下正在分裂成不同的集团。弗尔霍韦茨同印度领导人就不结盟运动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说，不结盟国家之间一直存在分歧，但是，尽管一些大国以前无视不结盟国家，今天它们则力图对其施加影响。在哈瓦那首脑会议九月份召开以前，他不知道这些分歧在首脑会议上是否会出现，也不知道会出现多大分歧。他说，南斯拉夫将参加会议并希望会议取得成功。他强调说，他认为不结盟运动面临的问题不是「非常可悲」的。他表示相信，如果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不背离基本原则，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本刊讯】香港《明报》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连载一篇题为《布托的功过》的文章，摘要如下：
凭着雄辩的口才和精明的政治手腕，布托在整个七十年代支配了巴基斯坦的生活，而且成为第三世界的最杰出领袖之一。一九七一年年底，布托临危上台执政。
当时的巴基斯坦因为连续十三年的军事统治而使民间洋溢厌恶情绪，也因为在孟加拉之战中惨败，导致东、西巴分治而感到羞耻。布托上台之后，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使一个处于这种心理状态的国家恢复自尊和自信，也与原来的对头印度，化敌为友。
然而，仅仅六年之后，这位曾使一个根深蒂固的军事政府垮台的政治家，自己也被另一股军事领袖推翻。倒台后的布托，不独成为阶下囚，被形容为独裁者和谋杀犯，更被指为使巴基斯坦处于内战边缘的人。
即使在失势和被囚之后，布托仍能牢固地支配着巴基斯坦贫民，结果是使得这个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回教国家紧张地分裂，支持和反对他的派系，壁垒分明。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布托被判死刑九个月后，首次公开露面，在最高法院的上诉聆讯中答辩。布托这次公开露面，博得支持者的更大同情，但亦惹起反对者的反感。
布托从挽救国家免于分裂的国家英雄，变为谋杀犯和使国家处于分裂边缘的罪人，转捩点在一九七七年出现。这一年年初，这个在加州和牛津受教育的领袖，登上他二十年政治生涯的巅峰，但这一年的年终却掉落深渊，不独失去总理职位，而且身陷囹圄。
齐亚将军是推翻布托的人，也就是布托一度不屑地，称为“银样蜡枪头的军人”的人。布托不喜欢齐亚，齐亚亦不喜欢布托，因为两人之间的矛盾很尖锐，齐亚是一个主张严守回教清规戒律的人，极不喜欢布托和布托的奢华生活和西方方式。
布托被称为巴基斯坦唯一能使贫、富两极沟通的人。出身于地主和贵族家庭的布托，属于“富有”阶级。然而，他所以能在政坛上大放光芒，却是凭他与“赤贫”阶级的利益认同的能力。这一点并不易，尤其是在一个象巴基斯坦这样有八成人口是文盲的国家。
布托生于一九二八年，父亲是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孟买国会议员。
布托家族有大量土地，也在当时英属印度的行政首都孟买有大量房产。
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人能够同情贫农的，绝无仅有。
象当时英国统治下印度的贵族子弟那样，布托被送往孟买的贵族学校求学。
但布托却并未因此而定型。布托家族的通家之好中，有一个名为亚里·真纳，亦即巴基斯坦国父。
由于真纳经常串门子，布托不久便受他的影响，参加了争取建立巴基斯坦独立国运动。
一九四一年，布托十三岁的那一年，父亲召他由孟买回家成婚，新娘虽然是他的表亲，但两人素未谋面。
一九四七年，英国正式结束在印度的统治，尽管甘地向双方苦苦哀求，印度教徒与回教徒划地而治已成定局。印度的回教徒在真纳领导下，成立巴基斯坦。这时候的布托，中学刚毕业，立志要为新的祖国效力。
但布托的父亲却不希望儿子走上仕途。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建国第一年，国内政局便乱纷纷，老布托恐怕儿子介入政治漩涡，立即把他送出国深造。
老布托让儿子在英国和美国之间选择，他本人希望布托选择英国，但布托受真纳的影响，对英国这个前宗主国没有好感，反而向往美国的民主制度，因此在父亲的不满下，负笈美国。
一九四七年，布托考进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攻读政治，直至一九四九年，转往伯克莱加州大学修养。
布托完全投入伯克莱加州大学，而且吸收了美国式的政治，参加校内政治活动和辩论、反对校方的一些有争议措施。布托后来的直接对选民讲话，就是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时期吸收的美国式政治手法。
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毕业后，老父和慈母催促他赋归，但布托的眼界较广，不愿在这个时候回家，象父亲那样做一个地主终老，他要闯一番事业。
于是，布托以自己尚年轻为理由，拒绝回家，由美国转赴英国，在牛津大学深造，攻读法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