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世界报》四月十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莫斯科的处境困难的两个亚洲盟国》，摘译如下：
最近几个星期，苏联向其处境困难的、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两个亚洲盟国阿富汗和越南加紧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今天，苏联人已如此深地站在喀布尔政权和河内政权一边，以致于他们似乎参加了（至少是间接地参加了）反对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徒“叛乱者”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叛乱者”的军事行动。
为了支持塔拉基和阿明政权，克里姆林宫提供的物资增加了，特别是直升飞机，增派了苏联的或来自东欧其他国家的“顾问”。正当苏联报纸疯狂谴责“反动派”——美国的、巴基斯坦的、伊朗的、西德的、中国的甚至还有埃及的反动派——，说他们争相援助“反对革命的分子”的时候，苏联军队的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却在喀布尔执行其使命。
从“地质学家”在基普林时代测量阿富汗时起，直到支持喀布尔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打进“热海”的这一为大家所知的梦想，是俄国战略一直不变的原则。另外，同该政权的联盟是苏联“包围”中国计划的内容之一。由于克里姆林宫失望地看到“亚洲团结公约”的“勃列日涅夫学说”已遭到几乎一致的反对，它似乎今后选定了更有进攻性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以加强它的盟国阿富汗和越南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
由于在同中国南部边境接壤处制造了紧张局势，对越南的物资供应，由一条真正的空中桥梁来完成。
苏联的飞机和舰只直接参加河内积极进行的战争，将部队从一个战线转移到另一个战线，并且，向它们提供物资和大米。
更严重的后果是，苏联军舰使用金兰湾的前美国海军基地一事，得到了河内的证实。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越南人从未向渴望为它的太平洋舰队弄到一个基地的克里姆林宫让步。这支舰队拥有许多核潜艇，有朝一日会威胁海上通道，尤其是日本的石油供应和中国的交通。
由于越南领导人的讨好，苏联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在东南亚拥有了一个支撑点。正是为了扩大和巩固这个支撑点，苏联才支持越南的旨在坚决控制其他两个印度支那国家——老挝和柬埔寨——的政策。这样一种局势使许多亚洲国家政府、尤其使东盟国家感到不安。他们现在意识到了，在莫斯科在亚洲玩的这一复杂的一局中，它们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
【法新社曼谷四月十三日电】红色高棉的一位营长今天说，在柬埔寨大约有一千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两千名古巴人。
红色高棉七七五师五○五营前营长申同志到泰国避难后说，这些古巴人参加越南坦克部队作战和当飞机驾驶员。他在边界上对本社记者说，在越军的每个师参谋部有三至五名苏联顾问，但是这些苏联顾问并不直接参加作战。他说，其他一些俄国人在县城和省会工作。
他又说，苏联的飞机经常为越南的前卫部队提供补给。
申同志说，越南人开始从柬埔寨把所有他们能够运走的东西都抢去，他们拆卸所有的机器和马达，用卡车运往越南。这位少校说，在暹粒以北五十公里的瓦林农业合作社，越南军人向老百姓开火，迫使幸存的妇女和儿童走在他们的前头，为他们挡住红色高棉的火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十三日刊登发自华盛顿的一篇专稿，题目是《人们认为俄国人在阿富汗伤亡严重》，《美国官员说，在支持喀布尔反击叛乱分子的战斗中可能有一百名顾问死亡》，摘译如下：
美国情报官员今天说，上月在阿富汗政府部队和游击队的战斗中，可能有多达一百名苏联军事顾问丧命。
这些官员说，据情报部门的估计，在阿富汗的苏联人员多达三千人，其中一千多人是军事人员。据说苏联人员除了充当顾问以外，还在战斗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包括驾驶直升飞机和战斗机以及指挥炮火。这些官员证实了从喀布尔传来的消息。这些消息说，最近在首都西面四百英里的赫拉特的战斗中，暴动者打死了十六名苏联文职人员——其中有两名妇女——并且把他们的尸体砍得乱七八糟。
这些官员不肯说明他们是如何得到情报的，而是说，这种情报是通过技术手段以及通过在阿富汗和阿富汗附近的人士得到的。他们说，虽然苏联一个师的部队已经调到阿富汗边界，可是并没有身穿军装的苏联部队干预冲突。据说现在在阿富汗的大约一千名苏联军事顾问不是穿着阿富汗的军装，就是穿着便服。
美国政府的分析人员认为，上周由叶皮谢夫将军率领的一个军事代表团的访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叶皮谢夫是苏军总政治部主任，负责维持军队的士气。一些官员认为，他的访问反映了苏联顾问在帮助阿富汗政府镇压这次叛乱时遇到的问题。
一位美国官员说：“他是（苏联）派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这位官员说：“这表明阿富汗的局势恶化到了多么糟糕的程度。”
原编者按：有越来越多的日本青年自杀——其中学龄儿童的人数在增加。这是对教育制度、对家庭加强提高成绩的压力的反抗吗？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第十三期（三月二十六日出版）刊登一篇报道，题为《最纯粹的地狱》，摘译如下：
在日本南方，一个十六岁的高中女生在离她父母所住房子不远的地方用汽油浇在身上，然后点燃。她的绝命书写得很简单：“我感到很遗憾。我对世界感到厌烦了。”
在日本，“儿童年”是以一种可怕的纪录开始的：单单在一月份就有一百零四名日本未成年的人自杀。
东京文部省已告急。因为与一九七七年相比，去年少年自杀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一，达八百六十六人。现在情况似乎将更坏。
东京警察局估计：“在一个月内就有二十一名学龄儿童自杀——过去大概还没有过这种情况。”东京有一份教师调查报告说，小学生中约每四个里就有一个曾想到自杀；中学里是每三个里有一个。
二月底，文部省惊恐地向所有学校颁布指令，“要加倍努力防止学生自杀”。首相府紧急组成了一个“重视生命委员会”——在委员会中的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还没有提出建议。
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加藤建议搞一个“防止青少年自杀行动月”。他说在美国和加拿大（自杀率低得多）已有这种活动。但东京政府还没有下决心搞这种活动，“大概是它认为，自杀是防止不了的”。（加藤语）。
但即使是这位在职的心理安慰者也不能开出一个灵验的药方来。加藤说：“我们时代的青少年的思想象茂密的丛林一样太不容易打通了。”
从自杀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可明白这一点：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人在他用暴露的金属丝缠在身上通上致命的电流之前写道，他“太累了”。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因为学习时精神集中不起来而吊死在一棵树上。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同她三十一岁的男朋友一起自杀。一个刚好十一岁的小学生因他的父母不同意给他买一副新的滑雪板而自杀。广岛一个九岁的孩子吊死了，因为不许他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钓鱼。
谁应当去管教青年人的问题是有争议的。神户的一份官方文件说，绝对保守的警察局抱怨“家庭里缺乏纪律”，“软弱的父亲害了孩子们，而大多数父母则希望老师对他们的孩子给予更多的帮助”。
根据《每日新闻》的民意测验来看，父母亲首先希望学校给孩子们以“社会道德的教育”，强行灌输“公正的集体思想”和“自助精神”。首相府青年课女顾问佐藤金子说：“所有这些事本来是家庭应该做的。”在被询问的父母中只有百分之六根本反对在学校里进行体罚的想法——按照法律是禁止这样做的。此外，工会领导人兼著名的教育学家卷田本文说了句有保留的安慰的话：自杀人数令人担心地增加，主要原因不是家庭里无的放矢的教育——真正的凶手是日本的教育制度。
事实上，统计数字毫无疑问地证明，相当一大部分自杀的学生是因为学校里的问题而寻死。上课和考试时答不上来，以及害怕考试，占去年自杀原因的百分之二十九，明显地占第一位。
耗费适龄青少年精力的有一点不留情的课程表，特别是入尖端教育机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高标准的入学考试。对于这样一些大学的毕业生来说，有名的大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大门是敞开的，好象他们有继承权似的。东京大学的医学教授水野说：“我们必须从结构上重新彻底考虑整个的教育制度。”
但是，任何深刻的改革必然会影响这个岛国的社会结构。《每日新闻》的调查说明：“事实上日本没有任何做父母的认为义务制小学和中学教育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说是足够了。”尤其对于男孩子来说，大学生的地位被认为是合适的——民意测验说明，百分之四十七的父母想为他们的孩子争取这样的地位。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少数父母满足于他们的儿子只在中学毕业。水野医生诊断说：“如果落选的考生疯了或干脆不愿意活下去，那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这是最纯粹的地狱。”
考虑问题周到的《日本时报》说：
“日本学校的教育在某些方面是十分优越的。但我们为此付出什么样的心理上的代价？在我们这儿青少年的自杀率高就是一个标志——象是冰山的尖顶。”
代价真高：有这样一起引起轰动的以武力抗议学校和考试的压榨的事件：一月中旬东京一位教授的十六岁的儿子、模范学生刺死了他的“沉湎于成绩和总是管束”他的祖母。这个“杀人犯”在他从一个高楼顶上跳楼自杀前写道，他以前就希望报纸上有更多的关于“可怕的考试地狱”的启蒙性报道。
父母之爱和照料被弄成病态，绝大多数母亲都为成为“教育的母亲”而骄傲，她们准备几乎不惜任何代价推进和实现对自己孩子的最高教育
。
一位十七岁的高中女生在自杀前给她的一条狗写道，日本的世界对于她来说是多么地没有希望：
“我羡慕你，因为你不必到学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