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环境
为了预防癌，必须认识致癌的因素是什么。根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上综合的数字，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癌，都有内在的原因。癌不是遗传的，但许多人承认，对于某几种肿瘤来说，容易染病这一点却是可以遗传的。甚至心理问题也发生作用，当然这不是决定性的。
人们已一致承认，癌的最大根源应该在环境因素中寻找：生活习惯、饮食、呼吸的空气、人们生活的地理区域以及构成著名癌症学家约翰·希金森称为“生活方式”的一切因素和习惯。
在一长串人类敌人（癌的制造者）的名单中，香烟名列前茅。如果戒烟，癌可能减少百分之三十。据希金森对《视界》记者说，吸烟引起的癌大部分是肺癌，并包括口腔癌、喉癌、咽癌、食道癌、胃癌，可能还有胰腺癌。只有吸烟者（患肺癌）
澳大利亚人格雷说，从未在不吸烟者中发现肺癌。这并不是象过去那样，说什么过多吸烟是危险的，而是说，“在死亡病例数和每日吸香烟数之间存在一种简单的算术关系。如果每天吸四十支香烟，那么死于肺癌或心血管病的危险，就增加四十倍。”据专家们说，治愈肺癌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没有的，有效对付肺癌的唯一方法是预防，减少吸烟者的人数亦即减少病人数目。
食物的种类也影响癌的生成。脂肪和某些混合食物就是如此。有几种肿瘤在工业化国家正在增多。为什么？对超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饮食方式有着不同的理论。在前者即超级发达国家中，食物中含脂肪、蛋白质和高级炭水化合物多，而缺少纤维。在引起肠癌的常数和摄取含脂肪过多、纤维太少的食物之间，似乎存在关系。同样确定，在进入大肠的胆汁酸分解后，构成致癌的脱氧胆酸。这些特点存在于一切居民集团，但患肠癌的人数只有摄取含大量脂肪的食物时才有所增加。看来也证实，当摄取含大量纤维的食物时，由于致癌物质同肠壁接触时间较少，就减少了胆酸的分解。
对脂肪的怀疑可能是有效的，例如日本的饮食含脂肪少，患肠癌人数比美国少四倍。
饮食对癌症的可能影响，似乎可以从在日本和智利以及在哥伦比亚胃癌发病率高这一方面推论出来。米兰大学的马里奥·吉奥内博士说，这种情况在有火山地区的国家都有，但只有在火山喷发铁盐而不仅仅是硫磺（如在意大利）时，才出现这种情况。他说，这种癌基本上是安第斯山变异问题，这种情况肯定同使用硝酸钠有关，当它被植物吸收时成为致癌物质：亚硝酸酰。还可能是由（象在日本那样）吃生鱼引起的。
在伊朗、里海和日本，食道癌发病率高，这与吃用可能含致癌物质的植物制做的某些饭食有关。健康和职业
卫生习惯似乎对某些癌症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宫颈癌在某些地区流行，而在其丈夫割去包皮的妇女中，实际上没有人长宫颈癌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在巴拉圭，阴茎癌发病率高，也同卫生习惯有关。
在大气成分中，太阳光的紫外线对形成皮肤癌有重大关系。已经确定，太阳光要对百分之一以上的癌症死者负责。
在空气中，特别是在城镇的空气中，漂浮着几十种致癌物质。
许多化学物质是造成癌症的因素。希金森博士的研究室收集和分析了五大洲的关于二百七十二种可疑产品的资料。其中二十种对人类致癌有关系。并且查明另外一百三十七种化学物质使牲畜致癌。据了解，八十九种新产品对人类造成了危险，不管是在工业中，还是通过药物给人带来这种危险。
本文的第一部分谈到所谓职业癌，也就是说，这种癌症是由工作人员接触致癌物质所引起的。
在塑料工业部门，接触氯乙烯的工人要冒患癌症的风险。尽管危险很大，但是也只等于在十五年内每天只抽三支香烟所冒的风险。许多其他物质，如炼镍厂的废渣，石绵粉，（赤）铁矿，轮胎工业，挥发油、砷、沥青等也有致癌作用。
致癌物质也可以通过药物进入人体内。药物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有些物质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例如糖精和滴滴涕。希金森说，糖精在实验室的动物身上是致癌的，但是在大量食用的情况下才能致癌，所以，人们少量食用糖精是无害的。至于滴滴涕，希金森断言，不能证实滴滴涕是致癌物质。
至于避孕，人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在美国，一些科学家断言，在避孕方法和新肿物（癌肿瘤）形成之间有着一种相互联系。但是在欧洲，例如在英国，已经进行了统计研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论断。
确定致癌因素的工作借助流行病理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希金森对《视界》杂志的记者说：“它同‘生活——习惯’有关。现在我们知道，在欧洲，一个住在城郊的人，他不抽烟，不过度饮酒，不吃得过饱，不过度晒太阳，可以使患癌症的危险减少三分之一或一半”。外科和放射线治疗
在各种治疗方法中，外科是一张王牌，因为外科能切除肿瘤，而且是决定性的治疗方法。在新的肿瘤学概念中，外科同其他治疗方法相比较处于优先地位。
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除了强调多学科治疗和实行“有限外科”——一种外科合理化——的观念，没有更新的东西了。
有限外科就是限制手术范围，更多地注意解剖学和生物学结构，认真考虑肿瘤学上的一个新情况，这就是在治疗之后给个人留下什么样的生活条件的问题。
有限外科现在找到了治疗用激光确定了部位的肿瘤的新方法，也就是冷冻手术。
（二）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三月二十一日电】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二十一日社论：《音乐在中国的胜利》，摘译如下：
如果说中国的听众和音乐家对波士顿交响乐团最近访问的反应说明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些年来压制文化未能削弱他们对西方音乐和这种音乐所代表的一切的怀念。在演奏西方乐器成为一种政治性的罪过的许多年月里，从事艺术表演的渴望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虽然一九七三年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是打破文化封冻值得注意的行动，但是反应比较冷淡，算不上真正的考验，因为听众大多是党的负责人员和军人。这一次禁令解除了。听众中有许多青年人，他们显然由衷地流露了热情，而支持这种热情的则是邓小平副总理的出席和他为了使交响乐团和乐团指挥小泽征尔得到官方的欢迎所作的明显努力。
随着这次为了取得文化上的了解而迈出的令人鼓舞的一步之后，下一步究竟会怎样，还要看一看。据随同交响乐团访问的本报音乐评论员索尔·埃克特说，他看到的中国音乐家就象吸墨水纸一样，拼命想从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奏者那里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任何一点材料和灵感。来访问的波士顿乐团人员也同样兴奋，许多人放弃了他们在上海自由活动的一天，参加上海音乐会的采排，贡献他们的专业知识。
访问结束后，任何再禁止在文化上自由表达观点的做法对中国人来说都将是特别忍受不了的。音乐真空已经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需要填补了。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二度赴中国指挥的小泽征尔》，转载如下：
小泽征尔这次带着他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来了一次更具体的文化交流。他们在上海演奏一场，在北京演出三场。
日前在报上读到一位华盛顿记者路易斯·索维尼写的有关小泽征尔的报道，摘译其中片断如下：
从他的外表来看，你还以为这是一个在周末站在公路上搭顺风车的中学生，但他却是领导一个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的人物！
这位浑身是劲的年轻指挥，当他指挥一场音乐会时，全力以赴，不仅要用体力，最重要的是音乐感情上的力。演毕一场音乐会，他就软得像棉花一般！虽然指挥是头脑、神经、体力并用，正是因为应用这种方法，可以将紧张的情绪在体力的消耗中得到平衡。
从他的指挥中，可以见到有如运动家的优美姿态，因为他原是一个足球运动的爱好者。如果不是他在十五岁时练球受伤的话，他可能选了另一种职业。
他出生在一个家境并不富有的中产阶级，父亲在“满洲政府”任牙医，是佛教徒，母亲却是基督教徒，幼年时的音乐教育来自母亲教会诗班。
他和另外三兄弟都喜爱音乐，也爱玩乐器。六岁时，告别了北京家门的石狮子，战后回到日本，但因为麦克阿瑟将军惩罚战犯的条例，父亲一直失业。他要学音乐可不容易。总算找到一位很有爱心的钢琴老师，认真的学琴，为谋生计，还要靠做粗工来维持，但祸不单行，又弄伤了手指，只得改行学理论作曲，他拜了名师斋藤，这位老师对他日后成名影响很大。小泽征尔从他那儿学得：每日清晨四、五点钟，起来读谱。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使他成为一流指挥的过程也不平凡，他得了法国国际大赛指挥首奖，又于一九六○年成为纽约交响乐团指挥伯恩斯坦的助手，当他再次获得坦格尔伍德的指挥比赛首奖时，得到与“天皇巨星”卡拉扬学习的机会，从柏林交响乐团的经验中，他的艺术造诣更上一层楼。他与这些名指挥一直保持良好的交谊，除了波士顿乐团之外，他也常是柏林、巴黎、日本其他乐团的客席指挥。
平时小泽征尔的态度和蔼可亲，一登上指挥台他就七情上面，随着音乐喜而喜，悲而悲，充满着诗意，有时又与乐队一同吟哦乐句。
【合众国际社波士顿三月二十日电】波士顿交响乐团今天已经回到波士顿。他们说，这次访问证实了音乐是全球性的。
乐团指挥小泽征尔说：“此行再次证实了音乐是国际语言。当我们离开北京时，乐团的大多数人都流了泪。我很想再去那里，我确信他们会再邀请我们去。”
中提琴手尤金·莱纳在谈到中国人时说：“他们是最友好、最迷人的人。”
他说：“他们并不很习惯于西方音乐。目的不是音乐。目的是政治姿态。
事实证明善意是从交响乐的每一乐章中迸发出来的。”
第一小提琴手亨利
·埃利斯·迪克森说，他不喜欢北京和上海的单调的颜色。“那里没有色彩，没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