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4日参考消息 第4版

八、同癌进行斗争——记者松永成太郎
    在下小雨的一天,我们访问了上海肿瘤医院。就是在中国,癌仍然是最可怕的病,这一点没有什么两样。据内科副主任俞鲁济医生说,在上海地区,死亡率最高的病是癌(第二是心脏病、第三是脑溢血。日本的顺序是:脑溢血、癌、心脏病),因此,这个医院发挥的作用很大。
    医院为了控制癌,正致力于癌的早期发现,积极地进行集体检查。据俞医生说,把医院的专业医生派到上海市内的纺织工厂等许多工厂去,同工厂和当地的医生一起进行检查,检查的人数一年可达十万人。
    在医院方面的八名负责进行介绍情况的医生中,有一位中医科副主任子尔辛先生。因此,我问:“中医中有‘特效药’吗?”子医生回答说:“中医还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同时他又亲自作了热情的介绍,他说:“现在,主要是用中医治疗肝癌晚期患者。中药的种类非常繁多,现在正在研究以便从中发现有效力的药。服药后,确实有缓和病状、延长寿命的效果,但不能起到破坏癌细胞本身的作用,只能减弱癌细胞的活动。”
    利用介子等新射线的治疗方法,刚开始根据文献着手基础研究。俞医生谈了如下的想法:“对于新技术我们有兴趣,但重要的是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这种物理方法,而是容易转移致癌的体质等生物学方面的问题。”这表明中国现时研究癌的方向是对“大型治疗机械”持批判态度。
    在医院里,附设有上海肿瘤研究所,正在研究癌的发病原因。
    然而,在日本,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是医疗费用问题。而中国的手术费是三十五元,还略低于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入院费(包括治疗费)和一次放射线治疗费都是一元五角,非常便宜。而且,据说,城市的工人,全部费用由国家负担;在农村,实现了农村合作医疗制这样一种保险制度。九、向尖端技术的挑战——记者矶部宏
    中国在三月召开的全国科学会议上决定了八个重点项目,积极争取在一九八五年提高水平。干劲十足,其中包括能源科学、宇宙科学技术、高能物理等尖端大型科学领域。然而,这些领域多同军事科学有关,采访团参观的只下列三个:
    能源:中国已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氢弹,拥有若干为此而生产的浓缩铀工厂、原子反应堆和用于研究的原子反应堆。但是,还没有用于发电的原子反应堆。因为已向法国和西德派遣了调查团,好象在谋求从西欧引进轻水反应堆。
    在北京的一个物理研究所里,有一台一九七四年完成的纯国产的小型托卡马克型热核聚变实验装置,为了扩大试验,现在正在施工,把它搬到一间新的大房间里。旁边的房间正在建设在一瞬间通过强大电流产生等离子区的高B箍缩型实验装置,预定在两、三年内完成。
    据副所长管惟炎先生说,热核聚变的研究主要由一九七○年从该研究所独立出去的西南物理研究所承担。听说那里有约八百人(大体上有一半是研究人员),正在建设中型托卡马克装置。
    此外,从两、三年以前开始,就一直在用磁镜型和环形螺旋箍缩型装置进行实验,箍缩型也正处于研究过程中。激光核聚变正在由上海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进行研究,同时,他们还在研制大功率的玻璃激光装置。由此看来,并没有深入地研究特别的方式,而完全是普遍仿效先进国家所采用的同样的方法。
    人造卫星:中国已经自力更生地发射了八个人造卫星,其中三个已回收地面。可以说,在大型火箭的研制和回收技术方面比我国先进。但是,当我们参观科学院在广州郊区的“广州人造卫星观测站”时,老实说,使我很失望。这里只有两台追踪人造卫星光亮的手摇光学追踪机。这台追踪机是一架口径几厘米的双筒望远镜。两名观测员转动着手轮,调整双筒望远镜的镜头位置和高度,使人造卫星的光经常处于视野的中心位置。角度和时间可以自动地记录在纸带上,作为追踪卫星的设备是初步的。
    海洋科学:虽然没有列入八个重要领域之内,但中国确实在下工夫。好象是很积极,华主席亲自批准派遣外洋和大陆架调查船。把海洋科学作为基础科学予以重视,同时还把它看作“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粉碎超级大国海洋霸权主义的政治斗争。是捍卫中国海底资源和领海主权的斗争。”
    研究主要由科学院和国务院国家海洋局这两个系统负责进行。科学院有一九五二年成立的青岛海洋研究所和一九五九年从该研究所分出来的分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也有好几个研究所。科学院第二研究所的研究、调查对象,是以近海的海洋环境和资源为主。国家海洋局也于前年和去年两次派出两艘考察船,分别进行了数十天的外洋考察。
    然而,从南海研究所的计划看,可以预料,海洋科学也将迅速发展。邱秉经所长干劲十足地说:“一九八○年以后将扩大到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将来还准备去南极。”(完)


    【中央社台北八月二十九日电】蒋总统经国接受韩国国家电视公司新闻评论员金泰弘的访问时指出:正义一定会胜利。
    蒋总统日前在总统府接受金泰弘的电视访问,访问内容如下:(本刊有删节)
    问:请问阁下就任总统后的基本政策如何?
    答:我们中华民国的基本国策可以从四点来说明:
    第一,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体制决不改变。
    第二,我们决不放弃反共复国的总目标。
    第三,我们始终站在民主阵营的这一边,决不同任何共产政权集团来往。
    第四,我们对窃据大陆的共匪伪政权决不妥协,而且要奋斗到底,达到我们统一中国的目标。
    问:请问阁下所强调之国家建设及反攻大陆政策如何?又未来国家目标为何?
    答:我们国家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建设,所以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建设目标,这个目标一方面使复兴基地——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同胞们都能享受到繁荣、自由的生活。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强大的中华民国。
    问:阁下认为一个实质性的“中、苏冲突”是否存在?若然阁下对此问题之立场为何?
    答:所谓“匪俄的冲突”,是共产集团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谈不上是国家与民族的问题,而是他们互相之间争夺在亚洲,甚至争夺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由于争夺领导权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所以他们一定会拼到底,而这种拼到底也正可以说是象征了他们内部的分裂,已到了一个无法收拾的局面。


    【本刊讯】台湾《联合报》七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专访,题目是《杨银圳在物理学领域的突破》,转载如下:
    (本报记者吕一铭专访)牛顿看到苹果落地,“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杨银圳则听了一项广义相对论的讲演,经过二十多年的穷思默想,终于“悟”出了“重力场与基本粒子的统一理论”。
    杨银圳这项创新物理理论架构的新说,在本月二十三日于东京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学术会议中正式发表。供与会近八百位各国科学家讨论,受到若干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重视,如果获得支持,对物理科学的哲学基础,具深远的影响。
    杨银圳在未赴东京前,曾将这项“新说”的内容与发表的动机,与本报记者作了长谈。
    二十多年前,杨银圳在台大物理系读书的时候,听了吴大猷博士的讲演,激发了他对“因果律”的想法,很少人问过现有的物理学说或定律的来源,主要是过去“因果律”没有“人的观测”加进去,毕业后两度赴美深造,及回到清华大学物理系执教期间,都一直思索物理学上的“根本”大问题,也与对此问题有很深入研究的吴大猷博士讨论了二十多年。
    在过去“重力场”与“基本粒子”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观念与方法。现在杨银圳则作了统一的看法,将“人的观测”与理论解释“纳入”基本学理上。譬如他曾用这套理论,“归纳”丁肇中实验出来的“J”粒子“归宿”问题,作了一项验证,发现许多地方是“不谋而合”。
    杨银圳与本报记者谈起他的“新说”时,试用通俗的解释。譬如人的观测,大家都知道会受某种限制,象早期的理论解说行星环绕太阳运转,后发展到地球绕太阳运转,再发展出规律性的椭圆轨道运转,产生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及至今天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念,认为只有加速度的空间,弯曲空间没有引力。
    杨银圳说,他提出的新看法,行星椭圆运动的规律性,是由于人观测所限制的条件带来的。他系用微分几何弯曲空间的“非”黎曼氏几何为基础,更将此微分几何应用到“基本粒子”上。
    他认为,人对于行星运动观测需要有一个恒星坐标作一对一的时空“对应”,譬如人观测行星轨道,需要一个坐标系统。现更发现时间与空间是“均一”的等速度变化。
    换句话说,过去认为行星是在一个“平面”上的运动,杨银圳的“新说”,则视为一个“球面”的运动,其曲率与宇宙数成正比,曲率很小。
    杨银圳说,爱因斯坦过去没有把“基本粒子”,放在“统一理论”中,这种被视为比原子还要细微的“质点”,经过科学家四十多年的努力,虽不断实验发现,并没有新的结果,主要是对爱因斯坦“弯曲空间”的理论,没有新的“说法”,不易得到好的结论。
    目前他完成的“新说”,就容易解释“基本粒子”的变化情况,可用一对一的“对应”,“限制”空间构造,可使其有规律性,因为一个“弯曲”空间,可使“自由变”的内涵增多,易“规划”基本粒子的内部构造。
    杨银圳表示,他的“新说”无形中涵盖了“重力学”与“基本粒子”的“面”,相信对于物理发展有一种新的科学哲学基础。
    他指出,目前物理学的研究,多半着重“既成”的理论结果,一个一个“演绎”下来,容易“只见树木”,要有向“根本”原因探讨的勇气,虽需花时间与精力,但易有看到“森林”的功效。并给今天物理科学提供“反省”机会。
    杨银圳说,对基本理论前因后果了然,容易加速研究进展,基础健全了,高楼大厦自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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