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公报说双方商定勃列日涅夫和德斯坦将于三月底在苏会谈
【美联社莫斯科二月十三日电】法国外交部长让·弗朗索瓦—蓬塞于今天结束了他对苏联的两天访问。弗朗索瓦—蓬塞的这次访问是为法国总统德斯坦应苏联政府邀请于三月底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会晤做准备。
这位外交部长在他离开伏努科沃机场前说，“这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它将标志着法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据这里的西方外交官们说，正在黑海边度假的勃列日涅夫自从今年一月底在电视里露面以来未再在苏联首都露面。在那次电视露面时，勃列日涅夫的声色都极为欠佳。
苏联塔斯社援引弗朗索瓦一蓬塞的话说，他对他的莫斯科之行的结果“感到极为满意”，他与苏联领导人就一系列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和亲切的会谈”。
法国人士说，弗朗索瓦—蓬塞在与葛罗米柯昨天和今天进行的总共七个多小时的会谈以及与柯西金的一个小时的会谈讨论了中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中东以及亚洲和非洲的一些不同地区的问题。
这些人士说，柯西金和葛罗米柯都对弗朗索瓦—蓬塞说，中国对缓和造成了威胁，但是他们没有提苏联反对拟议中的几个西欧国家向北京出售武器的事情。
这些人士还说，葛罗米柯批评法国打算向中国提供三个核电站。
这些人士说，弗朗索瓦—蓬塞则对苏联人说，法国决定与北京进行合作的目的在于使中国人进入国际大家庭中来，并使他们的领导人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些人士说，葛罗米柯谈到了目前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关系中出现的冷淡局面。他说，这部分是由于美国的政客们把批准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与苏联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缘故。这些人士说，葛罗米柯对弗朗索瓦—蓬塞说，在完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以前，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他说，确定签署这项协议的日期还为时过早。
西方外交人士说，美国的看法是，新的协议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现在只是等待苏联人作出政治上的决定。美国人希望在二月底勃列日涅夫来华盛顿签署这项协议之前知道苏联人所作的决定。
【塔斯社莫斯科二月十三日电】题：法国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蓬塞访苏联合公报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法国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蓬塞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以及发展苏法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
着重讨论了有关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德斯坦举行会谈的准备工作，已商定，会谈将于今年三月底在苏联举行。
两位部长讨论了当前国际局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近东以及亚洲和非洲某些地区的局势问题。两位部长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并相信会谈对苏法关系的发展将是有益的。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二月九日刊登该报记者罗恩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要求美日在对华贸易方面建立联系》，摘译如下：
一位知名的日本商人昨天说，如果日本和美国商人在向中国市场渗透时进行合作，而不是进行“毫无约束的竞争”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将为贸易提供“一个极大的机会”。
野村证券公司董事长北浦希一郎在《日本经济新闻》在这里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未经开发的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单独开发”它。他建议，日本商人和美国商人进行非正式的磋商，认为这样做将是把日本技术和美国技术溶为一体的一个自然途径，也是利用日本靠近大陆中国这个优越性的一个自然途径。
北浦说，开发中国这个市场将为日本和美国提供一些机会：既可以增加它们的出口，又可以帮助中国建立“一种富饶和稳定的经济”（这种经济将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作出贡献）。
北浦说，日本人和美国共同帮助中国进行钢铁生产、沿海石油的开发、纺织和农业的发展，这样做是合乎逻辑的。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八日电】一位日本高级贸易官员要求日本同美国进行“最密切的合作”，以支持中国要想在二○○○年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的雄心壮志。
日本前通产相牛场信彦说，中日友好条约和中国同美国建立的新关系已经改变了中国同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关系。他说，“这种影响是震撼世界的，无怪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生了某种中国热。”他说，拥有近十亿人口的中国，突然间摆脱了近三十年的孤立状态，正转向一些“民主大国”以寻求它所需要的资本和技术。
牛场信彦说，日本和美国是最关心中国前途的国家，并且最有条件支持中国的计划。他敦促日本为改善日办关系作出“并行不悖的努力”。他说，“苏联和中国都是日本的近邻，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不想把一国置于另一国之上。
【塔斯社莫斯科二月十三日电】题：勃列日涅夫同弗朗索瓦—蓬塞谈话
正在莫斯科以外地方度假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今天同前来苏联进行正式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蓬塞谈了话。
谈话是友好的。谈话时，从勃列日涅夫和法国总统德斯坦即将在苏联会晤的角度谈了苏法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
【法新社莫斯科二月十三日电】一些人士说，法国外长弗朗索瓦—蓬塞今天在启程返回巴黎之前同勃列日涅夫通了电话。
塔斯社今天在俄语广播中说，“在莫斯科以外度假”的勃列日涅夫同法国外长“谈了话”。然而塔斯社的法语广播说，勃列日涅夫“接见了弗朗索瓦—蓬塞”，使人们纷纷传说他们两人举行了会晤。
法国外长在离开莫斯科前向记者发表简短讲话时没有提到同勃列日涅夫的任何会谈。
皈依过程的关键时刻是新教友们被迫对崇拜对象承担重大的义务。这可能意味着象在某些搞崇拜的宗教组织内那样，把自己的财产、存款或孩子签署让与搞崇拜的组织；或是如同查尔斯·曼森在他的“家庭”中所要求的那样参加吸毒或纵欲。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唐纳德·伦德解释道：“一旦你做了重大事情，那怕你自己对自己也很难承认犯了错误。你就会竭尽全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是魅力超凡的领袖们一定加以利用的十分狡诈的精神防范法。”
崇拜对象也可能打发成员们上街募捐或干点诸如卖花的小买卖来赚钱，从中剥削他们。
实际上，在所有搞崇拜的组织中，性成为控制其成员生活的中心手段。有些搞崇拜的组织的领袖们，如曼森和琼斯，把他们的一些男女门徒当作自己享受性乐趣的工具。但是宗教性最强的那些搞崇拜的教派却严格地把男女隔开，并告诉他们：性行为本身就是一大罪恶。发动进攻的途径为把成员牢牢地禁锢在搞崇拜的组织里，头头便制造了一种假象，即有一个外部罪恶集团无时不在企图毁灭他们。希特勒与犹太人势不两立。曼森则树黑人为敌。琼斯的敌人则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三Ｋ党。对大多数好斗的搞崇拜的宗教组织来说，敌人则是成员自己的父母。心理学家哈克说：“搞崇拜的组织允许人们满不在乎地去憎恨别人，并提供一条安全的、得到组织准许的向敌人发动进攻的途径。”搞崇拜的组织的领袖们还使成员们相信，如果他们变节，那么不是死于敌人之手，就是死于虔诚的崇拜狂分子手中。上帝之子教派告诉想变节的人说：上帝或者恶魔会处死他们，并对那些坚持要还俗的人施加驱魔术。基本需要是什么使得一些搞崇拜的组织的领袖们由热心的人道主义者变成疯狂的暴君呢？例如琼斯，他为被社会遗弃的人建立仁慈的避难所而开始他的事业，但最后却毁灭了他照顾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中，一位可能感到有点不安的魅力超凡的领袖发现他是在满足日益增多的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阿里·基夫解释说：“他很快就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一增长就开始成为包袱，于是他变得有点象偏执狂了。”这样，他就发展了一种新的、具有较多的惩罚性的措施，以便把其追随者与他紧紧地拴在一起。纽约的心理学家赫伯特·亨丁补充说：“如果一旦产生什么威胁，患上不治之症或是暴露了秘密，这种头头就不愿意别人比他活得长。他就不会让他身边的任何东西存在下去。”
耶鲁大学从事死亡和思想控制研究的专家利夫顿说：琼斯的“人民圣殿教派”与其它搞崇拜的组织还有所不同。他强调假想的自杀。利夫顿认为上周的案件是界乎大规模自杀和谋杀之间的混合物。因为琼斯自己的思想退化成为偏执妄想，所以他便让门徒们通过自杀练习来为集体死亡作准备。这就增强了对集体的义务感，和死亡不过是走向一个永恒的社会的幻觉。亨丁说：“当琼斯要求他们为他而死时，有人是出于自愿而死，大部分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如何抵制。”
因此琼斯城的悲剧，只在表面上与过去集体自杀的例子相同。例如，马萨达一个犹太教派的信徒们为了不当罗马人的俘虏全自杀了。琼斯的追随者们则是被琼斯本人陷害的，并非出于爱国主义，宗教信仰，或是为了高于个人的事业。琼斯城的暴行不可避免地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对崇拜，以及是否应该对崇拜加以限制的辩论。教会的学者告诫说：耶稣、默罕默德和佛陀的宗教都是作为崇拜物开始的。非宗教的自由意志论者警告说：宗教不论多么丑恶，都是受“第一次修正案”保护的。对它们抨击的唯一合法手段，就是证明某些崇拜对象所使用的心理手法等于是实行强制思想控制，使受害者们的法律地位受到了损害。但是，这个论点十分脆弱。国家精神保健研究所助理主任斯蒂芬·赫什博士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崇拜对象采用的洗脑方法是“高压推销”。他说：“不能仅仅因为皈依者们选定了对其家庭来说是稀奇古怪的信念。而就认为选择是按搞崇拜的组织的领袖们的命令行事的。”历史学家们说：每当社会结构受到严重破坏时，就会有崇拜现象出现。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西进运动都产生了新的宗教教派。虽然有些专家认为当前对崇拜的兴趣已经开始减少，但大多数专家认为：只要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学校和教会）继续产生着容易受搞崇拜组织的领袖的笼络的多情善感的孤儿，那么，诸如文鲜明教会一类财源较好的集团就会继续存在下去。沉重的代价甚至有些批评家都承认：由于不少搞崇拜的组织把很多人从吸毒和颓废生活中吸引到宁静的修身生活中去。这倒有利于社会和个人需要。但是，在自由社会中，从最好的情况来看，代价也太高了：琼斯城的大惨案可能会使那些想在崇拜中寻求家庭的青年人三思而行，这倒是有些好处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