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轻松自如其中另具深意
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人独白，这与我所认识的其他一切政治领袖们恰恰相反。他也不像极大多数政治家那样，事先预备好谈话的要点，那些人在发言之时，有的装作是随口而说，有的则看看笔记。他的谈话就像是一篇苏格拉底的对话录（译注；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以苏格拉底对话录的方式，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在他轻松自如，令人察觉不到的随便引道之下，意义显现了出来。在轻松的戏谑和玩笑之下，他的说话另具深意，他控制谈话，在适当时机中，说几句时而富于哲理、时而颇具嘲讽的话。总的效果是这样，由于他的要点是蕴藏在许许多多不着边际、毫不相干的话中，因此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了出来，却不必负担什么责任。
他以他特有的斜视目光射向尼克松，表示欢迎。“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他开玩笑的说，双掌握住了尼克松的手，在摄影记者之前，对他表示热烈欢迎
——这件事情本身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至少，对于在场的，以及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张照片的中国人是如此。
笑话中说到我的女朋友，以及我怎样利用她们来遮掩我的秘密旅行。大家又开玩笑，提到了台北和北京领袖们互相辱骂，加诸对方的形容词。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在你的选举中，我投票支持你。”这使尼克松吃了一惊。这句话非常突出的显示，毛泽东宁可喜欢较易揣度估计的保守派领袖，而不喜情绪冲动、摇摆不定的自由派人士。“台湾事小世界事大”
对于这些戏谑、玩笑、轻松的俏皮话，我们必须小心留神，因为毛泽东是故意用一种若无其事的方式，来提出他主张的要点，那么，如果尼克松此行失败，也不致牵涉到失面子的问题。他很巧妙的把台湾问题放在次要地位，只当是中国内部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不提美国在台驻军的事。
“这个（台湾）问题不重要。国际局势才是重要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
当时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国际大局——也即是苏联，后来我和他单独会面而长谈时，他这种心情表示得更加充分。
毛泽东提到我和周恩来会谈时曾一度谈及的一个题目：“我想，像我这种人，说话放了不少大炮。例如，大叫‘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有人问到，中国一切标语上写满这些已喊了几十年的老口号，到底有没有人当真，毛泽东一听之下，放声大笑，周恩来跟着也哈哈大笑。
我们谈过了历史之后，转而去讨论实际问题，如何从历史之中归纳出一个方向，作为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前两次的访问中，我已将美国处理世界事务的基本要点，向周恩来非常详细的解说过，但唯有总统能最后作权威性的认可。中国领袖们要估计尼克松的能力，看他是否能够和他们共同实施一个全球性的策略，用以保持均势，他们之所以向我们开放，真正目的便在于此，而这次会谈的前途，大部分要依他们估计的结果而定
。总统到处参观以便现身电视
同时北京高峰会议在其他层面上也同时展开，我们精巧的主人和美国并不如何机灵的先遣人员，在这一切活动中错综复杂地混在一起。中国人要利用他们辉煌博大的文化，以及优美雅致的习俗，来制造一种印象：一个全世界最热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之化身的美国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美国先遣人员的目标却简单得多。他们要争取尽量在电视的黄金时间中露面。双方的目标结合起来，造成了一场动人心目的演出，总统马不停蹄地去参观中国各种建筑和艺术古迹：长城、故宫、明陵、颐和园、天坛。天坛位于现在的北京市区，其中有一组同心圆的图案，中国从前的皇帝自尊自大，竟以为宇宙的中心点可以精确的测量出来，那便在这组同心圆的中心。尼克松烧茅台险些酿成火灾
这一切观光活动我都没有参加。主要名胜我在上两次访问中都已看过了。因此我利用这段时间来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商讨公报的内容。
从各方面来说，尼克松的游览全都按照脚本而演出。每到一个地方，大批著名的电视评论员和资深记者就围上来，热切地要记录主角深刻的思想。“这长城真伟大啊，”尼克松在长城旁对拥在身周的记者们说，对于这人类最壮观的一项创造，表示批准同意。
在首都的几次大宴，都设在巨大的人民大会堂，这座大会堂，建来纪念共产党的接管中国。
当然，有没完没了、一次又一次的敬酒。我们喝茅台，这是一种要命的烈酒，在我看来，它之所以没用来做飞机燃料，只不过它实在太过易于着火而已。有具体事实为证，尼克松回到华盛顿后，要向他女儿蒂茜亚表演此酒的厉害，他把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岂知火竟不熄，他大为骇然；跟着碗炸了开来，熊熊着火的茅台酒流满了桌面。这个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合力，慌忙救火，这才将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那自作自受的提前收场（注：指尼克松后来因水门事件而辞职），还会发生得更加早些。
席上的中国人只有向美国人敬酒之时这才喝酒，嘴里欢声叫道：“干杯！”那可言下无虚，是当真每次都喝干了的。敬酒之人举起空杯向着对方，既表示不欺，又使对方不得不跟着干杯。只不过在上海那一次，尼克松对前途过份乐观，颇有点情不自禁，敬酒时居然似乎提议和中国缔结军事同盟，他事先未加草拟祝酒词而临时说溜了嘴，那是他此行之中唯一的一次。幸好到那时候，记者们也喝得有点胡里胡涂了。（五）
【本刊讯】法《晨报》十月十五日刊登阿尔贝·尚邦的文章，题为《华国锋的访问，我过去了解的中国和今日之中国》，译载如下：
（原编者按：法国大使阿尔贝·尚邦四十年前曾在中国任职，他从北京逗留后回来。他谈到了他对历史上这半个世纪突变的深刻印象。他写道：“一切都改变了但又没有改变——现在中国的奇迹是，它成功地在变化着，而又没有失去其特色。”）
我又从中国回来了。这种旅行是今天所流行的。然而我的旅行与许多旅行是不同的。因为我最后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有四十五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当时，我在中国呆了四年，我说中文，读、写中文。今天，人们问我：“那么，发生了什么变化？”，“你还认识中国吗？”，“你的印象如何？”。
很难给予回答，因为一切都没改变。目前中国的奇迹是它成功地变化着，而又不失去其特色。
我了解的四十五年前的中国是一个附庸的、受欺凌的中国。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的大片租界地上，“鬼子们”，外国人——野蛮人——以主人的身份统治着。一切都在他们的控制中：公共工程、教育、司法、警察……在这些领土上，实际上不能再行使中国的主权。
一九七九年我所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一个恢复了其尊严的中国。我认为，毛泽东的形象将永远在中国受到尊敬，因为他建树了这一功勋。
我四十五年前所了解的中国，是一个“军阀”统治的中国，即一个中央政权没人听从的四分五裂的中国，一个军阀混战、地方政权不断在某些人手中变换的中国，在他们统治的整个期间，他们敲榨勒索可怜的居民，迅速积累财富。
一九七九年，我所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中国。
我四十五年前所了解的中国是充满了可怕的饥荒的中国，是由于无力抚养孩子，人们把孩子遗弃在田里的中国，是由于无钱使女孩子受教育，人们把她们卖去卖淫的中国。
我一九七九年看到的中国是一个消除了饥饿的中国。遗弃孩子不再存在，而且人们得到了起码的保障，没有理由再遗弃或卖孩子。
因而，今日中国的一切都十全十美了吗？肯定不是。首先，由于“四人帮”的过火做法，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在国际经济界没有发挥理应起的作用，即由于它享有盛名的文明、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众多的人口——九亿七千万——有勤劳、俭朴、智慧的人民而理应起的作用。
中国现政府意识到了这种状况，并想医治它。但药只能慢慢地见效果。
那些将在中国在今后走上的“经济长征”中帮助中国的人，将是那些明天打开中国广大市场的人；而那些缺乏远见，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对于投资、实现“联合冒险”购买迟疑不决的人，今天可以说就没有希望看到中国市场向他们开放了。不播种的人将无收获。
政府给予的鼓励是不胜枚举的，提供的保证日益增多和明确具体。那些这些年来仍持怀疑态度的人，最终将两手空空。
在中国有什么还不行呢？有很多方面不行，当局领导人首先觉察到了它，并努力要医治它：年轻的男孩子和姑娘之间关系中过分的拘谨，缺乏宗教信仰的自由，建立一个从中产生出知识和文艺上出类拔萃的人物的社会未实现……在这方面，“四人帮”采取了过火的行动。
大家都可以作见证的一些迹象表明，这些过激的作法正在被纠正，而且在迅速地被纠正。
而在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存在的、在一九七九年没有改变的特色是什么？
首先，中国思想的现实主义。日本长期来是中国的可怕敌人，美国一直到不久前还是被公然奚落的对手。然而，日本从则政和经济上大规模地参加发展中国经济力量，美国立即跟上，是西方第一个得到准许在广州开设总领事馆的国家。
中国的传统的现实主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中国更敌视教条主义和拘泥法律条文——是永恒的。在北京，中国的议会里，有香港代表的席位，十五天前，我在北京举行的大型体育比赛开幕式上（有五万人参加）看到一个台湾代表团受到人群的极其热烈的欢迎。
在交易中，遵守诺言（它使得任何一个中国人看来，一个合同不如你承担的道义义务有拘束力）——我可以证明——也没有改变。
中国的嘲笑、开玩笑的才能——我不知道有什么民族这么善于说俏皮话——还是我半个世纪前了解的样子。
从中国人对其交谈者的谦虚的风格讲，也是如此，那怕这仅仅是因为想这样来更好地达到其目的也罢；他的爱看戏，爱做美餐佳肴……还有什么的……中国人的心灵是永不变的，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
作为一个中国的朋友，我能在半个世纪之后亲眼看到一个伟大国家的这种变化感到幸福，从我到达那里的第一天起，我就爱这个伟大的国家，从那以后，我不断地在那些只有肤浅了解的人面前为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