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建国后三十年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终于确定了在它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去争取实现的坚定目标——“十亿人现代化”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连载该报记者东功、山本岩、浅川健次和丸山宽之分别撰写的一组文章，总题目是《走上“四十而不惑”的道路——满三十岁的中国》，摘译如下：
中国在十月一日将迎来建国三十周年。中国在建国后走过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左右摇摆剧烈。但是，看起来，到了三十岁，它终于确定了坚定的目标。这个目标便是华国锋政权提出的“十亿人现代化”。中国从此将从革命与动荡走向建设与安定。但是，在通往“四十而不惑”的道路上，中国依旧要被迫进行反复摸索吗？本文记述了三十岁的中国的现状，展望了它的未来。要富裕——驻北京记者：东功
有一句话叫“三十而立”。将满三十岁的中国现在争取实现的现代化，说起来大概就是“已经长大成人，想要让老婆孩子过上和世人一样的生活，哪怕打破不许借钱的老家规也要给自己的家盖一幢房子”。看起来，它象是在说，每天都紧张得不得了的日子过够了，至少“到五十岁时要过上富裕日子”。
中国人民大众在一条险峻而漫长的道路上走得精疲力竭，突然环顾四周，发现日本等国家正过着比自己远为富裕的生活。中国人民对于通过“自力更生”的内在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已经绝望，这正是三十岁的中国所面临的带本质性的转折点。中国现在发生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化，全都可以归结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热情。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看来也就容易理解了。
“民主与法制”——这是最近中国谈得最热烈的话题。脱离上述背景就不能考虑这个情况。这是从三十年来忽右忽左、胜利与挫折、喜悦与苦痛反复不断的波澜起伏的历史中吸取的教训。
而如今，挡在起跳台前的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阶层差别等几千年来渗透到每个角落的陈旧的索质。作为打破这种躯壳，建成有效的现代化社会的条件，民主化也将成为一大关键；而民主化如果搞过火，则又将导致否定社会主义。
“五十岁的过富裕日子的梦想”要成为现实，大概也不会一帆风顺。国庆三十周年的最大仪式不是发扬国威的游行，而是全国运动会，从这里也反映出了新生的中国所要采取的姿态——不要耀武扬威而要欣欣向荣。巨大的中国在它几千年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第一次正要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去争取实现一个目标——“四个现代化”；至于这个目标什么时候实现，那是其次的问题。市民们尽情享受生活乐趣——驻北京记者：山本岩
在毛泽东去世三周年前后，北京市内几座公园同时举行了“蛇展”。玻璃箱里展出各地的蛇，还有驯蛇表演。北京已经十多年没有举办这种展览了。看的人也非常拥挤，有的是合家老小都去看，也有年轻的解放军和对对恋人，挤得连空气都叫人觉得闷热。
从安徽省来的“蛇宣传队”作了驯蛇表演。这位表演者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这一行的专家，就是说“驯蛇者”复活了。不言而喻，连日常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的“政治季节”，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有一天，我在马路上对行人进行了一次采访。最近，北京市民也爽快地接受外国人的采访了，虽然还不到“高高兴兴”的程度。但是，不能特别指望他们对政治问题作出带个性的答复。原因与其说是“四人帮”时代的影响，不如说是几千年历史所形成的素质。
这一天我问的是生活方面的问题。几个人都明确地回答说：“世道的确在一点一点好起来。”商店里的商品眼看着多起来了。年轻妇女的服装一天比一天色彩丰富。自由市场开设后，质量好的蔬菜也买得到了。各种服务业陆陆续续恢复了。——市民们非常高兴地看待这种变化，支持现在的政策。
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们存在危机感、焦躁感，而平民百姓们则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迎接三十周年的北京市民们所处的地位，可以归结为这样两股潮流。实利第一——驻北京记者：山本岩
最近，北京繁华的西长安街上出现了卖报的。还留着少年面容的年轻人，不断大声吆喝，招徕买主。这个情景在外国是司空见惯的，在中国则有特殊的意义。首先，招呼买主的喊声本身就是一件新鲜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国家几乎根本不存在“商人与主顾”的关系。卖不卖，工资反正一样拿——售货员也好，商店也好，甚至搞生产的工厂，都是这样的气氛。
我问了卖报的年轻人，他们说是可以得到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完全是拿佣金，所以，越是卖劲，收入就越多。
最近这种“生意经的恢复”，当然同经济路线的根本性转变密切有关。中国经济现在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观念，按照生产第一的思想迅速前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面否定了的“唯生产力论”，从积累财富是先决条件的想法中复萌了。进口需要有外汇，因此，近来中国赚外汇的做法也猛烈到了不顾方式的程度。凡是外国人要去的地方，哪儿都开有卖特产的店。人民公社、工厂也是如此，只要你对中国抱有善意，就领你到小卖部去，作郑重其事的说明是不必要的。
总而言之，中国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十年计划”，分散权限，在计划经济中大幅度地采用市场经济，把经济路线从思想第一转变到了实利第一。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向着现代化迅跑，自由奔放。也许是过分急于要弥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损失的缘故吧，步子迈得过分大，有关部门不平衡的现象也产生了。
仅就在北京街头的见闻而言，处于经济组织的末端的平民百姓们，看来已经迅速地开始适应变化了。下一代领导人的形象，由革命变为管理关键是群众的自治能力——记者：浅川健次
在中国，谈到老革命家的品质就用这样的说法来表述：总是革命利益第一，本人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周总理就是这种革命家的典范，人们至今仍说：“只要有周总理这样的领导干部，中国就会太平。”产生这种周恩来观的背景是两点：一、中国非常强调人的因素；二、中国有办大事要靠英雄豪杰的思想。
实际上，在革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所需要的领导干部的素质，不是复杂地分化了吗？社会的领导从革命转到管理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一九五七年前后，尽管人们没有意识到，社会却已开始懂得了这种必要性。
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政策遭到挫折，中国从此陷入了“英雄豪杰”内部争权斗争反复不断的境地。文化大革命理应是为了纠正官僚主义，结果却是（一）掐除了技术专家领导层开始分化出来的萌芽，（二）扩大再生产了明哲保身的官僚层。可以认为，这两个因素正是“四人帮”建立其权力的基础。
这样，中国正在探索今后“不惑的十年”里新的下一代领导人的形象。但是，这不是轻而易举的。
英雄豪杰主义、启蒙主义的领导人形象的对立面，是并非被动的具备了自我管理（自治）能力的群众的群像。将来，这将规定新的领导人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最近高声提倡的人民公社、企业等基层生产现场的自主管理制度将如何进展，值得注意。外交面貌改变，对苏战略带灵活性
靠美日合作推进现代化——记者：青木周三
中国的现代化路线当然给外交政策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美中关系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这种变化的最主要内容。不言而喻，这是中国——它腹背受敌，前有苏联，后有越南——出于安全上的需要而实行的变化。中国想要通过谋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日趋密切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同时，中国首脑肯定作出了这样的决断：在实现现代化方面，得到美国、日本的技术援助是不可缺少的。
过去，“三个世界论”是中国外交的支柱。这个战略至今也没有放弃。但是，现实是美国
——超级大国之一——和日本一起，也不妨说已成了中国最大的友好国家。
看一下中美、中日关系的日趋密切所象征的最近的中国外交，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一种态度：要把国家利益而不是把意识形态置于最优先地位，就是说对外是对苏战略，对内是现代化。
为了推进现代化，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的最高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如何去改善对苏关系和对越关系，对于摸索走向不惑之路的中国来说，是最困难的问题。从对苏战略的观点来说，中国当然不能默视越南统治印度支那。目前不能对第二次中越战争的可能性立即作出判断，可是，作为要以突出国家利益为国策的中国首脑来说，打不打这一仗大概要比上一次更加需要深思熟虑。
不妨说，改善中苏关系是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所面对的最后最大的课题。至少，在拥有和苏联对等的国力之前，要把来自北方的苏联的威胁限制在最小限度，理应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精髓。政治体制的去向——驻香港记者：丸山宽之
看来，立志要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现在争取做到的是，把过去“自上而下的政治”改组为开放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解放人民的思想，结果将争取到团结。
通过去年十二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和今年六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彻底贯彻了“实事求是”即从实际出发决定事物的正确与否的精神，开展了粉碎“凡是派”的论战。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没有一年不进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有作为的人材被埋没，无声无息；经济活动被搞瘫痪，“四人帮”被粉碎当时的生产水平跌到了和二十年前相同的境地。这些都是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的。
如果把中国为了切断这个斗争的恶性循环而提出的想法加以归纳，那就是：（一）从阶级已经消灭的大前提出发，今后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二）不突出某个特定的个人，政治上建立集体负责制；（三）设立法律这一客观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四）尊重地方上的民意，集中人民的一致意愿；等等。
可以设想，只有把党、政府、人代会的职能分开，采用互相制约方式，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才能打开。就是说，要把党作为理论指导的核心，而实际事务的处理则交由人民—地方人民政府去办，人代会则对政府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