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在东京外语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的同事，中文讲得不错。这回他是第一次到中国，想当然地把日本的习惯带到了中国，打电话时也先来个问好。不巧，事情正好出在这上面。有一天早上他想打个长途电话，刚接上总机，他就先说了句“早上好！”不知是他的中文发音人家听不清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女电话员马上一声吼叫：“干什么？”这一喊可把我的这个同事吓了一大跳，他迅速挂上电话忙问：“我说错了吗？”“我不能问好吗？”“中国人不说早上好吗？”……看他那个又吃惊又伤心的样子，谁都会觉得可怜而又无言以对。
我还听到过同样的故事，在沈阳，有一个日本客人去买东西，进了商店，先跟柜台旁边站着的女服务员说了一声：“你好，晚上好！”那女服务员听懂了，但却把眼一瞪，厉声问道：“想干什么！？”这一责问，把这个日本客人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看见她那副凶样子，解释也不是，只好扭头拔腿就跑。
老实说，在一般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而又有高度文化和修养的伟大民族，而且日本文化也始于中国文化，因此日本人对中国人总是自然地怀着一种敬意和仰慕的心情，按现代俗话来说，就是一种友好和友谊的感情，对于这种感情，双方只有精心维护、巩固、加深和发展的义务，而绝没有丝毫损伤它的权利！所以应该告诉大家，特别是会接触到外国旅客的各种服务行业，日本人是很讲礼节懂礼貌的民族，他们当然希望他们的真心诚意也会获得同样的真心相待。“请勿打扰”过去，在中国住饭店，饭店的服务员有个坏习惯，就是特别喜欢时不时的到你的房间去，当然他们总是借着本职上的方便
——多少有点事而自由进出，比如最多的是送开水，那时，不管你是否已发出请求，或者不管你是否许可，他们总是“冬冬”两声就推门而入，有时甚至是不声不响地悄悄进来了。谁都知道，这种“好事”并没有多少好报，原因是客人要休息，你随便进进出出必然影响休息。有必要的话，客人自然会招呼。
这回去中国，上述的现象不能说已完全消失，但比以前毕竟少得多了。可是中国饭店每层楼配备有相当多的男服务员，这一点和过去完全一样。每一层楼配备那么多的服务员到底有没有必要，我不知道，但是日本的饭店无论哪一层客房，都没有特定坐柜台的服务员。而他们的饭店一样办得很出色，管理得有条不紊。
这次住北京饭店，发现了有“请勿打扰”的中、英文牌子，可以让你随意挂在门外的门把手上，这和外国的饭店一样。只是，在中国只有北京饭店才有这种为旅客着想的牌子。希望中国各地的所有饭店也向北京饭店看齐，赶快准备受旅客欢迎的“请勿打扰”的牌子。
另外，尽管中国的社会治安很好，但是住房应该要有锁，这就更有安全感，象北京饭店和其它别的饭店一样，但是天津饭店和上海的锦江饭店就没有锁的。上海的饭店一层楼一把万能匙，服务员拿在手里，他们为方便起见，所以总不锁。天津饭店则里里外外都不能上锁，晚上睡觉，非得拉几把椅子堵上，否则不能入眠。为什么不能给装上锁呢？为什么要给出门在外的旅客增加精神上的负担呢？是不是对旅客不相信，或是便于随时突袭检查？你说你的社会治安非常好，可是人家有顾虑，按常规装上锁配上钥匙，问题就全解决了。凭窗的自由和友谊凡是有过旅行经验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出门在外，总不如在自己家中舒服自在。因此国外一般所谓一流的饭店或好的饭店，他们的经营者就能紧紧地抓住旅客的这种心理，首先在服务态度和服务措施上动脑筋，以便尽可能地减少旅客的不适之感。
中国的饭店在这方面可以说已稍有注意，但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比如上海有一个大饭店，饭厅很讲究，不失为第一流的气派，而且从饭厅里还可以居高临下，远眺上海街景和茫茫的黄浦江。旅客们总是喜欢临窗而席，以便就餐之时还可欣赏上海美景。这种心情，饭店的服务员想必是明白的，特别是对新来的旅客，更应该主动上前引导和介绍（在外国的饭店，这是服务员的一项服务常识）。但与我们所想的完全相反，他们还没等我们站定，就指示我们离窗隔着两桌的地方坐下来。同伴们虽然没说什么，但都时不时地向窗口张望，并等待着紧邻两桌的“幸运儿”的到来。想看看他们到底是谁？但到我们吃完饭离开时，两张邻桌的“幸运儿”始终没有出现，倒是服务员们三三两两不时到那儿一坐，望街休息一会，也许那是专为他们留下的吧！
第二天，我们学聪明了一点，还没等服务员下达指示就走到窗前坐下，真是视野开阔又凉快，看看远处的街景和工厂，又有微风轻轻吹来，对没有冷气设备的饭厅来说，实在是上好的享受，这一顿饭吃来胃口自然好，话题一多，心情也舒畅起来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从第三顿饭开始，不管你同不同意，服务员早用一块纸皮牌子，写上我们的姓氏，把我们“钉”死在只能看到窗外一小块天空的角落里的一张饭桌上。这一下想换换地方也不成了，其他的外国旅客看来也和我们差不多，都被“钉”死在固定的地方。我们又不会跳楼，为什么不让靠窗入座呢？（二）
【本刊讯】西德
《明星》画刊三月八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陈旧的装备，众多的士兵》，副题为《德国军事专家霍斯特·京斯特·托尔迈因访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文译载如下：
在革命前的中国，军人没有好名声。自毛以来才改变了这种状况。拥有四百三十万之众的“人民解放军”，今天是中国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虽然兵役法规定年满十八岁的男人和妇女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九亿中国人中的百分之四十九都在二十岁以下，从十八岁到二十岁的青年人中，每种同年龄的人中都有六百万至八百万适合于服兵役的人。如果把他们都征服三年兵役，这就是说至少有一千八百万中国人在当兵——而且指挥人员还不算在内。但是兵营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因此人民解放军实际上是一支纯粹的志愿军，它可以从大量的应征者中挑选最优秀的人。人民解放军没有军阶，只有“战士”和“军官”。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特别严格的武器训练：对武器的运用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罕见的巧妙办法排除装填弹药故障。战术演习是十分机械的。在我看来，中国的士兵缺乏参加思考问题和独立行动的训练。
单兵随机应变的才能（这种才能大受鼓励）却是使人吃惊的。我在一个修理连里看到，撞针怎样淬火，又怎样把它作击发器安装在卡拉什尼科夫式自动步枪上。
武器装备实在是太陈旧了。我参观过第三师炮兵团的一次射击训练。由七个人操纵着（陈旧的苏制）一百二十二毫米野战榴弹炮，进入发射阵地就用了一分到一分半钟的时间。但炮手很少进行实弹射击：为的是不磨损炮膛。五十七毫米的高射炮列（有雷达操纵）虽然只用了一分半钟就进入了阵地，但敷设连接八门炮的雷达和操纵仪器的电缆则用了十分钟时间。此外炮兵连还不能跟随在战场上作战的坦克部队去保护它免遭空袭。
火箭炮——十二个管，口径一百零七毫米
——十分落后，在战后的苏联武器中根本就不再有这种武器。在反坦克武器方面，第三师的炮兵团拥有一个装备八十五毫米反坦克炮营，这些反坦克炮必须由牵引车拖入阵地——要用来对付现代化的快速坦克实在是太少而又太不够灵活了。
中国的标准坦克Ｔ—５９（是早已过时的苏联Ｔ—５４坦克的仿制品）速度太慢，并且不能够象所有的现代化坦克那样在行进中射击。步兵没有装甲车。少数几个师配备有少量装甲运兵车。
训练的重点仍是拚刺刀的近战。重点放在夜战和在坏天气情况下的作战。用载重汽车运送步兵。
与越南军队不同的是，中国部队还十分缺乏战斗经验：朝鲜战争时的老兵现在都已年过四十，并且都担任较高的指挥职务。但是人民解放军的士气却是很高的。他们——归功于长期的思想灌输——深信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
据我观察，没有把越南人当作假想之敌，而完全把“北极熊”当作想象中的敌人。同时
——至少在我也经历过的政治课中——又是把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仔细地区分开来的。讲课的排长教给他的战士瓦解入侵者士气的诀窍。要他们“优待俘虏、照顾伤兵和不许掏俘虏们的腰包。要教育敌兵，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为非正义的事业在作战，因为他们被自己的政府蒙蔽了。可以把由于相信我们的事业而转变过来的敌兵吸收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来”。
在我看来，从训练方面来看，至少是人民解放军的步兵更适于进行丛林战，而不是适于打现代化战争——单是由于缺少武器这一点，就迫使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打伏击战。
除了人民解放军之外，还有西方几乎不知道的“生产建设兵团”，这就是定居在边境省份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其成员在新建立的军垦区和城市里从事非军事职业，但是仍同过去一样按军事编制，并且是作好迅速应征准备的。在新疆驻有三百万名这种预备役军人。此外还有“民兵”，人们把它设想为游击队，有基干民兵，凡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人当中愿意干的，都可以当基干民兵。总共算起来，中国在必要时可以把一亿多武装人员投入一场战争。换句话说：每两个苏联公民就要对付一个中国军人。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三月十四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中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开放过》，全文译载如下：
发展中国，使之现代化，已成为能吸引所有力量的主要目标。在最近几个月里，完全放弃了自给自足的政策，代之以在经济上大大向西方世界工业国开放的政策。
德国驻北京大使魏克德就这样说。魏克德就杜塞尔多夫工商会所签订的一系列协定问题，向二百名听众作了题为《变化着的中国同我们的关系》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方针完全改变了。虽然目前的发展水平还很低。据世界银行一九七六年估计，在这个有八亿三千六百万人口的国家，社会总产值约达三千四百五十亿美元。但迄今农业方面的生产能力毕竟够满足人们吃饭的要求。工业方面也令人吃惊地从一九七六年因政治原因而受到的挫折中迅速恢复过来。
在最近几年里，在交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该国面积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约有四十个联邦共和国那么大——仍象以前一样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
这个国家有大量的煤和石油资源，还有锑和钨矿，也有铁矿、锡、铝、锌、氧化铝和菱镁矿。魏克德大使说，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前提是十分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