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南斯拉夫《人民军报》一月二十五日以《团结是行动的基础》为题刊登一篇文章，摘译如下：
用来讨论非洲南部问题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第一次特别会议，明天将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开幕。
不结盟运动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它作为一支独立的非集团力量正在得到加强，它的威望日益扩大，但是，它进行国际活动的条件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也是由于世界整个形势的发展所造成的。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对立的气氛在加强。而在不结盟运动内部，则出现了一些十分尖锐的情况，其中某些情况还变成了公开的冲突。
随着不结盟国家数量的增加，可能出现的争议问题和局面的数量自然也在增加。但是，一些势力在企图利用这些分歧和矛盾，因为不结盟运动得到加强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可以说，对不结盟国家压力的增长，正是由于不结盟的力量在增长。这些压力采取各种形式：从企图通过特种战争的各种手段在思想、区域和经济基础上破坏不结盟运动的团结，直至挑起、煽动或者帮助武力行动。旨在使不结盟运动或者它的某些成员偏向一方的努力正在加强，以便为某些大国的政策效劳。
在对不结盟国家施加压力的手段的丰富武库中，特别危险的作法是：在不同意某个国家的国内社会政治制度的借口下，对独立的主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侵略或其他形式的干涉内政。不结盟国家在提交给安理会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草案（由于苏联的否决而未被通过）中强调指出，“维护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破坏这些原则是不符合它的愿望和目标的”，并要求“严格地遵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某些不结盟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争端，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发生冲突，特别是武装冲突，会为各种外国干涉和武装干涉打开大门，并使这些国家的安全和世界和平成为问题。
【本刊讯】日本《世界周报》一月二十三日号刊登时事社评论委员长佐藤纪久夫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不要忘记坦克与导弹——金边陷落的教训》，摘译如下：
越南在做好了被别的国家指责为奉行侵略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精神准备后，凭待武力控制了与湄公河三角洲并列为粮仓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将如何展开游击战争进行抵抗，尚不得而知，但是，归根结底，越南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将发挥作用。有一种说法说，越南投入了装备着苏联新式武器的北方精锐师。据说，南方胡志明市的治安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从这方面动员军队产生了困难。
如何看待越南的这种好战态度？现在越南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作战的军团。在河内政权的辞典里，和平共处这个词大概已经被删除了。收复全部国土将近四年，但是仍然维持着大规模的军备，压迫着经济，国内建设停滞不前。由于南方农民怠工和遭受巨大洪水袭击，所以稻米收成不到一百五十万吨。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乘船逃难的人”大量外流。
但是，越南领导人顽固地坚持要建立一个把印度支那三国合为一体的印度支那联邦。问题是这种气氛很浓厚：由于内部存在种族的对立，所以终究不能指望确保稳定的统一。政治上经济上不稳定和动摇的局面将长期持续下去。因此，越南甚至有可能以苏联的影子为背景，作为一个作战军团式的国家，企图称霸东南亚。
这样说对越南似乎是太苛刻了。但是事实是，除了这种好战行为外，越南领导人言行不一致，说得更坏一些就是耍两面手法，已经引起了国际上不信任，因此，很难说这是对越南的片面的批判。其证据是，去年秋天，范文同总理遍访东盟国家时，在与各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发誓“不对别国政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颠覆活动”，表示了和平的姿态。阮维桢外长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宣布，“对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支持是精神上的支持”。这种和平的宣言和这次侵略柬埔寨的行动之间的矛盾，越南究竟打算怎样解释呢？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去年六月同《朝日新闻》主编岸田纯之助谈话时抒发了他的感想。他说：“中国一贯恪守对我们的诺言。苏联基本上遵守协定。越南一次也没有遵守过协定。”这句话反映了他对越南践踏巴黎和平协定的憎恶感情。这种看法是以许多事实为依据的，所以决不能斥责为感情用事的谴责。
对于越南这次不守信用的行为，就连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决定冻结援助了。毋宁说这样做过于晚了吧。外交，一方面散发着香槟酒和香水的香味，另方面又回响着坦克和导弹的轰鸣。美国漂亮地分别使用两者，苏联和越南则专门发挥后者的威力。
贯彻和平主义是可取的，但是，我们分析国际形势时，忘记坦克和导弹就不好办了。
【时事社东京一月三十日电】题：园田外相对竹入的质询答辩说，要以向前看的态度来研究签订日中文化协定和科学协定的问题
三十日下午，众议院举行全体会议，竹入义胜（公明党）、佐佐木良作（民社党）、濑长龟次郎（共产党）、河野洋平（新自由俱乐部）等人分别进行了代表质询。
对竹入质询的答辩：园田外相：印度支那半岛的形势实在令人遗憾。日本坚决不能容忍那种凭借武力进驻他国，干涉内政的做法。另外，我们要求同柬埔寨、越南两国接壤的国家采取审慎的态度，不使这一争端扩大；
关于日中文化交流协定，还未正式接到中国的建议。日本和中国有悠久的交流传统，如果对方提出来，就要以向前看的态度研究。关于签订科学协定的问题，已经提出来，现在正在进行准备，以便派遣调查团去中国了解科学现状。对佐佐木质询的答辩：园田外相：对越南的经济援助，正式通知给予的是一九七九年度的经济援助。前提条件是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如果越南侵略别国或者干涉内政，就不得不冻结今后的援助。关于今后的问题，要同东盟各国商定。
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在大城市中，住房问题，对新婚夫妇来说，简直是个令人绝望的问题，所以，除了妆奁费以外，做新郎还得要有一套房间。新娘可以指望收到足够的首饰，特别是钻石首饰，适当数量的衣服，泡沫塑料床垫，电视机，高保真度收音机，自然还有电气冰箱，可能的话，还有空气调节器。
可是，新娘的父母亲也必须筹一笔钱，数目比这个要大得多。一个做父亲的如果有几个女儿，那就有破产的危险。可是，由于和亚洲其他大多数地方一样，男人或女人不结婚被视为一件可耻的事，所以许多人家都有放高利贷的人出出进进。但是真正漂亮或有才学的印度姑娘可以指望免掉这种负担。在现在这种男人的收入往往不够家庭开销的时代，有职业的姑娘也是大家所羡慕的。
此外，如果新娘的父亲很有势力，能帮助自己的女婿，那也就不需要索取嫁妆了。
在伊斯兰教习俗的影响下，巴基斯坦妇女仍然常常处于从属的地位。丈夫被看作是为全家挣饭吃的人，所以无可争辩地就成了一家之主。在农村地区，妇女和她们的男人一样辛苦地干活。有关妆奁问题的风俗习惯在全国各地有所不同，但是，每当办成一宗婚事——几乎所有婚事都是包办的——可以肯定有人就要为这件好事付出一笔沉重的代价。在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姑娘们供不应求，所以男方必须出钱“购买”新娘。
在这两个北方省份的其他地方，父亲们还继续在为他们的女儿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有时候他们竟然要求高达５万卢比的嫁妆费，还要求对未来的新郎的经历和家庭情况作一番彻底的调查。受教育较多、较为富裕的家庭，对自己女儿的幸福的关心也愈大，不愿轻易要她们接受不适当的婚姻。可是，在全国整个来说，经济利益和家庭影响现在仍旧是人们的首要考虑，这样说也是很公道的。
大约十年以前，伊斯兰教的遗产继承法在全国统一实行，用以代替原先使妇女得不到任何财产的旧风俗。从那时以来，女儿们已经有权和她们的兄弟们平分家庭的遗产。有地产的家庭，现在都要对新娘最后能得到她父亲多少产业进行查核。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为了保全家庭地产而在表亲间攀亲的倾向。
有时候两家“交换”女儿，使遗产继承中的得失能够保持平衡。
在新郎非常值钱的旁遮普和信德，情况就不同了。在中产阶级中，男方的要求特别多。贪心的家长向女方一件一件地提出他们指望得到的东西，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不愿这么干。中产阶级的标准妆奁通常有价值５千到１０万卢比的首饰，多达一百套的新娘穿的各种服装，一张床和其他家具，一台电视机或收音机，或者两者俱备，还有有时价值高达２万卢比的厨房设备。除此以外，要求陪上一所房子、一辆小汽车，也不算什么新鲜事。这笔钱必须在婚事确定下来以前就筹足，因为如果女方由于负担不了这笔费用而中途变卦的话，对新娘的家庭来说是很不光彩的。解过约的姑娘很难再找到有社会地位的对象。
家庭的荣誉也要求结婚筵席必须办得非常丰盛。客人越多，菜肴越丰盛，新娘到公婆家后受到他们嘲笑的可能就越少。如果新郎不是本城人，他和他的一大群随从的膳宿费也必须由女方来负担。这笔费用可以高达３万卢比。新娘的近亲必须给新郎一笔“贺仪”。有时候他得到的是现金，有时是新衣服或一块贵重的手表。
所以，毫不稀奇，有些家庭在这个过程中破了产，有些人家里留着老姑娘嫁不出去。在农村地区，放债人不择手段地劝农民“为了本村的面子”而尽量花钱。农民借了利上加利的债，要一辈子才能还清。
这种由于要付出过高的嫁妆费而弄得家境十分困难的悲惨故事，在菲律宾也不少，特别在农村的穷人中更是如此。各地的风俗有所不同，但是在占人口多数的天主教徒中，负担这笔费用的是男方的家庭。男方必须筹划一笔现款，至少要够一天庆祝活动的花费以及购买送给姑娘的父母的一只水牛、若干大米和其他礼物之用。在过去封建制度时代，精明的地主能够用出钱“帮助”佃户大办喜事的办法使他们欠下还不清的债，把他们拴住。只有在吕宋的他加禄人中间，才有退回价值相当于一半嫁妆的礼物的风俗。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