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九月十七日至九月二十日连载该报副评论委员长荒川弘的文章，题目是《从经济角度看中国》，摘译如下：深思非市场经济的痛苦
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的两周多的时间里，我作为经济评论访华团的一员访了北京、西安、上海、杭州等中国各地。从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中国现在毫无疑问正进入“经济时代”，确实使人感到已同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四人帮统治时期的极左的“政治时代”诀别了。但是，可以认为，“把经济建设任务放在第一位”和已经走上“新（经济的）长征”的中国的前途，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通过这次访华首先感觉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常有的保密主义和只说好、只让别人看好的方面的态度，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已不太存在了。有关方面人士相当坦率地暴露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连弱点和缺点也不隐瞒。例如：我们访华团会见副总理余秋里时，会谈了三个多小时，这也可以说是破例的。会谈当中，他相当坦率地讲了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其他从事具体经济业务工作的干部也是这样。
然而，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很多。可以认为，其中之一也可以说是“克服国家管理经济病”的问题。
中国经济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期间（由文化革命到四人帮统治的时代）基本上是停滞不前，仅从经济上来看，甚至可以说是浪费了时间。
关于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许多中国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四人帮破坏和妨碍了经济。
的确，不能说四人帮的影响不存在，那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即使承认四人帮的“罪状”，也似乎不能把今天中国经济的停滞全都归咎于四人帮的“政治”。
此外，中国革命以后的经济管理体制本身似乎也有问题。我觉得，通过这次访华，这个疑问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解决。一言以蔽之，就在于国家管理经济或国有企业所具有的病根。
老实说，真未曾想到这次在中国竟能听到和看到英国病（即佝偻病）之类的事情。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中国，许多企业都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国家由上面制定计划，发出指示。各个企业之长从来都没有经营上的责任和权限。生产、分配和资金储备都由行政官僚单方面作出决定。这种国家包揽一切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第一，效率降低，企业的自主性丧失，懒惰也随之产生。国有企业利润从来都是全部上缴给国家，相反，即使出了亏损，国家也给弥补，不存在倒闭的问题。干不干活也保证发给一定的工资。由于企业本身不掌握自己工厂产品的需求对象，所以，不管库存多么积压，仍继续生产。并且废品的比率大。要是资本主义企业的话，肯定是要倒闭的，而国有企业却不会这样。
其次是，僵硬的国家管理经济造成行政机构和经济组织之间的矛盾，因为不能确立适当的分工合作和专业体制。
据说，中国有三十多万家企业和一百万种商品。由北京这个中枢机关来统一并灵活地统制、管理、运营那样大的中国，是非同小可的。
反过来说，上述情况说明，市场结构或竞争原理的机能在中国经济中是发挥得不充分的。即使在政治上把四人帮打倒了，但若不对这些根本上的经济运营的状态动手术，大概就不能进入“经济的时代”。
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学者经常说“市场的失败”。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经济和市场结构至上主义常常使经济发生偏差。日本经济的过分竞争等就是一例。所以说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引进某种管理和计划性。然而，社会主义中国却与此相反。从事具体经济业务的执政者和一部分经济专家们现在好象正在深思也可以说是“非市场经济失败”的痛苦。引进竞争和自主性
中国提出的所谓八字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上述全部内容概括起来也可以说是“经济调整”。
这可以看作是为了加强现代化的基础。
关于八字方针中的改革和整顿问题。这个问题与上部分谈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的现状有联系。
首先从简单而浅近的例子说起。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挤满了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旅行者，在这个广场有国营企业照像馆扎的帐篷。旅客排队等待照相。摄影师在一定的地方架设照相机，旅客相继站在被指定的地方，请摄影师拍照。而摄影师不动。
可是，最近在这里出现了集体所有制摄影部。他们一清早就上班了，自己移动，站在旅客感兴趣的地方拍照。竟有那样周到的服务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出现了同垄断的国营企业照像馆竞争的竞争者。
再举一例。雇用从地方回到城市里的下放青年等，去年五月上海市也建立起集体所有制的服务性企业，从事修理电扇、收音机以及处理垃圾等工作。可是，过去历来委托国营企业修理电扇，需要等两、三周时间，但现在让集体所有制企业修理，仅需两天时间，并且，修理费也便宜百分之十五。这当然是对国营服务性企业的刺激。
以上的例子都是小规模的，但尽管如此，从这些例子也可以看出中国想要作什么。也就是说，引进竞争、市场结构、企业经营的自主性等，这就相当于八字方针中的“改革”。
由于在长时期中，对中国经济的素质习以为常了，所以，一鼓作气推进改革、整顿是难以办到的，也有可能使干部和劳动群众发生混乱和感到困惑。
人们经常说，中国的设备和生产水平比日本落后三十年左右。战后日本依靠从美国引进最新技术和设备，赶上了美国，有的也把中国与日本这一时代相对比。但是，我认为，不谈经济结构，单单从时间上、或者数量上的差距来看日中关系是不合适的。战后的日美关系，确实存在数量上的差距，但市场规律和企业经营等经济土壤却是相同的。因此，只要引进最新式的设备和技术，就能够迅速赶上。但是，中国在经济管理、企业管理、业务技术等质量方面（同日本）存在不同和差距，因而，目前中国首先想修整这一点。直截了当地说，在这时即使引进最新设备和大型机械，但谁去开动、怎样管理、按照什么程序进行经济管理就立即成了问题。
日本经济界在日中狂热时期，一时热衷于销售最新设备。这看上去好象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但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未必如此。办法是，再稍微适应对方的土壤、注视着事态变迁的阶段进行实实在在的合作。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才是实现日中友好的途径。充实生产基础是先决条件
据说，由于电力不足，有些钢铁厂每月只能开工十天。听到这种情况后，感到社会主义的传家宝——计划经济本身就不周密。另外，当初日本经济界在没有充分掌握中国实情的情况下，就积极地推销各种成套设备，不能不认为这种热情也有问题。
总之，规定了三年的调整期，恢复国民经济平衡，与此同时进行经济管理上的改革和整顿，全面进行经济调整。为了中国的利益，这样做恐怕决没有错。
但是，并不是没有问题。使近十亿人口对生活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这从国家管理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负担也很重。可以说经济调整是基于“欲速则不达”的原则而制定的政策。不过，我想这三年将是艰苦的三年。危害现代化的癌症是人口
今后三年左右的“经济调整”期间，对现代的中国建设来说，毕竟将是决定重大胜负的时期。我想在最后指出中国在调整期间所面临的五个课题。
第一是智囊阶层的厚度问题。的确，中国正在出现一批优秀的懂技术的行政官僚。他们强调必须采取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技术和措施。不过，日本战后引进美国等国的先进技术、设备、经济管理方法，并实现了高速发展的一个原因，是除了有一部分优秀的技术干部之外，还拥有很厚的教育水平高、具有灵活地吸收和适应能力的智囊阶层。教育工作在这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对中国来说是困难的。从文化革命到四人帮时代，没有抓教育工作。十年来，年轻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很多人在农村生活了七、八年。因此，中国也指出，现在的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青年中存在着教育水平低的问题。
中国如何解决缺少人材的问题，仍然是重要的课题。
第二是仍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继续采取观望态度。可能是由于四人帮时代留下后遗症的缘故，他们担心再次回到偏向极左的时代。
要使采取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积极归队，就需要现在的路线固定和安稳下来。实际上，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稳定这条路线。在这里也有一种苦恼。
第三是路线争论的结束。当然，即使中国经济采用市场结构和竞争原理，中国也不是资本主义化。对中国来说，如何使计划经济和市场结构协调一致是个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在中国已经上台的一批技术领导干部和经济专家中，有这样一种趋势：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原则，目前无论如何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手法。凯恩斯的译著转瞬之间就被抢购一空，最近列昂节夫和塞缪尔森等现代经济学家的译著也已问世。大概这就是它的一种表现。但是，对这种态度当然也有反对和不同意见。在不久以前的四人帮时代和锁国时代，这一直被批判为崇洋媚外，被说成是走资派。
第四，提高经济管理效率、自负盈亏、采用市场原则等，当然是以“个体”为主，是以社会权利和政治自由为前提的。而且，这必须用历来被社会主义国家称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中国最近经常使用“社会民主”这种说法。不过，在这一基础上制定什么样的法律也是引人注目的。
第五仍然是人口问题。看到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人山人海的情景之后，难免要产生这样的印象：无论怎样提高生产也要被巨大的人口漩涡吞掉。或者反而有这样一种感慨：有一天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富裕起来，采用了富有国家使用汽车的标准，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呢？据说同中国作战的人会被拖进人海战术。不过，现在执政者正在为中国经济本身不被人海所埋没而拼命奋斗。
尽管如此，近十亿的人口仍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人类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因此，也有人说，中国的命运就是世界的命运。所以，中国发生混乱，世界就会混乱。对日本来说，不能不希望邻邦中国稳定，而且要不惜给予相应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