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四月，我第四次回国。
上次回去是一九七五年底七六年初还乡葬母，到北京时又值周总理逝世，国丧家变，悲痛满腔。
记得离开北京的那天，正当首都举行周总理的正式追悼会。那天气温在零下十多度，整个北京不但笼罩在冰冷哀伤之中，还隐约感到紧张的气氛。那天，我们是流着热泪向北京告别的。
两个多月后，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中国人民满腔的悲愤爆发成惊天动地的怒吼。不久“四害”成擒，举国重庆解放，两年前我们哭着回去，这次是笑着回来。
四月的北京，春暖花开，从接机朋友们的愉快表情到自然景色，都是一片春意。更令人兴奋的是，行装甫卸，负责安排旅程的朋友就告诉我，当晚文化部的林默涵副部长在北海仿膳设宴，应邀参加的有夏衍、曹禹、臧克家、吴作人、萧淑芳、李可染、赵丹、张瑞芳……。
这一串名字在我心里突然激起一种无法形容的震荡，这是一种悲、喜交集，真、幻难辨的感觉。
宴会在著名的北海仿膳举行，也说明今天的北京不同了。北海是清代禁苑，仿膳是慈禧太后游览散心时进餐的“御膳堂”。我前三次来时北海还是江青御用的禁地，今天的北海成了人民公园，游人如织，春色满园。
从天井走进一间灯火辉煌的大客厅，里面已坐满了我向往已久的贵客。站在他们面前，心情激动得有点像在作梦。主人林默涵先生迎上来和我热情的握手时，这温暖亲切的感觉告诉我，这不是梦，这是整个心灵可以感受到的欢乐现实。
主人为我逐一介绍。第一位是诗人臧克家。他那清瘦结实的身材，闪亮的眼睛和浓重的山东口音，正像他的作品一样精炼、热情、纯朴。
看到画家吴作人、李可染两先生时，我满怀歉咎的抢上去向他们道歉。因为七三年我访问他们以后写了一篇《李可染、吴作人谈齐白石》，曾触怒江青，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几年来，我一直感到对不起这两位我所尊敬的画家，除了暗自为他们的安全和健康祝祷外，更期望着有一天我可以向他们面致歉意。
这一天终于来了。当我抢上去向他们握手致歉时，看到他们不但丰采依旧而且笑得更开朗。吴先生连说“不算什么！”李先生只从容微笑的摇着头，他的表情说明着：这件事是不值一怒，不值一提。吴夫人萧淑芳的回答正像她的画一样明快：“他们不在乎！”
在一旁看着这个“大团圆”场面的，是剧作家曹禺先生。我从接触到话剧的时候起，就是个曹禹迷，我不但一再的读过、看过他的戏，也演过、导过他的戏。
他的作品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一团团耀眼的火种，一座座光辉的纪念碑。从最早的《雷雨》到解放后的《明朗的天》，他以单纯的正义感和动人的艺术，一步步引导着千百万人走向和共产党不约而同的道路；但在过去十几年，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名字，看不到他的片纸只字了。
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当样板戏独霸舞台，整个中国金玉不振、瓦釜雷鸣的时候，人们更崇怀他的艺术。等待着有一天他会重新出现。
如今站在他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我激动得喉部哽噎，两眼湿润。面对着这位最会表达奔放感情的剧作家，我的感情却凝塞起来，只能笨拙地说：“看到您，我真高兴！”
这位“失踪”沉默了十几年的剧作家比我记忆中的影像衰老多了，特别显著的，是他的面色有些蜡黄，右眼下出现一块黑记，这显然是十年来精神上见不到阳光的创痕。
最使我感到震动的是看到夏衍先生。这位当年曾在戏剧、电影、小说、新闻……各条战线上功勋彪炳的革命老战士，一生从未被反动的敌人打垮，如今竟被折磨得腿部折断、身体伛偻、瘦骨棱棱。
当我握着他那只剩瘦骨一把的颤抖的手时，不禁悲从中来，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但他那瘦削的面孔上一双充满庄严的眼睛却告诉我，这位颤巍巍扶杖而立的老人，不是生意尽矣的枯树，而是雪化后高洁的青松，他不需要怜悯，而是使人感到肃然起敬。
坐在夏先生旁边的，是中国电影界的演员赵丹。想不到系狱七年的赵丹和我握手时依然浑身是劲、笑声朗朗。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演员，今天我们才认识，在革命斗争中，他也是一位笑得最响笑得最好的铁汉子。
他的朗朗笑声驱散了我满腔的悲哀。看着他那满脸欢笑的表情，我突然注意到在整个大厅中他是唯一戴帽子的人，不禁脱口而出的问他：“本家，您怎么在屋子里戴着帽子呵？”他摘下帽子让我看他那新剃的秃顶，告诉我是为扮演周总理而化装的。从他的声音，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这个角色的感情。
和赵丹坐在一起的是张瑞芳。张瑞芳和其他著名的女演员有点不同，她的舞台生活是从学生时代作抗日救亡工作开始的。
她在重庆时代演的每一个戏我都看过。在那战争、流亡、艰苦、阴暗的岁月里，她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希望。当时不知道有多少青年人因受了她的艺术的感染走向革命。
在这悲喜交集的会见后，主人让我们到天井里留影纪念。重回到大厅中坐下，我向坐在旁边的曹禹先生提出海外的戏剧爱好者都希望他能以留美学者闻一多先生蜕变进步的一生写成剧本，供海外上演。他说现在是“刚解放”，他要完成的心愿多得很。
正像海外急切地要知道国内文艺界的情况一样，他也急切地想知道美国的舞台、电影、百老汇、好莱坞的情况和新作品。我以自己有限的知识向他作摘要说明，他的反应也像国外对国内近十年看来看去只有八个样板戏的情况感到无限慨叹一样。
宴开时，当一道道仿膳的清宫名菜端上来，只有夏老可以道出其中的奥妙掌故。此老兴致之高，谈锋之健，可以使人看到“四人帮”虽伤害了他的肉体，却无法夺去这位艺术家的智慧、渊博和永不会衰老的生活情趣。
在座的客人，都是中国的艺术之光，国家之宝，而“四人帮”竟以“文艺黑线”这个不知所云的罪名把他们的成就一笔勾销，把半世纪的历史一刀斩断。跟着而来的是十年的黑暗时代，这十年，应该是这些卓越的艺术家创作力的颠峰，生命力的顶点；而今他们所剩的是劫后余生一片空白。曹禺先生的话是对的，这实在是一场浩劫，一个旷古未有的大悲剧。
我告诉主人，这次回来我怀着一个特别的希望，就是要访问像今天在座的老一代的作家、艺术家，把从三十年代到“四人帮”当权这一段被歪曲斩断的历史弄清楚。
我知道以自己的有限时间和能力不会有太多成就；但由于我是汲取这一段历史的乳汁长大、在感情上和这一段历史血肉相连的一代，我感到了一种义不容辞的激动。特别是由于自己身在外国，当我看到外国学生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研究茅眉、曹禺、巴金、老舍……而想到国内的年青一代在“四人帮”当权时却看不到《子夜》、《雷雨》、《家》、《骆驼祥子》……对这些伟大作家一无所知时，内心就涌起一股无可形容的悲愤。
今天，毁灭历史的“四人帮”已经垮了，许多老帅、老革命家、作家、艺术家依然健在，我们一定要赶快以最新的工具，把这一段被曲解抹煞的光荣历史正确、生动的记录起来。
因为怀着这个希望，我对主人安排这个珍贵的聚会特别感激。
宴罢和贵客们告别时，只有一句话可以表示我内心的激动和祝祷，就是希望他们“为艺术珍重，为国家珍重”！
之后的一个星期，我曾分别访问了他们和那天没有参加宴会的茅盾、周扬、王芸生诸先生。
这些访问和我前三次回国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再也不必因为有所顾虑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他们也毫无保留地开怀畅谈。
遗憾的是因时间有限，没能去更多地方访问更多的人；不过这将来可以补救。不可补救的，是没见到三十年代重要人物之一的郭沫若先生。我到北京时，郭老已病势垂危。和夏衍先生见面的那天，他说郭老已在弥留状态。回到美国，就听见这位革命文学的创业者与世长辞了。
郭老的最后一篇文章热情歌颂文艺界的春天。老树雕谢了，但不断到来的，是生生不息的春天
。
在这文艺的春天里，我们祝望老一代的作家、艺术家为艺术珍重，为国家珍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民中国是一座万古常青、经得起震动、充满了宝藏和生命力的青山。在这青山上，有古老耐寒的松柏、绿叶成荫的大树和无数俊秀挺拔的嫩苗新枝。
更使人沉思纪念的，是不遗余力维护文艺的周总理的骨灰撒遍在这青山之上，那将是无尽的滋养和动力。（转载自香港《大公报》，本刊作了删节）
【法新社北京四月八日电】这里的观察家们今天说，中国昨天被重新接纳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员后，看来北京准备作让步以使它能参加一九八○年莫斯科奥运会。
他们特别注意到中国国家奥委会在昨天的表决后在蒙得维的亚发表的声明。声明说，只要台湾不自称中华民国，北京可以同意台湾暂时留在国际奥委会里。北京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及其权力。
迄今以前，中国一直要求承认它的各国际组织应同时把台湾赶出去。但是这次北京表示希望找到迅速解决它的国际奥委会代表权问题的办法，这大概是着眼于莫斯科奥运会。在上月月中，中国曾对台湾拒绝由这两个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之间举行商谈表示遗憾。
观察家们说，如果北京和台北之间就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达成协议，甚至是暂时的协议，那就会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中国对国民党人开展的微笑攻势的第一个结果。
【德新社蒙得维的亚四月八日电】尽管国际奥委会七日在这里做出决定，允许北京回到奥林匹克运动，今天仍然不清楚的是人民共和国是否事实上回到了奥林匹克运动营。
北京奥委会负责人在国际奥委会七日表决后不久发表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接受这个决议。这个决议还保留台湾的会籍。
然而，声明还说，北京准备继续讨论。
声明重申了北京的意见：只有一个中国
——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拥有代表权，台湾只能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而，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随后说，就他而论，北京表示愿意继续商谈，就意味着它没有拒绝接受国际奥委会会籍。
基拉宁在这里对德新社记者说：“北京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事实上的成员。”
记者要求直截了当地回答北京现在认为它自己是国际奥委会成员呢还是拒绝接受会籍，代表团团员楼大鹏只是说：“这个问题问得好”
。
同时，台湾政府不出所料接受了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它还说，它希望国际奥委会“保持其维护奥林匹克章程的坚定立场，拒绝任何政治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