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27日参考消息 第3版

    【法新社伊朗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省会扎赫丹十二月二十四日电】在这里的俾路支部族和革命卫队之间发生冲突,造成十人死亡、九十人受伤之后,伊朗军队于昨天开进这个地区的首府,以维持秩序。
    武装部队是前伊朗外长雅兹迪叫来的。他正在这里为霍梅尼了解情况,他在周末与这里的一些宗教领袖和中央政府的代表进行了会谈。
    在俾路支人(他们是穆斯林逊尼派)声称,革命卫队和忠于霍梅尼的什叶派穆斯林不让他们向雅兹迪诉苦之后,于是二十日便爆发了冲突。
    逊尼派宗教领袖阿齐兹说,他的人民“要求自治”,但并不是反革命分子。逊尼派在这个城市的十万居民中占绝大多数。
    然而,他们是反对拟议中的伊朗新宪法的。新宪法规定什叶派伊斯兰是正式的国教。他们还反对革命卫队这支“占领军”。
    一些观察家认为,伊斯兰革命是不能强加给七十万俾路支人的,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一种与库姆和德黑兰什叶派当局的目标违背的封建制度。
    【德新社德黑兰十二月二十三日电】伊朗中央政府和库尔德少数民族代表之间的和谈今天看来再次陷入僵局。
    据《德黑兰时报》报道,库尔德民主党显然正在把大量武器发给它的追随者。
    西阿塞拜疆省省长贾·哈古对这家报纸说,库尔德民主党在进行谈判的同时,加强了它的军事据点,并在居民中分发了大量武器。
    与此同时,库尔德族领袖伊·侯赛尼宣称,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接受低于“地区自治”地位的结果。“地区自治”是库尔德族领导人在会谈时提出的八点计划中的一条主要要求。
    侯赛尼在《德黑兰时报》记者打电话采访他时强调说,迄今为止,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说苏正把阿富汗从自主的缓冲国变成受莫斯科控制的仆从国
    美国昨天表示,它担心苏联可能正处在把阿富汗由一个自主的缓冲国变成一个受莫斯科控制的仆从国的过程中。那样会在已经不稳定的西南亚地区造成严重的后果。
    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二十二日一次情况介绍会上,详细介绍了俄国在苏阿边界的它那一侧进行兵力调动的情况,以及苏联作战部队开入阿富汗的情况。苏联作战部队开入阿富汗的规模虽不如国内调动的规模大,但却更加令人惶恐不安。
    这位官员说,在这种军事调动变得明显之后的两周内,美国有三、四次在很高级别上向俄国人表示了关注。但是没有听说苏联作出反应。、
    据说,阿富汗的两个邻国——西面的伊朗和东面的巴基斯坦对于苏联军队在阿富汗起的这种越来越大的作用表示关注,据说,那个地区的另一个强国——印度也有些关注。
    看来,美国要求人们注意俄国人的行动,是要使莫斯科在世界舆论中,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的舆论中,为它的这些行动付出更大的代价。国务院的这位官员说,在苏阿边界的苏联一侧,已经驻在那里的两个俄国师已经达到满员,并离开了它们通常的驻地。此外,又有一个师的兵力开进了这个地区。
    记者们获悉,最近还发现这支苏阿边界部队有一支司令部直属部队。
    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在阿富汗境内和靠近阿富汗的这些苏联军队有什么计划或目的。
    (摘自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华盛顿邮报》)


    【美联社新德里十二月二十二日电】据今天来自喀布尔的消息说,阿富汗秘密警察首脑十七日在他的办公室里受了重伤,凶手被逮捕了。可靠的一位人士说,阿明主席的侄子
    ——阿·阿明,被一位男人开枪打中了胸膛。
    他说,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附近的阿明主席的官邸人民大厦也发生了三十分钟的射击。不知道这两起事件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


    如果霍梅尼丢了阿塞拜疆人,他就丢了伊朗帝国。目前他和他的对手沙里亚—马达里牧师之间多少没有公开的冲突,如果搞不好,可能使霍梅尼仅仅成为波斯沙漠中心地带的宗教领袖。这是有史以来一个帝国最迅速的衰亡。
    讲土耳其语的伊朗阿塞拜疆人的人数,在伊朗各民族中仅次于讲波斯语的波斯人。阿塞拜疆人有一千多万。由于波斯人的人数同波斯人的权力不成比例,阿塞拜疆人就成了把执政的波斯人跟分裂的少数民族撮合在一起的帝国结构的台柱。
    阿塞拜疆愤怒的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十二月五日谋杀了沙里亚—马达里的一位保镖。第二,现在正在同库尔德人进行的自治谈判引起了所有伊朗其他少数民族的注意。第三,对上周以公民投票通过的伊朗新宪法有气。那次投的票都是清一色的赞成票,但据官方估计,二千三百万有资格的选民中只有一千四百万投了票。阿塞拜疆人宣称,如果不是玩弄花招,使选民误认为沙里亚—马达里已投了票,票数还会更少。
    宪法本身存在的许多毛病(例如,宪法未能为少数民族提供任何程度的自治权),甚至比这次公民投票程序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反对,但主要原因是因为宪法规定了一个法吉或宗教领导人,他有权解除当选总统的职务,有权宣布战争和否决当选议会通过的法律。(摘自十二月十五日英《经济学家》周刊)


    随着美国强化经济制裁的行动,缺粮和国民生活不安的状况正在伊朗公开表现出来。
    鸡蛋没有了,住在德黑兰东北新住宅区的居民,从没有鸡蛋的情况中感到了粮食危机的阴影。进口减少的影响在羊肉、牛肉方面也已表现出来。据说,植物油也开始见底了。
    伊朗一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美国进口粮食,包括小麦、大米、植物油和糖。据美国方面估计,伊朗的进口粮食中,百分之七十五来自美国;然而,由于和美国的关系恶化了,今年比例已经减少到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摘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本《读卖新闻》)


    听到一群前往美国使馆示威的喊口号的一位年轻人说:“光喊‘杀死卡特,杀死国王’并不能叫我们什么都有了。”
    他对与他同乘一辆出租汽车的乘客阴郁地说,“那样并不能使我找到饭碗。”
    他象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伊朗人一样,已经失业了几个月。但他并没有批评造成他失业的革命,也没有批评那种为转移对于失业等严重经济问题的注意力而继续占领美国使馆的做法。
    更确切地说,经过许多个月的骚乱,看来他被这里的普遍厌烦情绪所压倒,甚至连当前的反美运动也掩盖不住这种厌烦情绪。
    不该把这种不满的表示,理解为对巴列维国王时代的怀念。
    一位外科医生说:“革命很有必要,那是不得不发生的。那个政权如此腐败——人们再也不能容忍了。”
    然而他对于穆斯林宗教当局在政治上、经济上或管理上的无能感到吃惊,也由于他看到左派的危险袭击而吓坏了。
    他好象是说,国王下台不足以驱走伊朗的魔鬼,但是搞一下反美主义可能就行了。
    这位外科医生说,自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三年帮助国王复位,“我们花了二十五年的时间才在我们脑瓜里开始相信,我们是能够把他撵走的。我们曾经认为他有美国扶植有美国保护,我们是奈何他不得的”。
    这段历史有助于说明,在一个长时期来传统地受外国统治的国家里,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越积越大。革命者们利用这种不满情绪激起人们的共鸣以谴责美国和它在这里的所作所为。
    有些伊朗人心情是矛盾的。
    一位中年人说:“国内每个村庄都有个把在美国生活或学习的人。人们的内心深处是不安的,他们在把他们的亲属从美国召回以前总是犹豫不决的。因为这里的大学学生名额不多,这些大学也是不太好的。”
    但是在德黑兰南部——该市的一个贫民区,也经常被指为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贫民革命”的样板——一家茶馆里人们谈论的是短缺鸡蛋、肉类和美国香烟。
    革命以前大米每公斤七十美分,现在则超过一倍以上。大米是伊朗人的主食。
    某种宿命论认为,一切革命都带来些问题。眼前的危机——伊朗要求引渡国王,华盛顿坚持要求释放大使馆人质——既没有使人产生很大的热情,也没有引起什么恶感。
    一些中产阶级的伊朗人显然认为伊朗社会大崩溃一定会使掌握领导权的神权政治垮台。他们对毛拉们缺乏管理技巧、缺少零件和一团糟的现象反而感到高兴。
    一位律师几乎幸灾乐祸地说:“这帮人连一个地方的当铺都管不了,管理一个半先进的经济就更不行了。”
    一位面无表情的教授认为,“事情还会变得坏得多”。
    一位欧洲律师谩骂官僚机构“消极抵抗”。
    他说:“他们希望搞垮革命,他们只翻阅文件,什么事也不做。”
    那位把希望寄托在军人掌权的外科医生也承认军队伤亡惨重,许多军官都不肯去库尔德斯坦打仗。
    也许有五十万伊朗人——大多数都是上层、中上层阶级和资方——都失了业,或者只得到他们过去工资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大学教授等待新的清洗。自由职业渐渐没有了。
    有了伊斯兰法律制度,律师再也不需要了。许多职业记者失业了,因为他们都被极端的宗教信徒所取代了。
    革命以后,伊朗的文学作品干涸了,或者关在写字台的抽屉内,因为除了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方针之外,现在很难发表任何别的东西。
    在革命前后的漫长危机期间,报纸的销售量是上升的,但现在则急剧下降了。
    有位编辑说:“这个国家治理起来不简单。我们没有纪律,没有专心工作的精神,人们要求有更多的东西而且眼前就没有。”
    (摘自美《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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