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奥尔巴克出版公司出版的期刊《奥尔巴克通讯员（计算机技术版）》一九七九年八月号报道了该公司总裁奥尔巴克访华回国后的答记者问，题目是《同中国人做生意是一条充满陷阱的道路》，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奥尔巴克出版公司总裁艾萨克
·奥尔巴克以及该公司的顾问们最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回来。在这次旅行中，他作了关于计算机技术与情报系统管理的讲演，并参观了一些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一家电信工厂和一所大学。在记者这次向他访问时，他谈了美国以及其他希望同中国做生意的西方计算机公司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
问：奥尔巴克先生，你认为，对于一个想跟中国做生意的公司来说，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答：我看，最难克服的困难是需要外国做生意的人认识到，中国社会有着数不尽的壁垒，阻碍情报的流通和做成生意。例如我得选用一个我认为最恰当的词来象征今天中国的话，那就该用壁垒这个词。中国是个壁垒之国，有心理壁垒、政治壁垒、所有权壁垒、个人壁垒、社会壁垒、保密壁垒；而这一切中最广泛存在的是官僚主义壁垒，这是我在任何别的国家从来不曾感受过的。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举出这样一种情况：中国政府把它在若干经济领域的责任划分给许多个部来担当，每个部对于中国政府都是一个办事的实体。可能由于历史和文化上的原因，这些不同的部彼此没有很多交往；我不能不感到惊异。这不是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的问题，而似乎是右手不知道左手存在。
官僚主义壁垒和保密壁垒来源于中华帝国的社会和文化。这些话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老生常谈，但积习是顽固难改的。
问：你能否具体一点，举几个例子？
答：我们到了中国，我提出要会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代表。据我了解，这是我国商业部技术咨询委员会委派我任主席的科技情报政策工作组的对口单位。我却被告知说，中国不存在这一机构。
后来在旅行中，我们遇见了我国商业部科学技术助理部长，他已经会见过这个研究所的代表，他给了我想会见的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是另一个部的客人，他们不能和我直接接触，因为这不是原有的议程。必须在两个部之间开会协商。当我向主人提出要安排这个会议时，却因为没有足够的协商时间而不能实现。
让我举出技术转让方面的问题，作为中国内部障碍和壁垒的一个例子。每当我遇见那些从事计算机技术研究的中国人时，他们的知识总是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尤其了解美国文献所报道的技术发展水平。他们贪婪地阅读美国出版物或其译文（需在出版后经过六个月到九个月的周转）。
但是，我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没有出版计算机期刊。中国专业人员阅读的所有材料都是来自国外。结果，我觉察到，甚至同一个部的研究所之间都很少进行技术交流，更不必说在中国科学院或各大学的研究所同第四机械工业部的研究所之间了。
问：除了你已经谈到的这个内部各自为政的社会和工业界之外，美国商人其它还面临那些障碍呢？
答：美国公司可能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国会还没有批准最近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贸易协定。贸易协定在其它细目中提出了关于专利和版权的问题。直到今天，美国和中国之间还没有专利和商标协定，这样，如果一种产品或出版物在中国复制，制造商或出版商就得不到保护。使这一问题变得如此严重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专利法。美国商业部正在提出的一个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发展专利制度。
另一个障碍是，由于中国人吸收工厂、设备和技术进口的能力有限，所以成交率就受到限制。关键性的障碍是基础结构不相适应，技术熟练的人员（从科学家到设备操作员）短缺，重要原料供应无常。没有问题，中国是有能力克服这些障碍的，但需要许多年时间。我认为，在今后五年内，中国要想大幅度吸收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是有困难的。
问：你所遇到的人，当然是中国人中间的技术拔尖人物。中国的教育体系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答：对一个外国来访者来说，要找出这个国家教育体系的症结所在，是很难的。文化大革命给予经济的一次主要冲击，是从一九六六年教育体系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的。所有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停课了两年。所有教员，特别是有学问、有能力的，都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结果是，在文化革命结束后三年的一九七九年，各大学的在校学生数仍然没有达到十三年前已达到的人数。恢复工作迟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缺乏称职的师资，一是缺乏合格的学生。
所有这一切，都是想向中国出售计算机的美国公司值得注意的。缺乏掌握计算机领域所需先进技术的不断发展壮大的人民干部队伍，将使中国引进和使用计算机的能力降低，即使中国买了计算机，也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问：你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政府使中国现代化的计划。这些计划对于向中国出口计算机会有什么影响？
答：华国锋主席最近说，他的政府使中国在二○○○年前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原定计划过于雄心勃勃了，必须收缩。华主席宣布，中国重新以全速投入现代化运动之前，要在三年内紧缩开支。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重新评价和调整其计划，并过细地考虑如何使用其有限的硬通货。
我想，现代化的难题（以及购买计算机的可能性较小的一个因素），部分地在于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民干部，他们应了解用户的各种需要和计算机的各种可能的应用。要实现这种了解，只有训练中国人，使他们具备系统分析的能力，去论证和促进计算机适合于中国的各种应用。如果以为，我们西方是为着一种特定的目的去使用计算机的，因而中国人自然也能够（或希望）这样去使用计算机，这种想法就完全错了。他们对管理概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的理解比我们落后了许多年，更不用说这一社会与另一社会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的文化差别了。把一种特定类型的计算机介绍到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并指望它象在西方一样精确无误地取得成功，这是目光短浅之见。
中国工业和社会的计算机化，可以通过这样的办法而加速实现，即把中国人带到美国去，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教授和训练他们掌握系统分析、用户需要和计算机应用的一切概念和技术。如果指望他们通过阅读文献就能学到这些东西，那是天真的想法。此外，把这些概念综合到他们的教育过程中去，从而训练出大量的能在他们自己的工业中行使这些职能的人，这该是必要的。
中国人在研究与研制工作上，特别是在工业性施工和生产方法的完整概念上，大大缺乏管理能力和技术本领。他们不妨拿出几年时间来，接受现代美国关于生产计划、质量管理和制造工艺的概念。中国必须教育、训练、培养整个一代人，然后才能在消除技术上的差距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
问：中国人作为潜在的销售对象，你对他们有何印象？同中国人打交道是否困难？
答：我认为，任何一位高级领导人都一定要立即重新考虑向中国派出推销员和技术代表团，其理由我已经说了。中国人在考虑获得重要的第一流设备或厂房建筑时，不仅在国与国之间挑起竞争，从中得到好处，而且对于某一个国家，他们也善于在同一时间内同好几家公司打交道。中国人用很长的时间来评价他们要干什么，想怎样干。从整个打交道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出色的情报吸取者。他们好象抽水机，在同意就一项合同进行谈判之前，他们抽出了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情报。
在合同谈判中，人们还看到，中国蕴藏着一股力量，这是一种足以订出非常称心的合同的非凡能力。对于这种本领，中国人很少需要指点或训练，因为他们干得满好。我在中国各地遇见的各种各样的贸易团体都反映，为了同中国订成一项合同，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显然，同中国人打交道并不是件可以讨便宜的事情。
问：从实际水平来说，美国人很少会说中国话。语言隔阂是怎样一种巨大的障碍呢？
答：西方世界必须承认，语言隔阂是存在的。中国话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书面语言。同西方世界一样，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即没有那样多称职的技术翻译。信件要等几个月才翻译出来，又得几个月写回信。因此，要越过这个望而生畏的障碍去办事，就有很大的困难。
总之，中国在一个长时期内，都不会成为西方计算机制造商巨大的、有利可图的出口市场。中国正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带进工业化年代，而除了微乎其微的几个最优先的项目以外，它恰恰没有财力进口任何东西。它现在也没有实际管理技能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计算设备的作用。中国将以追赶的姿态取得惊人的进步，但在追赶方面要做的事情是如此之多，以致在进口方面将不会有引人注目的变化。
【法新社法国·图卢兹七月二十四日电】一个五十四岁的图卢兹飞机技工，已造成他所称世界最小型的双引擎喷气飞机。
这种双引擎「微星」式飞机，二十三日在这里作处女航，时速可能达到三百五十公里（差不多二百二十二英里）。它能够飞行达两小时不须加油。这架八百公斤（一千六百磅）的「微星」式飞机，装有两部微型透平ＴＳＲ—１８引擎，可发出一百公斤（二百二十磅）的冲力。
该机有三角形的机翼，和象苏联图波列夫设计的轰炸机的「触须」的一个尾座，机长七米，翼展约七米。
ＴＳＲ—１８喷气引擎已经在世界著名的最小型ＢＤ—５Ｊ式单引擎喷气机使用。上述飞机由美国工程师堪萨斯州牛顿市的吉姆·比德设计，一九七六年在图卢兹的「微型透平公司」制造。
（转载自香港《文汇报》）
【路透社莫斯科六月十六日电】塔斯社报道说，一辆使用石油和氢混合物的小汽车，可省百分之四十的石油，曾在从哈尔科夫到基辅的道上试车，跑了二百五十英里（四百公里）。
塔斯社说，该辆小汽车是哈尔科夫机器制造设计院建造的。那里的专家曾试验一种汽车，其引擎适应于用石油和氢的混合物作燃料。
塔斯社说，试验表明能节约百分之四十的石油。
该社说，市内运输年内将部分由试验用汽油和氢混合物的小汽车提供服务。设计人员现正忙于发展靠混合燃料运行的大客车。（转载自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