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费加罗报》十月二日以《我看见两个中国》为题发表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写的文章，译载如下：
从前我曾在“军阀”的中国旅行过，在那里，那些腐败的将军们互相打仗，士兵们抢夺农民的收获，晚上，那些牟利的商人在去同姘头相会之前，先在饮酒之间询问“今天证券市场上的军火行情如何？”
殖民主义曾在十九世纪发现一个酣睡的中国。中国自己醒来后，要对它自身进行改造。我曾感觉到这也许要通过社会主义的试验来进行。
在共产党革命胜利之后十年，我又去中国。那是“大跃进”时期。宣布粮食产量翻了一番。我在当地看见，这是吹牛皮。但是，这也许还不是最严重的。使我特别惊吓的，是看见把一些自称比老师学问好的学生树为典型，一个农民自称一口气写了一万行字的书，一个工人打算“加强”他的文学创作。这种蛊惑人心的做法宣布了文化的倒退，几年之后这种倒退趋势进一步加强了。
一九七九年，我觉得窥见了第三个中国的曙光。在那里，一个西方人将可以无保留地表示出这个勤劳智慧的、在反对不利环境（其中之一是人口繁衍）的千年斗争中无比英勇的人民使他们产生的深切同情。
今年，我没有到远东旅行。或者说，我只是通过阅读、照片、别人的旅游见闻作了旅行。这一切，已足以使我在这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向中国大使馆为革命三十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带去一份调查了。我向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表示衷心的祝愿。
人们向我们说“百花齐放”时，我们便想起了一九五六年提出的这个词，想起了当时百花几乎马上就雕谢了。但是，让我们抓住这个大好的时刻吧，在这个时刻，可以这样说：“十八个月以来，一个大国已自行人道化了。”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面前放着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庆祝国庆的二十六条口号。
头几条是礼仪性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切也是一、二十年前宣布过的。发扬社会民主，加强社会法制。这些口号在别的场合也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不过现在有了新的语调：使思想摆脱一切框框，发挥创造性，实事求是。人人在真理面前平等。不得压制批评。
华主席六月间向人大作的报告中说，“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但再不需要、也再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因此，人们将不会再看见文化革命的那些可怕的过火行为了。新政权的方针，主要是反对“极左”。所宣布的新的任务证实了这一点。
法国电视台本周向我们介绍了各种穿着的中国人，一些夫妻竟敢手挽手散步，一些早上到学校的儿童也不再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意识形态歌曲了。这些日常生活细节是不可忽视的。更有意义的是知识分子的信心。他们昨天受到迫害，现在已敢于叙述他们受到的考验了。在中国一九七九年是一个恢复名誉之年。通过这个被纠正的历史出现了另一个前途。
最重要的，无疑是中国刚刚拥有了取得骨干分子的手段。在过去十年之中，在平等的借口下，可以说把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民之一的头砍掉了。人们最近给了他们以高等教育。这是给整个中国的一份礼物。升迁和培养熟练技能的巨大努力开始了。很好的是，高等教育还伴之以艺术创作的某种自由化，并同高等教育一起均衡发展。在毛统治时期，许多影片在取得成就以后便被禁止放映了，甚至在尚未公开放映便被禁止了。后来，在八年之中，人们一个影片也未拍摄。现在，人们鼓励题材、风格多样化，人们让艺术家们表现他们的个性，而摄影场也可以自由使用它们的利润。这是给我们大家的礼物，我们都能享受它们的产品。
中国不象苏联，并不是一个已经发达的、但不大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它属于第三世界，它向我们表明了人们怎样才能把集体的巨大努力同向世界开放结合起来，以求得继续生存。它竭力控制生育，从而为其他人口过剩的国家树立了榜样。它进行反对吸烟的运动，这也引起西方要考虑这个大问题。它想向我们学习，而我们是早已向它学习了。
祝这个第三个中国万岁！它还是处在朦胧状态中，但它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中国人民万岁！他们昨天还在受压迫和受苦，他们将在二十一世纪成为多中心世界的一极。
【本刊讯】香港《虎报》十月三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继续长征》，摘要如下：
中国在令人舒畅的开放和直率气氛中进入了共产党统治的第四个十年。
中国领导人开始承认共产党过去的错误了。这样一来党没有错误的神话就被打破了。
经过三十年严厉的意识形态统治之后，现在的重点是务实和现代化。
在北京星期日举行的纪念共产党统治三十周年的宴会上，没有一次提到毛的名字。
虽然这种新的态度是健康的，但是走得太远就令人遗憾了。毛有很多错误，尤其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但是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他都称得上世界上一位伟大的领袖，理应得到相称的纪念。
企图给他的名字完全抹黑的任何作法（象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死后发生的事情那样），就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而且必将导致危害国民的权力之争。这是对中国最不利的事情，因为她已经着手实施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
人们希望谷牧副总理最近对外宾的谈话是正确的。他保证说，发生政治动乱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全国人民都希望安定。
假如能够保持安定，中国的前途就是光明的。共产党接管以来，中国经历了几个动荡时期
——其中包括文化革命和计划失调的大跃进——但是现在走上的显然是正确的道路。
在一个稳固和稳健的领导班子领导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到时候是会实现自己确定的宏伟目标的。
【本刊讯】台湾《联合报》六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台湾热带海岸的特殊植物”，转载如下：
恒春半岛、兰屿、绿岛及澎湖群岛，以其特有的热带风光或秀丽的海岸景色，名闻全国，但生长于该地区的许多植物，所具有的多方面用途，却鲜为人知。
恒春半岛等地的海边植物，较具特色的约有二百种，其中少数部分作观赏用，有些具防风、定砂功能，大部分都具有药用功能，常被用以治疗伤痛。
在恒春半岛、兰屿海边常见的台湾海桐，浆果苋、海檬果、葛塔德木、兰屿木耳菜、麝香百合，台东沿海特有的台东火刺木，均是观赏植物。
一九五一年，由夏威夷引进的无叶柽柳，是沙漠中用以防风的优良树种，目前正在澎湖大量造林中。此外，生长在南台湾及东海岸而具防风、防潮、固堤作用的植物有腺果水冬瓜，三角仙人掌、银叶树、狗牙根等。
兰屿木蓝的根是山胞治蛇伤的药材，根叶煎服治头疼。恒春哥纳香的种子馏液，被作风痹症涂剂，煎汁治膨胀病。白木苏花煎服治淋病，月事不顺，水黄皮的种子可治疥癣，冬葵子的根可治耳鸣、重听，鼓膜破坏，叶敷治肿毒。崖椒的根被用以治咳消炎，含嗽剂治喉齿症。滨龙吐珠全草煎服可解热洽风邪。檄树（水冬瓜）的根煎服治赤痢，作强壮剂，碎叶洽溃疡，果实是太平洋土人所喜食。基隆泽兰荫干煎服，可解热冶水肿，神经痛，通经。白凤菜具治打扑伤，毒虫刺螯。台湾百合地下茎可食，解热，止咳。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刊登奈杰尔·霍克斯的一篇文章，题为《拯救了青霉素的难民》，摘译如下：
欧内斯特·钱恩爵士上周逝世了，他是值得纪念的人物。在本世纪医学研究的最光辉的篇章里，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发现和提炼了青霉素。
钱恩在这一段轶事里从未享受应有的荣誉。如果没有他，青霉素就很可能仍是医学文献中一段已被人遗忘了的注解。
尽人皆知弗兰明是如何发现青霉素的：在一张乱七八糟的书桌上，他放了一个装有细菌的盘子，盘子里细菌的生长出人意外地被一种霉菌抑制住了。弗兰明美妙的发现为什么在一九二九年引起的反应差不多只象人们对凉的大米布丁一样平淡，对此现在的人们就不怎么理解了。
弗兰明在他的有关青霉素的记录中表明，他的霉菌可以杀死盘子里的细菌，而且当注射进健康老鼠体内时，没有坏的反应。但是他没有作任何努力去发现它能否杀死老鼠体内的病菌，或者能否有助于使一只病鼠恢复健康。
回顾起来，这是一个离奇的、令人费解的疏忽。弗兰明的文章简直要在文献堆里发霉了，直到九年之后一位从希特勒德国来的年轻难民把它发掘出来。欧内斯特·钱恩生于柏林，父亲是俄国的政治流亡者，母亲是德国人。他一九三三年来到英格兰时才二十七岁，当时，他是一个有才华的钢琴家，可能会在这方面成名，但是他选择了理科，因为这似乎给他提供更多的安全。
一九三八年钱恩看到了《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发表的弗兰明的文章。当时，他正在寻找有关溶菌酶的文献，这是一种能杀死细菌的酶，它多年来一直是弗洛里研究所有兴趣探讨的问题之一。在翻阅这本杂志时，弗兰明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青霉素第二次被“发现”了。
青霉素是很难对付的。它难于配制，不稳定，而且从未成功地被提纯过。开始时，钱恩甚至于做不成弗兰明的原始观察实验。可庆幸的是他没有被吓退。一九四○年左右，他和他的同事们提炼出足够做几次试验的青霉素。
八个老鼠作一次试验。全注射上足以使它们致死的病菌。四只用青霉素来治疗，其它四只不用。未治疗的在十六个小时之内全死了，治疗过的活下来了。
研制青霉素的过程是一篇饶有趣味又几乎失败的故事。即将出版的传记体新书《霍华德·弗洛里研究所》中的一段说：当第一次试验做完时，这个研究小组认为他们用了提纯了的青霉素。以后的工作表明，事实上他注射进老鼠体内的仅是百分之零点三的青霉素，而百分之九十九点七是其它杂化学成分。如果杂质里有一种毒品，老鼠死了，那末整个科研项目会减速或停下来。
钱恩一生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除非一些当官的人全力以赴地为他的工作搞设备，否则他是不理睬他们的。他支持医药公司的事业，在发展部分人工合成的青霉素的过程中，他二十五年来一直与“皮轻”公司密切合作。
千百万人的生命被青霉素拯救了，这就多亏他选择了搞科学而不是搞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