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四月八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对外政策的选择》，摘译如下：
人们普遍说，在这次选举中，两大党都在向选民们提出比一九四五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的政策选择。
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市场理论、货币学家的热情和新毛主义的自力更生三者的结合，似乎是在国内事务方面的一种激进办法。但对外政策怎么样呢？两党合作也从对外领域里消失了吗？
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悲剧性失败之后的这过去二十年里，英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不论我们同共同市场的经济关系如何，两党都接受大西洋联盟、美国对这一联盟的领导以及同西欧密切的军事关系和政治关系这种广泛的西方战略。两党看来都珍视英联邦关系，对南北对话和第三世界的发展都不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作出了某些物质上的贡献。
保守党对于在防务上多花钱，一向不象工党那样感到痛苦。它还更易于对苏联的力量和意图采取鹰派的看法。但是，卡拉汉政府不论在防务问题上还是在东西方缓和问题上，都接近于北约组织的一致意见，接近于华盛顿的路线。
工党政府同欧洲其他国家政府一样，对卡特总统的人权运动持保留态度，因为它担心这可能会损害缓和。撒切尔夫人对苏联集团的人权问题以及对苏联在非洲和中东的活动可能更为直言不讳。她在支持中国的反俄外交活动和鼓励结成欧洲—中国反苏联盟的东张（这一政策可能比在人权问题上的强硬言论更会损害英苏关系）问题上，也不象卡拉汉或欧文那样谨慎。
但是，保守党使人们感到最为不安的是它对南部非洲的态度，特别是对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政权的态度。
另一方面，保守党在同欧洲打交道方面，不象工党的反共同市场的人那样受老式沙文主义的束缚。
罗得西亚和欧洲问题是两大党意见分歧最大的两个问题。英国新政府一成立就马上会面临的第一批国际问题中就将包括这两个问题。制裁保守党政府只要稍微暗示它可能准备减少对罗得西亚的制裁、或者支持史密斯政府、或者承认“内部解决办法”，就会标志着英国同非洲各国政府关系破裂的开端。根据史密斯政权举行的选举所建立的罗得西亚政府，如果没有英国军队的帮助，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派英国军队去执行这种任务将是在实质上与苏伊士运河事件极为相似的一种愚蠢行动，并会对英国的利益以及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同样不利的影响，其中包括严重损害英国同黑非洲所有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的关系，还会损害同美国的关系。
至于欧洲问题，保守党的立场稍微比卡拉汉的立场更可取些。卡拉汉批评共同农业政策，这是对的。爆炸性的如果说工党有一个问题（关于欧洲方面的诱惑），保守党则有一个大得多的问题（关于南部非洲方面的诱惑）。这个问题之所以更大是因为南部非洲问题目前正发展成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国际问题，其爆炸性比目前看来任何欧洲问题损失比工党由于奉行反对欧洲的政策而将使英国受到的损失要大得多。所固有的爆炸性都要大得多。这个问题之所以更大，还因为保守党在这个问题上奉行与世界对抗的政策，而将使英国受到的撒切尔夫人已公开宣布支持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
如果这将使她有义务承认由史密斯政权主持下举行的选举所产生的政府，那她就将使这个国家走上一条的确是非常危险的道路，一条注定会失败的道路。它之所以注定会失败是因为在史密斯政权主持下举行的、而不是在由国际组织主持下举行的选举不能得到黑非洲国家的承认，不能得到较广泛的国际承认，也不能给罗得西亚带来和平。
对所有意识到南部非洲的压力现在正在增大的人来说，一想到英国将在那一地区奉行某种“单干”政策就会令人毛骨悚然。任何一届英国政府只要作出执行这样一种国际政策的承诺。不论其在其他问题上有多少长处，都是在给自己贴上随时都可能垮台的标签。
【本刊讯】香港《工商日报》四月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英镑近十年来的萎缩实况》，副题为《面包售价涨了三倍多》，摘译如下：
受薪阶级每月拿回家去的薪金，表面上是比以前增加了，但是，这些钱的购买力，却是愈来愈低，因此，储蓄的观念，已不再存在了，因为，从储蓄得来的利息，远远赶不上货币的贬值速度。现在，人们将赚来的钱，除了应付生活上的必要开支外，全都花费在享受上。这种心理及行为，使货币的流通加速及流通量增加，结果，又促成物价上涨。
工人们不时地要求提高工资，是基于他们担心通货膨胀的趋势无法遏止，而导致工资的实际购买力的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与增加工资的要求，是互为因果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因而受到破坏。
试把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的过去十年期间英国通货膨胀情形，作一记录性的比较，以便推测下一十年的通货膨胀趋势。
一九六八年时，一辆葛天娜汽车，只卖七百四十八英镑，而一九七八年已涨到三千二百零九英镑了（加了三点二九倍）。一九六八年一加仑的四星汽油，只卖三十三便士，一九七八年已卖到八十便士（加了一点四二倍）。取暖用的石油气，一九六八年每单位为十点九便士，一九七八年涨至十八点五便士（涨了百分之七十）。一条儿童穿的牛仔裤，一九六八年时，售二英镑半，一九七八年卖至八点九九英镑（涨了二点六倍）。一间有三个房间的住宅，一九六八年卖四千四百五十英镑，一九七八年卖一万七千英镑，也涨了百分之二百八十二。
又如，电力每度一九六八年时为一便士，一九七八年为二点八七便士，涨幅百分之一百八十七。二十支装的香烟，一九六八年每包卖二十五点八便士，一九七八年卖五十四便士，涨幅为百分之一百零九。茶叶每磅一九六八年卖十五便士，一九七八年卖四十六便士，上涨百分之二百零七。面包一九六八年每磅卖八点五便士，一九七八年卖二十六点五便士。
有一个经济学博士抱着一把电子吉他，弹着摇摆舞的曲子，从晚上八点弹到午夜，他要一百三十五美元，然后，每弹一批曲子，从午夜到凌晨一点要十五美元，从一点到两点要三十美元，他可以轻易地赚取比他每月三百八十美元的定薪多两倍的钱。
你还将看到这个城市普通的男女居民，其中的许多人住在新盖的大煞风景的街区里，这些街区从城市的闹市区向四周延伸，扩展到在西方通常是郊区和花园的那些地方。
伊凡是个职员，为举行一次家庭庆祝会，他走遍了各个商店，为的是挑好一点好肉，那么费劲的确叫他厌烦……奥尔加在一家又暗又黑的食品店工作，她买到一个新的南斯拉夫手提皮包，可高兴哩。
娜塔莎是护士助理，她走遍了全城，却买不到一盒中意的口红，她又气又恼，却无可奈何。
沃洛季和他的妻子都是兰领工人，拥挤地住在闹市区“数家合居”的一个套房里：这一套房共有五个房间，每一家住一间房，十八个人共用一间厨房和一个澡盆。
现在设想你乘着直升飞机呼呼地飞入夜空，飞向这个囊括十一个时区、居住着一百多个民族、占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国家的无边无际的远方。
莫斯科以外的地方的生活则没有那么好。好东西更难买到。尽管列宁格勒实施了大规模的住房建造计划，住房仍然缺乏。基辅、塔什干和新西伯利亚也是如此。
中央委员会的权贵们仍然有他们的饭店招待所，政治局的委员有别墅。小一点的城镇有时一连几个月买不到肉。日子是艰难的：但许多人认为，他们比他们父母的时代日子过得好一些。
在阳光明媚的亚美尼亚，一位摔跤冠军开着一辆俄国造的白色旅行汽车。小伙子们穿着西方的牛仔裤和颜色鲜艳的上衣。在格鲁吉亚，有的家庭发福了，通过熟人的关系或者利用投机倒把弄到了磁带录音机和照相机。
最后，或许黎明之时，你在空中将看到俄罗斯、乌克兰、乌拉尔、伏尔加和西伯利亚那无边无际的乡野；将看到像苏尔库特那样的座落在世界最大的平原（西西伯利亚）之上、处于冰封雪冻之中的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城镇；将看到狂风怒吼的哈萨克大沙漠，你还将看到南面气候比较暖和的高加索……
这里是苏联社会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农村阶级。国营农场的农民每天劳动八小时，拿固定工资，这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了。集体农庄的庄员们自负盈亏。无论国营农场还是集体农庄，都偏僻落后，酗酒现象目益严重，年青人流入城市，自从强迫实行集体化以来，家庭生活和播种收割几十年都很少变化。
鉴于莫斯科首先强调发展国防、发展工业，要改善这个社会的成员的生活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苏联缺少真正的地方民主政府的传统。共产党人的统治一如沙皇，从中央直统地方。许多人认为，像这样一个巨大的多民族的国家是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加以统治的。
然而，苏联社会比其官方的理论所阐述的要复杂得多。
苏联官员总的说来将会本能地不同意苏联的“阶级”多达五种这种看法。这一组文章使用“阶级”一词，泛指级别、地位、职务以及在能否找到好的工作、能否享受舒适的生活条件方面大体相当的社会上几部分人，这几部分人是自成一体、互有差别的。
在苏联，阶级与其说取决于金钱，不如说取决于级别、权力和特权。每个人都想生活过得好一些。但是，当你在商店里买不到你所要的东西时，便会发挥你的权势——或者是合法地，或者是走后门弄到你所要的东西。
上层人物的权势显而易见：每月购买一次额外的高质量的食品，称为“克里姆林宫的配给”；专门的医院和医务所；有权出国，并带回使人垂涎的西方货——这些都是地位的直接象征。
在下层，权势虽不那么明显可见，却是普遍存在：卖肉柜台上的那个伙计，偷偷地给他的一个朋友割了一块好肉，多收了他三个卢布；厨师们兼卖食品；机修工干完了活又修汽车；“专家们”催快钢梁、水泥和砖瓦等活的完工速度，以便工厂早点建成。
一位莫斯科人说：“在咱们这儿，一个人不是按劳取酬，而是按照他的社会地位取酬。”
而一个人的地位终究来说是由苏联共产党决定或确认的。他越接近于上层，他的生活就会过得越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