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月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林发自巴黎的一篇评论，题为《华总理今天到达巴黎，高度评价为“历史性的访问”》，摘译如下：
爱丽舍官发言人对华国锋总理的来访，认为是对将来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性的访问”。
法国是中国的华国锋总理这次遍访的第一站。法国的国家电视台，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就已经在新闻节目中把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巴黎的播映室连结起来，同时进行转播，掀起了中国热，而且法国政府也形容这次的访问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事件”，表明了欢迎的意向。
法国认为，华国锋总理选择巴黎作为遍访西欧的第一站，这表明中国对于戴高乐总统承认中国以来一直持续的两国友好关系给予“特别的关照”，从而表示欢迎。并期望通过华国锋和德斯坦两位首脑的接触，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对话，特别是在通商和技术合作方面，加强两国的关系。
据说会谈时将提出裁军问题、大国间的关系、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问题、欧洲、第三世界、经济关系等两国关心的所有问题。
关于政治问题，法国在防卫和对美关系上，持不同于其他西欧国家的独自立场，是中国十分关注的对象。在裁军问题上，拥有核战力的两国的路线，也有类似之处，而且法国的对非洲政策，在制止苏联扩大影响这一意义上，恐怕会使中国感到高兴。在欧洲的东西方关系上，自戴高乐以来，法国的政策是积极地推进同苏联缓和的政策，这同中国警告苏联的“霸权主义”，唤起欧洲对苏联的警惕性的政策，的确有着矛盾的一面。但是，华国锋总理在从北京启程之前会见欧洲记者时，缓和了态度，暗示了下述态度，即不反对同苏联搞缓和的政策。
从法国来说，也极力想避免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陷进被迫在两国间作出选择这样的处境。弗朗索瓦·蓬塞外长十二日会见记者时，对中苏开始会谈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扩大世界缓和的现实”。问题在于印度支那。虽然法国充分理解中国担心苏联在越南增长势力的立场，但是，对“教训”越南的政策却持批评态度。在柬埔寨问题上，中国对红色高棉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而法国的立场是，强烈要求越南势力撤退，而波尔布特派也不代表柬埔寨。因此，会谈很可能是各谈各的。但是，一部分人认为，如果在中法首脑的会谈中，能够就解决柬埔寨问题找到某种线索，那么，也许会通过巴黎—河内的渠道，为结束柬埔寨的悲剧放射出新的光芒。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月十二日刊登克雷格·惠特尼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新闻分析专稿，题为《莫斯科对美国的政策吃不准》，摘译如下：
鉴于一九八○年美国大选在临近，苏联领导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吃不准，他们现在已经表示，如果美国人不能成为缓和的可信赖的伙伴，那么他们准备单独和华盛顿的西欧盟国打交道了。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星期六在东柏林发表的一篇讲话中，直接向盟国提出了一个要求。他特别向西德人呼吁，不要在西德的领土上部署美国新的潘兴式核导弹。
苏联的呼吁是针对西欧最根本的忧虑提出的，而且正好在这样一个时刻提出：在似乎对西欧并不重要的一些问题，如苏联在古巴的驻军问题上，华盛顿的混乱使西欧感到担忧。
苏联和美国的西欧盟国都要促使批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样可能就欧洲减少军队问题开始谈判。
苏联了解内幕的人在同西方记者谈到这些事情时并不承认，苏联新提出来的建议是为了分裂美国和它的西欧盟国。但是他们说，由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是“美国国内政策的一个抵押品”，他们不得不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
他们似乎觉得，卡特的对外政策问题是他自己造成的，没有再比关于苏军驻古巴的争论更清楚的了。卡特总统在十月一日的一次谈话中宣布，要采取措施在加勒比海逐步增加美国军队，但是又强调，驻古巴的苏军并不构成威胁。
一位苏联随从参谋把卡特总统的这次谈话比作一碗杂拌汤——一种加了许多作料的很浓的俄国汤——指出了那些似乎反映国务卿万斯和其他人的观点的部分，而其他人的观点听起来象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观点。
“这篇讲话中有清醒的部分，可能是代表了万斯的学派，”一个俄国人说，“但是其中还有别人的，大概是布热津斯基写的，指责我们和古巴人在全世界采取侵略行动。两年半以来，美国没有真正的战略。只有相抵触的一些冲动做法。因为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暂时出现瘫痪状态，我们就没法在一种不是很好的局势中尽力而为。”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月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永井发自巴黎的一条消息，题为《华总理今日到达巴黎，法国准备扩大贸易》，摘译如下：
华国锋总理对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四国进行的为时三周的这次历史性访问，将宣告中国外交开始新的一章，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西欧的政治和经济也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次访问对因美国外交的领导力量衰退而产生不信任，以及为苏联进入非洲和中东感到不安的西欧首脑，特别是想奉行独立外交的法国总统德斯坦来说，将是一次有助于开展外交的绝好机会。
法国总统府的发言人亨特趾高气扬地说：“在这次历史性的、而且是前所未有的访问中，法国成了第一个访问国。”其背景是法国在历史上做出了这样一些成绩，即一九六四年已故的戴高乐总统在西方国家中首次向中国派去了大使；一九六六年法兰西航空公司作为西方航空公司首次进入中国；一九七三年，已故的蓬皮杜总统作为西方首脑首次访问北京。从中国方面来说，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巴黎；去年一年内，就有四十八个代表团访问了巴黎。
德斯坦总统已为争取在一九八一年大选中再次当选铺平了道路。他考虑的是如何对抗趋于上升的日本和德国，在国际竞赛中使法国名列前茅。和“九亿人民”的领导人推心置腹地进行为时一周的畅谈，从其意义上说，也是最好的机会。
《世界报》在评论这次访问时说，访问本身是有意义的，“政治意义将大于实际成果”。
说两者不可兼得，或者至少是不能两者兼得而又不会发生极大困难；苏联妇女争取平等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二十六日刊登克雷格·惠特尼发自莫斯科的一篇专稿，题目是《苏联妇女面临严酷的抉择：要职业还是要孩子》，摘译如下：
马里娜·伊凡诺娃是苏联某个大城市的研究所的科学家，三年前她决定要第二个孩子，这正是苏联政府希望更多的妇女所做的事情。
她有一个女儿，但是当时不能把她放在日托站，因为这个孩子常常闹病。她的母亲和她的婆婆又都不肯帮忙。因而伊凡诺娃不得不放弃工作去照料她的孩子，现在她已经忘了大部分专业科学技术。
瓦夏和加利娜·塔拉索夫同在莫斯科商业区的一个百货商店工作。他们在莫斯科城南头的住宅区有一套舒适的公寓房。他们每周工作五天，早上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去赶上午七点半的班。回家以前，他们还要在商店门口排几个小时的队，购买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他们正在储蓄，要买一辆小汽车，但是他们要等上若干年，而且得花一万多美元。
加利娜没有孩子。她说，她太累了，而且没有时间。
对苏联妇女来说，抉择是严酷的：要职业，还是要孩子，两者不可兼得，或者至少是不能两者兼得而又不会发生极大的困难。
由于大多数苏联妇女参加工作——她们占整个劳动大军的百分之五十一，出生率已经下降了，结果人口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俄国农村的一些地区以及苏联欧洲部分的一些城市里，出生率甚至更低。
出生率的下降，只不过是这个社会里妇女地位的变化的后果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说，苏联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已经造成了自己的人口危机，而苏联妇女争取平等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尽管经常拍摄女建筑工的照片，尽管女医生占了全国医生的百分之六十九，尽管一九七七年的宪法宣布全体公民不分性别一律平等，苏联的妇女还是远远不如西方妇女那样“解放”。
尽管女医生的数目不小，但苏联医院里的主治大夫和护士长只有一半是妇女。劳动妇女集中在工资最低的工作岗位上，象零售商店的售货员，她们占了这个行业全体职工的百分之八十四。
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是牢牢掌握在男人手里的。党员中妇女只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在党中央委员会，二百八十七名委员中，只有八名是女的，而国家最高政治机构政治局里，根本没有妇女。
在传统的苏联家庭中，权力也是掌握在男人手里。苏联妇女虽说在法律上赢得了某些权利，但实际上很少享受这些权利。今年一月份的全国人口普查的调查题目中，头一次包括了谁是户主的问题。许多男人发怒了；回答不再是不加思索的了，这方面的结果还没有公布。
苏联男人现在希望他们的妻子参加工作，但是他们也希望她们回家后担负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列宁格勒的一位社会学家计算了一下，苏联妇女承担的平均家务劳动是苏联男人的一倍半。根据这种计算，如果把妇女花在家庭外面的工作时间包括在内，她的全部劳动量平均比男人多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物质主义——想要惬意的家俱，奢侈的食品，夜生活，以及有了孩子就无法得到的自由——是许多苏联劳动妇女决定不要孩子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缺乏时间。一位经济学家写道，在苏联，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家务劳动实现了机械化，而美国的是百分之八十。另一位经济学家估计，因为这个原因，每年不必要地损失的生产劳动时间，价值二千二百五十亿美元，苏联经济是担负不起这种损失的。
几年来，苏联法律一直谋求打破人口少的家庭的格式，希望妇女既能参加工作，又能多生孩子。
离婚已经丝毫不是耻辱事，因而在苏联大城市里，一千对已婚夫妇中就有四百对离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