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要劳动力仍然是农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活动）。虽然农村公社的劳动组织比起中国以往的劳动组织更合理，但是，如果说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生活水平极低的话，也并不值得惊奇，因为已耕种的土地要养活大约九亿人，这一负担是够大的。
大寨是陈永贵副总理的家乡。陈奠定了合作化运动的基础，后来合作社成了大队，现在它是公社的一个大队，这个公社有二十个生产大队。他象其他农民一样在地里劳动。
大寨并不能使西方的来访者感到高兴。改造贫瘠土地费工极大，使人对付出的代价有不快之感。十几部推土机和几百斤炸药在几个月内就可修成这些梯田：但是，由于工业化没有实现，缺乏拖拉机和推土机，当地的劳动力就得利用起来，在进行改造的英勇努力中真是不惜工本。此外，在大寨，象在其他大部分公社一样（不管是穷社还是富社），农民的劳动是辛苦的，一年到头忙个没完，没有星期天，早晨四点就上工，晚上八点才下工回家。这是真正值得钦佩的英雄行为。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继续把大寨当作榜样似乎是不太恰当了。然而，如果说，大寨的某些东西有教育意义的话，那就是农业的科学组织。实际上，令人惊奇的是，大寨的农民完成了改良土质和耕种质量的工作，建成了收集雨水的系统，他们利用从水库和水渠引来的雨水进行浇灌。
在扬州附近的一个公社，我亲眼看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化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个县的工业现状所提出的问题是：为正在进行的工业化的进程而积累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当地的各个单位，地区和省也提供一点，但所有制却是全民所有的。随着工业的逐步发展，地方管理、至多是省一级管理怎样同全民所有相协调呢？这种双重的性质最后是使国家的控制加强一直达到计划化和中央计划渗入每个细节的地步呢，还是将使地方和省一级的管理达到独立自主呢？这不是一个口头上的问题。实际上，是执行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制度还是苏联的管理制度，简单说来，这将取决于是国家集中的倾向占上风呢，还是不占上风。这二者是有深刻区别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公社农民几乎都有自己的自留地。他们在自留地上种蔬菜和养猪、鸭、鸡。大寨取消了自留地并把大队所有制转变为公社所有制。小私有制的进程会受到扼制吗？向公社所有制、而后是向全民所有制转变的进程会得到鼓励吗？中国社会主义结构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七月三日一期刊登一篇特稿，介绍白修德所写的《探索历史：我的亲身经历》一书的主要内容。现将这篇特稿中有关作者在中国的经历部分摘转如下：
中国的战争和饥荒。欧洲从废墟上崛起。狂欢——最富美国特色的场面——总统竞选。白修德是所有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不仅如此，在四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源源不断地写出了大量优秀的报道：从动荡的亚洲发给《生活》杂志和《时代》周刊的扣人心弦的电讯；一本关于中国内战
（它最终使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的畅销书《中国的惊雷》（一九四六年）；另一本关于西欧如何象不死鸟一样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恢复起来的书《灰中之火》（一九五三年）；接着，在他回到面貌已经改变而且仍在改变的美国之后，他又写出了最受欢迎的丛书《总统是怎样产生的》（一九六○年——一九七二年）。
白修德在一九三八年离开哈佛大学时得到了汉语和中国历史的学位和一笔作旅费用的奖金。此后他辗转到了蒋介石的战时首都——山城重庆。白修德在重庆开始为《生活》杂志写报道，一九四○年，该杂志派他去周游东南亚，最后他到了马尼拉，在那里，他遇见了麦克阿瑟——一个当时被驱逐的、既无权又无势的人，不过麦克阿瑟处于这种地位的时间并不长。（下略）周恩来和烤猪宴
回到中国以后，白修德不知不觉地同另一位被二十世纪历史造就的非凡人物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了。在一次难以忘怀的宴会上，他同周恩来的友谊成熟了，周恩来当时是共产党驻重庆的那个很小的办事处的负责人：
我对我所采访的那些人的友谊和感情经常影响我，因此，我这时对同大人物交朋友怀有戒心，就象一个戒掉酒的酒鬼轻易不敢尝酒一样。但是周恩来是我遇到过的三伟人之一，另外两位伟人是约瑟夫·史迪威和约翰·肯尼迪。我知道，一到他们面前，我就完全被征服了，他们说什么我就听信什么，提不出问题，失去了判断力。当然，如果我现在再和这三个人会见，我就会表现得另外一个样子，尤其是在周恩来面前。和从本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任何杰出人物一样，周恩来是一位才华横溢、铁面无私的人，同时又能使人感到温暖亲切。他有着不可抗拒的人情味，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他有他引人着迷的办法，我必须承认，他完全赢得了我对他的好感。
也许说明周恩来闪耀着光芒的性格及其魅力的最好办法是描述一下我记得的那次烤猪宴。
那时，周的时间还是很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办事处不过六、七个人，他们是很寂寞的。一位性情柔顺的年轻美国记者访问他们使他们有一个影响《时代》周刊的机会——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一年多来，我们的友谊日益增长，所以周恩来便邀请我参加一次为我举行的宴会。我们去的是重庆最好的一家饭馆——冠生园，赴宴的有周、共产党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我自己——唯一的西方人。
这里，读者必须记住，当时我离我的犹太老家是多么遥远。我当时也知道，我吃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品已有好几个月了，但我总是设法欺骗自己说，我吃的是羊肉、牛肉和鸡肉。我当时还坚持犹太人的传统，所以公然吃猪肉似乎是亵渎圣灵。可是，在周恩来举行的宴会上，主要的一道菜就是猪肉——一口烤得焦黄的皮上绽开裂纹的小猪，这是一清二楚的。
“请，请，”主人周恩来说，边说边用筷子指着烤猪请客人先吃第一口。有一会儿功夫，我坚持我过去的习惯。我放下筷子，尽我的可能用中国话解释说，我是犹太人，而犹太人是什么猪肉都不吃的。在座的人——那时候他们已经都是我的朋友了——一下子垂头丧气起来，坐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因为我是他们的客人，他们做了错事。
于是周便亲自出面解开这个尴尬局面了。他再次拿起筷子，指着那个小猪又说了一遍“请，请”，他笑着解释说：“特迪，这是在中国。你再瞧瞧。你看，你瞧。它看起来象猪，但在中国，这不是猪，这是烤鸭。”我噗哧一声笑了起来，因为我情不自禁了；他也笑了，在座的人都笑起来。我把我的筷子插进去，挑开了猪皮上的裂缝，头一次吃了一大口货真价实的猪肉，从那以后我就吃猪肉了，我希望我的祖先将不会因此而怪罪我。周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使人相信小猪是鸭子，这是因为人们愿意相信他，而他也了解其他人和其他社会的风俗习惯，并且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
那时候，周恩来才四十三岁，作为毛泽东的一位哨兵，他的任务是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后来，这项任务为他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和总理创造了条件。他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从受的教育来说他是出众的；从秉性来说，他是富于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他能开展无情的斗争，但他又能不记旧仇，这使他成为在共产党人中罕见的人物。例如，他曾帮助安排了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暂时制止了越南战争。但是在日内瓦，当他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杜勒斯却拒绝握他那主动伸出的手，从而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了他。很可能美国为这种无礼举动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任何外交官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没有无礼到如此地步。在此之后许多年内，周成为美国外交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可是，使毛改变主意再一次同意同美国搭桥的正是周。中美间的桥梁是周和尼克松搭起来的。如果这座桥能在和平中长久地存在下去，那将是周对两国人民的最伟大的贡献。
当我头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还远未取得他后来在世界上的显赫地位。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当时究竟是要试图说服我——并通过我说服《时代》周刊——蒋介石政府是饭桶，而共产党人代表着未来的潮流呢，还是仅仅是因为他乐于开导我。一天，当他对我解释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的时候，我打断了他的话，替他说完了下半句话，这样做是无礼的。但他却笑了，并且说，我那时已开始了解中国了。我感到很荣幸，这句话，我不知道周对外国人说过多少遍，但我听说，他最后对基辛格国务卿说的赞扬的话就是告诉他，说他也终于开始了解中国了。
一九四三年，周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中断了。我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看到过他两次，不过令我难忘的是我最后两次看到周，那是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访华期间的事。
第一次瞧见他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美国记者坐在号称能容纳一万人的宴会厅的最后边。当尼克松总统站起来同最里边的那一圈桌子旁的要人们一一碰杯的时候，我就朝周恩来坐的那个大桌子走去，周的旁边坐着尼克松夫人。但是我们美国的特工人员和中国的安全人员突然把我拦住了。周恩来和坐在他旁边的尼克松夫人同时看到了我的窘境。也许他们俩已经对他们之间的谈话感到厌倦了，因为我认为帕特里夏·尼克松和周恩来没有多少共同的事情可以讨论。他俩不约而同地向他们各自的安全人员挥手，要他们让我过去，都努力向对方解释他们向我招手的原因。周恩来的英文到那时已丢得差不多了，他只会说我是他的“老朋友、老朋友”，边说边指着我。她说的话和他一样，因为她认为我走过去是要和她攀谈的。我在尼克松的空位子上呆两、三分钟，感到十分窘迫。所以尼克松一回来，我就赶紧溜走了。七天之后，我在中国的风景区杭州又一次见到了周。尼克松和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湖上的九曲桥上漫步。尼克松先看到我，他向周指着我，我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周说：“那不是白修德吗？解放以后，他还没有来过中国呢！”我生气了，二十年来，我一直在争取见周恩来，争取重新访华，但毫无结果。所以我就顶了他一句：“这并不是我的错，我想来来不了。”周用中国话回了我一句诙谐的话，但我的中国话那时也不行了，官方的翻译说，周恩来的答话是，“也许我们双方都有过错”。
这听起来象是我一度熟识的周恩来所说的话。周虽然对西方人一心要了解中国感到好笑，但他赞赏这样的努力。周当时本来可以借用吉卜林的话来回答我，吉卜林曾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东西方永远不会相遇。”不过我更喜欢周的说法：“也许我们双方都有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