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十日至十二日连载一篇徐南苹的归国杂记，题目是《中国大陆的门大开了》，转载如下：
在国外，常常听到对中国旅行社的批评，而我从亲身接触中发现，中旅社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和蔼可亲的，工作效率也不算差。一进中旅社看到排队的长龙，自然会想到他们的惊人的工作量。我相信他们之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但要想从表面分辨出来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和群众打成了一片。
火车到达广州，第一个过来打招呼的是位梳了两个小辫子的中旅社接待员，白里透红的小圆脸，没有任何化妆却那样美丽，微笑着向旅客介绍有关食宿和交通的安排，给人以宾至如归之感。短短几分钟的接触，就使我初尝到“家”的温馨。
在美国读有关苏联的报道，使我对共产党统治的社会留下了一种恐怖感，特务横行，盯梢、监视、窃听、施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未回国前，看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报道，对于回国后的遭遇，也曾心怀疑惧。真的回国以后才发觉自己原来想错了，中国与苏联完全是两回事。
在大陆旅行两个月，不但没有任何人盯我的梢，而且在广州、北京、西安、成都、昆明、重庆、南京、上海，与上百亲友都有私人的聚晤，无话不谈，没有遇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连原来不存奢望的老家——江苏句容乡下的祖屋这次也到了，并能一享与大姑妈、二姑妈同榻共话的愉快。虽然，听他们叙述三姑妈在文化革命期间的遭遇，不免伤心落泪，恨得我大骂“四人帮”法西斯，但今天能够毫无顾忌地互倾积愫，不也正说明中国社会已经逐渐走向开放吗？
我所访问的亲戚朋友中，年纪稍长者，三十年来无不受过政治运动的冲击，有的还被冲击得很厉害。比如我的二姨爹，是位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寄希望于共产党，解放时留在重庆不走，解放后调北京任教，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未能幸免；文化大革命一起就受到红卫兵的斗争；多年来卧病在床。当我在北京找到我姨爹的住所，扶着摇摇晃晃的木制楼梯扶手，走进了三楼的一角时，一眼就看见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半卧在一张小床上，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凄凉！但是二姨妈对我这位远方来客表现出的欢迎热忱，很快就使整个屋子充满了温暖。两位老人和表哥对过去的事说得很少，他们并不是忌讳，而是由于对当前国家领导人的满意，所以话题更多放在打倒“四人帮”后的高兴上。比如，政策落实，姨父恢复了名誉，补发了工资，现在还按月领退休金等等。至于二姨爹本人呢？他的一句话，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只要国家好了，个人算什么！”我联想到我父亲的类似的语言，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质吧！
我未到北京之前，就希望找到一位理想的导游者，熟悉北京，同时能对我畅所欲言。经过一位叔叔的介绍，终于找到了冒舒諲伯伯。他是冒辟疆的后代，博学多才，对于首都景物，更是如数家珍，一路上听着他一口和蔼可亲的京片子，介绍眼前的名胜古迹，既熟悉历史掌故，又能结合现实生活，真是过瘾之极。比如我们漫步到景山时，他就说景山公园是挖故宫的护城河时，就地取材，将泥土堆起四十米高的小山坡，再在其上修成园林的。走到一棵只剩树根的槐树处，他说，这棵树就是当年崇祯皇帝上吊的所在，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砍掉了。
我曾跟舒諲伯伯讨论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发现他对国家领导人充满信心。他说，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又是具有伟大德性和韧力的人民，只要不再有政治动乱，一心向治，中国是大有希望的。按照西方的观点，一个封建世家出身的公子哥儿，对于共产党政权总是格格不入的，但舒諲伯伯给我的印象，却是对于自己的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富强康乐具有坚定的信念。
参观十三陵时，我独自步行到路边的果园张望，看见一位身体健壮，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的妇女在那儿铲土，也许是我的衣著及挂在肩上的照相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抬起头来面带微笑，对我点点头，从而给了我跟她交谈的勇气。当我们用普通话开始交谈时，她面露惊喜之色，迅捷地在衣服上擦去手上的泥土，主动伸出那粗糙的手与我握手。一问一答之下，我获知她在一九六七年知识青年下乡的号召下，曾到自己的家乡参加培育果园。一九七○年分配到北京郊区，在这里参加新辟果园的建设。她个人喜爱这份工作，当然也认识到这份工作有利于国家。那天虽是星期假日，仍自动地骑了脚踏车，扛了锄头，来到果园挖掘灌水的水沟。我在美国时，总以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一切都是受压迫强制执行的，眼前的事实却不得不使我相信，在社会主义中国，同样有专为爱好而工作的人，他们的努力和代价不是金钱，而是个人对工作的兴趣以及对社会的责任。
中国大陆的开放，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学的大门对各种阶级出身的人统统打开。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给大陆上所有有志报国的青年带来了希望。文化大革命期间排除了非工农兵出身的人发挥才智的机会，使许多青年人对前途失去了希望和信心。
现在，由于认识到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已有新的变化，因此，为培养大学生、研究生制定了一条“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政策，因而大受欢迎。我到四川成都华西坝参观，就体验到一种活跃气氛。四川医学院去年招收了四十二名研究生，四十一个都是大学毕业的，其中独有一个不是大学毕业生，他是高中毕业，有多年牙科临床经验，考试后以成绩特优、有培养前途而从边远的云南招收来的。入学考试，英语名列全校第二，牙科主科包括实际诊断和操作也非常出色，面试时考官禁不住问他，你没有上过大学，怎么比上过大学的还考得好？这个学生的家庭按“四人帮”的标准是所谓属于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专政对象”，但在“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政策下，他终于跨进了研究院之门。他入学后的多次学习考试，也以优异成绩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这种教育大开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中国大陆的开放，各种各样的人都以探奇的心情涌入。特别是美国人更如醉如痴。
我在桂林碰到了美国广播界的几位朋友，谈起中国大陆的开放来，他们都欣然色喜，指为中国领导人智慧高的反映。遗憾的是旅游设备太差，组织欠佳，效率还低；否则的话，光这一项收入，也许就可以供中国实现一个现代化。而在我来看，更深的意义还成从政治上去找，从中国的统一前途去看。
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多数人认为是个死结，不容易解开，我未到大陆之前对这个问题也是悲观的。
到了大陆，我蓦然发现很多对台湾熟悉的人，纷纷以旅游的姿态进入，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旅行团，里面有两个熟人，我情不自禁地问：“怎么你们也来了？”他们说：“根嘛！谁都想来嗅一嗅故国泥土的芳香”。我再问：“印象如何？”他们异口同声回答道：“未来之前，心内是嘀咕的，共产世界嘛！来了之后，觉得不是想象的那么封闭，有许多地方还保持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本来，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是长期隔阂造成的，一旦接触了，彼此自然会感到一种乐趣，看来，“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总有一天要结束的。
祖国大陆给我总的印象，虽然还很穷，但却显得生气勃勃，尤其是人，绝大多数的人都表露出一种爱国情操，特别是一些受冲击者，很少为个人的恩怨而斤斤计较，对于长期生活于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美国社会的我来说，确是大开眼界。
我为大陆的开放高兴，离开大陆时，想到一个星期后又可到宝岛台湾探亲访友，对来去自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可惜这种自由，现在还只限于持有外籍护照的人享有。如果十亿中国人都享有海峡两边往来的自由，那该是多么美的事！
【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十月十五日刊登一篇题为《卡特怎么了？》的文章，摘译如下：
前不久，国际电讯报道了长跑爱好者卡特总统不得不退出一次十公里的长跑比赛的消息。当时他脸色苍白，感到两腿不听使唤。
这件事可能是很严重的，发生在象卡特这样的一位总统身上，可能有人就对这项世界上亿万人每天都从事的运动产生怀疑。
卡特年轻时，曾是美国海军学院运动队队员，距今已有三十六年了。从那时起，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今天他爱好的体育活动还包括打网球、游泳和打猎。
自从他开始任总统并把家安在白宫以后，由于忙于解决国家事务，他发现越来越没有时间打网球了，他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他的跑步训练，他选择了《跑步就是生命》一书中指导的一种训练计划，按照这项计划开始沿着白宫周围每天跑一点五公里至三公里。他每天都坚持跑完这个距离，后来，他又适当地加大了距离。卡特自己说出了我们数万跑步爱好者亲身体会到的好处。他说：“我几乎是一起床就开始跑步。如果我不跑步我就感到不好受。”
从今年夏季开始，卡特下决心一周跑六十至七十五公里的距离，我认为这是十分可观的距离。这对于一个已满五十五岁的总统来说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卡特总统在报名参加“卡托克廷山”长跑比赛时，打算用四十六分钟跑完十公里距离。如果考虑到他的年龄和他参加跑步运动的时间较短，这四十六分钟的时间是相当不错的了。
卡特的医生说，卡特患的是虚脱症。治疗很简单，把衣服脱掉，用冷毛巾盖身，从他左臂血管中注射一升浓度百分之九的生理盐水即可。一小时之后，卡特开始在房间里走动。九十分钟之后，他便来到长跑比赛终点给获胜者颁发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