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这部影片用了三年时间和一百二十五万英尺的胶卷，行程一百三十万英里，拍下了这些世界上与人类共存的动物、鸟类、植物和鱼类等共四百万种镜头
【合众国际社伦敦三月十二日电】（记者：格雷戈里·詹森）在目前象《根》和《大屠杀》这样的影片在电视上轰动一时的日子里，要在小小的屏幕上处理象《地球上的生命》这样一个涉及二十亿年来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一切生命的大题材，确实需要有点胆量才行。
而这正是戴维·阿顿巴勒所做的事情。
阿顿巴勒拍摄的影片《地球上的生命》是英国全国谈论的话题。英国人星期二看了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播送的一段影片之后，整个星期都议论纷纷；然后星期日再看一次重播，以便不漏掉一个镜头。
阿顿巴勒说：“这部影片中的一些镜头以前从来没有人看见过，更不用说把它们拍摄下来了”。这部电影有十三本，每一本都有一些美不胜收的镜头，如一只蝴蝶翅膀上的鳞片或南美洲色彩绚丽的青蛙的千姿百态。
这部影片的题材是最广泛不过的了——即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和怎样进化的。
在苏必利尔湖畔，阿顿巴勒拍摄了二十亿年前原始生命的足迹。在美国亚利桑那的大峡谷中，他发现了五亿五千万年前蚯蚓化石的踪迹。
从这些微弱的迹象开始，《地球上的生命》拍摄组发现并拍摄了表明现在的生物是怎样从单细胞生物进化到人的每一阶段的进化过程。
为了叙述这种“自然的历史”，他利用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自然历史摄影队，它是一支以使用最先进的胶片和电视摄影技术而闻名的独一无二的摄影队。
《地球上的生命》影片组织者德里克·安德森在一次会见记者时说：“拍摄这部影片的主意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才确定下来。决定了以后，我们就全力以赴地整整拍了三年才完成。”
安德森小组用了两百万美元和一百二十五万英尺胶卷尽量多地拍下了这些世界上与人类共存的动物、鸟类、植物和鱼类等共四百万种的镜头。
安德森说：“在拍摄某些镜头时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制片人约翰·斯帕克斯回忆了摄影人员马丁
·桑德斯在荒山野草中拍摄十几只非洲大猩猩时的情形。
斯帕克斯说：“他感到有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臂上，他以为是我。接着一只毛乎乎的大黑手出现在他的肩膀上。
“原来是一只猩猩，它看见了自己的影像，以为那是另一只猩猩。它设法用手挡住摄影机的镜头，想赶走这个捣乱的家伙。”
有一次，阿顿巴勒的摄影小组刚刚离开一个国家，那里就爆发了一场革命。在科摩罗群岛，他们放弃了拍摄一种罕见的鱼——著名的“化石鱼”（直到二十年代，人们还以为它在几百万年前就灭绝了）的希望，只得撤走，只留下一个摄影员收拾行头。
碰巧他听说刚活捉了一条化石鱼，于是他拍下了它在海里游的镜头，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事。
由于运气和惊人的耐力也捕捉到了一种稀有青蛙的一些镜头——一只雄蛙产小蛙，它从嘴里吐出了一只发育完全的小青蛙。这种蛙在雄蛙的声囊里从卵发育成小青蛙。但这种独特的繁殖法在阿顿巴勒的小组把它拍摄下来之前一直被认为是难以置信的。
安德森说：“我们实际上花了整整第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我们同全世界的六百多所大学有关每一科目的高级权威进行了联系，我们访问了二百多所大学。”
阿顿巴勒及其同事行程一百三十万英里，在各大洲的三十个国家中的一百多个地点进行了拍摄工作。《地球上的生命》这部影片是英国广播公司最伟大的纪录片。
这部影片的效果可能会单调无味，可以作为教学片——部分是生物学，部分是进化史。
有经验的电视批评家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它。
其中之一的克莱夫·詹姆斯称这部影片是“令人惊叹的”，使他“吃惊和佩服得五体投地”。另一个批评家赫伯特·克雷茨曼说，它“必然会成为当代必不可少的纪录片之一”。
【路透社广州四月二十二日电】（记者：普里切特）一批批的外国商人纷纷离开广交会，因为他们抱怨商品价格太高，而许多主要商品又缺货。
每次交易会都有人这样抱怨，但是这一次似乎很普遍，此外，他们还对一些设备，特别是住房不足表示不满。
交易会负责人说，本届交易会有一些缺点。这次交易会是上星期日开幕的，正好赶上香港的复活节，由于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从香港涌进中国，情况就变得更加严重。
交易会发言人对本社记者说，“房子的确不够，我们没有料到我们在一开始就要接待这么多客人。”
这种意见引起一些商人的激烈争论，他们说，中国发出邀请太随便了。他们说，交易会负责人应当知道这样会造成什么后果。
商人们说，本届交易会吸引了大批新来的人，他们准备至少付出某些高价以便在中国的贸易中站住脚跟。他们迫切希望做生意的心情惹怒了一些老主顾。这些老主顾说，他们不会按中国的要价付款，现在只好空手离开广州。
他们说，许多商品的价格超过国际标准，而中国人不肯让步。
商人们说，农产品、某些纺织品和食品（如精油、水果、硬壳果和调料）短缺。一名商人说，生姜和大蒜都无货，辣椒的“价格同现行价格相差太大”。
在纺织品方面，热门货是法兰绒衣服——这是西方最流行的新式服装，买主几乎准备出任何价格购买。
但是，一名商人很伤心地说，确实供不应求。
他还说，“他们的供应太死板。他们不会利用市场的趋势。”
商人们说，几乎所有的纺织品都存在交货期太长的问题，现在订货已订到了一九八一年。
听说一个澳大利亚人说，他到这里来是买一些准备今年圣诞节零售的商品。“但是我如果在八○年圣诞节能买到就算走运了。”
商人们说，丝的供应充分。交易会发言人说，一种叫作“春风”的新产品是第一次展出。
眼力敏锐的商人说，这是展出的少数几种新产品之一。
据说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的经理上周末就睡在一家饭店的走廊里，并发誓他以后再也不来中国了。
还有消息说，有人住在政府招待所里，一夜一个床位就付了一百二十美元。
一个商人说：“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想我还是会来的。我用不着在这里做生意，因为我总能去北京。但是我要知道别人来买什么。”
说在北京当记者是一桩困难的、有时是令人失望的、而且永远是叫你伤脑筋的差事。当然，作为第一批常驻北京的美国人也是兴奋的
【合众国际社北京四月十九日电】（记者：罗伯特·克雷布）美国记者现在也到北京加入了抢新闻的行列，在这里，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记者们要么是找新闻，要么是替自己老婆找洗衣机修理工。
现在有大约五十名外国记者常驻在中国首都，这是一个单调无聊、常常刮风的城市，红砖和混凝土的楼房正在慢慢地取代中国传统的四合院。
三月份，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三十年来第一次在中国开设了分社。新华社透露，它将派它的老资格记者之一、访问过中国的美国主编和发行人十分熟悉的彭迪去华盛顿建立新华社分社，这是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又一个步骤。
对新来的美国驻北京记者、美联社的罗德里克和我本人来说，北京的情况与我们原来所预料的差不多——在这里当记者是一桩困难的、有时是令人失望的、而且永远是叫你伤脑筋的差事。当然，作为第一批常驻北京的美国人，也是兴奋的。
除了自己有电传发报机的通讯社人员外，外国记者很快就发现他同外部世界是隔绝的。他每天得到一本英文的由新华社从西方通讯中选出的十五条或二十条消息汇编成的新闻摘要。
这里的报道工作分成两部分。记者报道他的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同时设法报道中国的社会政治动向。
第二部分是比较难的。因为中国政府通过官方的新华社和共产党控制的报纸宣布它要向全世界宣布的事情。它很少做详细的说明，而且对任何要搞清楚内幕的认真努力都表示不满，认为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里没有西方概念中的外交部发言人。到中国政府某一个部去打听消息的记者，遇到的总是很有礼貌但很明确地请他去找外交部新闻司。
北京没有买卖租赁住房或办公室的私营市场。
记者在中国政府外交人员服务局替他们在专为外国侨民修建的公寓里找到房间之前都住在饭店里。
在兼作办公室的一套住房里，放一部声音嘈杂和陈旧的电传机，记者就是用它向外发稿的。
每个记者可以带进一辆外国小汽车——这是在这座很大的办什么事都要跑很远的城市里必不可少的。记者还可以带进西方家庭用的各种机械。
但是，小汽车和洗衣机是会出毛病的。北京的外国侨民中最吃香的人就是少数几个大使馆里的修理工。
有的记者完全不懂中文。有的能讲不能看。有的会看又不太会讲。有的既能讲又能看。所有的记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翻译，这些翻译也是由外交人员服务局提供的。
一个好翻译真是个宝。如果他聪明能干，他能替你找到整修西方打字机或是修理外国手表的地方。他还能充当向导，带记者四处游览，帮助他们购买东西。
分配给外国记者的公寓是宽敞而舒适的，但是这些公寓都在北京的外国人居住区。能进入这些区的中国人只有服务人员和同外国人一道工作并能应邀出席晚会的少数几位中国官员。
会讲中国话的记者的一大有利条件是听新闻广播。他们买东西或四处走走时，也觉得会讲中国话很有用。
不过，他们发现随便同非官方的中国人交谈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来自欧洲的一位会讲中国话的记者说：“我来北京四个月，在大街上只同一个中国人交谈过。”
尽管困难重重，但有些西方记者却不止一次回到北京采访。
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出入于北京的一位老资格欧洲记者说：“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许多人都很高兴，但是当他们回到国内后就忘记了这些困难的方面，许多记者还又想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