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在亚洲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但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不会变得和西
方一样；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与其说是黄金时代的开始，不如说是一种不正常状态的结束
【本刊讯】英国《新政治家》周刊一月十九日一期刊登罗斯·特里尔的一篇文章，题为《大字报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摘译如下：
在南京，一个人黄昏的时候在街上问我：“你是外宾吗？”他是一个电力技术员。接着他便邀我到他的住处去。他给我看他的全家照片时说：“外国人现在不再被看作是敌人了。”
我访问中国五次，但是，随便碰到的人同我长时间的交谈，并邀我到他们住处去，这还是第一次。在南方繁荣的城市广州，我曾到过我很熟悉的一个文化公园。它的娱乐场所之一是射击场，租一支气枪，对着一个模拟风景地形图射击。一九七一年时这幅风景地形图上画了些面目可恶的美国兵，到七十年代中期，画上仍然是士兵，但没有标明是哪国的兵。这次，射击的是鸭子、长颈鹿和狮子。
文化活动的政治内容少了一点。参加音乐会（或许听演奏莫扎特和李斯特的作品）的时候，演员不象过去那样一开头来一番政治说教，结束时也不挥动毛的语录本了。
政府正在设法既提供马戏也提供面包。对于仍然很穷的中国来说，现在是办经济的时代。人们工作卖劲了一些，因为工厂的工人，如果干得出色，可以增加百分之十五的奖金。工厂墙上贴的标语更多的时候是关于速度和产品质量，而不是一般政治概念。中国一九七八年的对外贸易比一九七七年增加了约百分之六十。中国的石油开始向亚洲出售。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正在给中国工业注入非常需要的力量。北京欢迎香港和亚洲其它地方的华侨商人作为联合企业的合伙人，甚至进行私人投资。
中国现在的精神状态还有一种把自由和权力混为一谈的很不寻常的情况。一九七八年年底，北京出现了批评毛的大字报，要求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
但是也存在着相反的意见。当代的中国在向预定的过程和宪政方面——更不用说民主选举——究竟能走多远，还有着严格的限制。中国和西方在外交政策方面是更接近了，但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要完全合拍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大字报并不纯粹是自发的。是的，人们说的都是心里话。
大字报上的要求是相当有节制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使得这些要求变得更为有力。
另一方面，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几亿农民的问题，而不是几万名城市示威者的问题。
前景如何？中国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在亚洲。但今后二十年里，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很可能仍低于一千美元，因此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不会变得和我们一样。
还会有清洗和斗争吗？会有，但不会采取那种流血的激烈方式。紧张将主要是在社会问题上，而不是在意识形态上。
在世界政治中，中国的形象将是一个普通的大国，而不是煽动那种使一些亚洲国家伤脑筋的革命的根据地。
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与其说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不如说是一种不正常状态的结束。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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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两国之间，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还会出现关系紧张的状况。不过，（在不舒服地姘居了六年之后，）这种“结婚”将使中国对外政策更加坚定地采取亲西方的方针。它也将减少北京可能存在的这样一种想法，即不仅对南边，而且也对北边实行缓和，以此来减轻同俄国争端的负担和费用。
【本刊讯】巴基斯坦《时代之声报》一月十七日以《在中国，思想和信仰自由发展》为题，摘要刊登了沙特阿拉伯一家周刊发表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库卡利德·纳伊米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说：
一些世界性通讯社的记者在他们访问中国之后已经报道过，教堂在被关闭了很长时间之后现已开始重新开放。人们看到佛教徒公开忙于讲经，也看见基督教徒星期天从教堂里走出来。中国走向思想和信仰自由的这一发展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征兆。一些阿拉伯和穆斯林外交官的讲话也在报纸上得到了发表。
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来说，中国政策上的这一新的变化和中国统治者已开始结束其孤立主义并促进它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事实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这变化已创造了许多可能性。
【法新社罗马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电】据联合国估计，全球有七亿多人，即六分之一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绝对贫穷之中”，他们大部分住在农村。
一九七九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开展一次新的努力，协助这些人改善生活。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在罗马举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大会，第一次这类的会议于十三年前举行过。
该组织秘书长埃道阿德·萨欧马对法新社记者说：“这次大会目的是商讨办法，改善数百万无地的贫苦农民的生活，他们迄今仍处于落后状态。”“很多国家实施重大的土地改革，但没有解决贫穷问题。”
他说，这不单是一个土地问题，这需要水利、肥料、信贷、合理价格及其他。
问：在美国，人们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中国两年来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吗？
答：是有了变化。但是我已说过，许多变化都是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基本原则作出的。我还必须说，过去执行这些政策有干扰。毛主席晚年时由于病重，有些干扰无法排除，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说主席没有责任。但是我们仍在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的蓝图建设我们的国家。
问：现在这些障碍是否都排除了？
答：是的，但是即使你排除了这些障碍，它们影响依然不散。要完全消除这些影响，需要很长的时间。你知道，四人帮干扰了十多年。无纪律行为猖獗。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恢复得相当迅速。但是教育领域是一个重大问题。多年来，四人帮把不读书的人当作英雄，把不干工作的人当作英雄。现在人们必须工作了。但是我们在教育方面——包括科学技术——失去了整整一代人。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努力才能赶上去。
问：你一再地提到你的年龄。现在在中国执行的新政策在你不担任职务以后是否会继续下去？
答：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确信我至少还能活十年。我们党的主席兼总理华国锋现在还不到六十岁。他活的时间当然会更长。至于我们目前的政策和原则，我们认为是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支持的，至少是有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人们对这些政策是否会继续下去感到担心，那是他们忽视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些新政策是正确的呢，还是错误的？如果这些政策和措施不正确，何必继续执行？如果这些政策产生了成果，生活水平就会提高，经济也会好转。如果这些政策取得了成果，生活水平就会提高。那么有谁反对继续执行这些政策呢？因此，决定的因素不是哪一个人，而是这些政策的成就。我们确信这些政策是有效的。
问：你是否期望在十年之内实现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
答：不久前我曾对美国朋友们讲过，十年太长了。我希望今年就实现统一，不过这可能过急了些。
问：你认为应如何实现统一？
答：我们争取统一的政策和原则是十分公正和合情合理的。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将可以保持其权利和权力，但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即只有一个中国。这意味着台湾当局可以保持他们自己的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至于和外国的贸易，可以继续进行。他们还可以保持他们现有的制度并继续保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问：他们的资本主义呢？
答：当然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长时间。事实上，中国的主要部分，即你们所说的大陆，也会发生变化，它将更加发达。我们只要求他们不要搞两个中国，我们主张爱国一家。
问：台湾也这么说。
答：在这点上我们意见一致。
问：但是他们说，中国是它（台湾）。
答：目前，台湾当局拒绝和我们谈判。这很不好。但他们坚持只有一个中国，这一点是好的。还有，他们不说中国的首都应该是台北，这也是一件好事。
问：美国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候说，它打算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卡特政府承认你的政府“不同意”这种政策，但是他说，你的政府“理解”这一点。你能否进一步阐述一下你们对待这种政策的态度？
答：我们曾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这种政策。但是我们说过，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当阻止我们迅即实现关系正常化。为什么我们不同意呢？因为继续出售武器不利于我们和台湾当局之间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因为蒋经国将会认为，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会把尾巴翘到一万米高的天空中去。所以我们希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在保持同台湾的民间关系的同时要注意不要做有损于中国和台湾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的事。这个问题可以反复讨论。
问：你到美国正好赶上阴历新年。今年是羊年。据说羊年对和平来说是吉祥的一年。你对一九七九年和平的征兆有何看法？
答：我们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希望尽可能地延长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时间。
问：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我们《时代》杂志同苏联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勃列日涅夫在那次谈话中说，他对谈论中国人已感到厌烦了。我想知道，能否达成一个有限的协议，即：勃列日涅夫将不谈论中国、而你们也不谈论苏联？
答：我对谈论他们还不感到厌烦。你知道，勃列日涅夫曾对日本人说，我，我本人，是最可恶的中国人。所以，当你们把我当成今年的新闻人物的时候，你们大概犯了个错误。
问：我们不这样认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