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华盛顿九月八日电】美国农业部长鲍勃·伯格兰今天对路透社记者说，他将于十一月初去中国访问十天，以考察中国的农业制度。
伯格兰说，安排这次访问不是为了同中国达成一项谷物协议。他说：“没有商定日程，但是我们（同中国）讨论了各种可能性。”
伯格兰说：“我们打算研究一下在农业情报方面进行科学交流的问题和经济问题。这将是一次工作访问。我想看看他们种植小麦和水稻的农场。”
【法新社雅加达九月十一日电】印尼外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今天表示希望，在印尼所有的华人登记完毕后的几个月内将开始同北京具体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他对一批法国记者说，旅居印尼的三百万华人的登记工作差不多结束了，内政部长马哈茂德已向苏哈托总统汇报了这项工作。
这位外长说，苏哈托总统今年三月宣布政府正在采取“准备措施”以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他指的特别是这种必要的登记工作。
穆赫塔尔又说，一旦登记工作结束，印尼政府就能够同中国政府举行正式会谈，讨论要在雅加达和北京重新设立大使馆所要采取的技术性步骤。
穆赫塔尔说，一俟登记结束，旅居印尼的所有华人（包括华裔印尼人）必须选择他们的国籍：印尼籍还是中国籍。
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前，对印尼政府来说，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北京对东南亚共产党叛乱活动的态度。据穆赫塔尔说，显然，印尼政府现在对邓小平副总理今年三月对前去访问的泰国总理江萨所说的话感到满意。
穆赫塔尔援引邓的话说，“我们决不能放弃对这个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因为那将使苏联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如果你们对当地的共产党人采取任何措施，我们不会提出任何抗议。”
穆赫塔尔明确表示，一俟登记工作结束，印尼和中国将只剩下一些技术问题（如大使馆的楼房等等）尚待解决。
【法新社雅加达九月十日电】印度尼西亚外长库苏马阿马查九日对陪同德居兰戈出访的法国特派记者证实，如同苏哈托总统今年三月宣布的那样，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作出决定”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但是，他没有说具体的日期。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八日电】莫斯科人和外国来宾今天集会纪念我国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晚会，纪念这位伟大的艺术家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出席纪念会的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苏联的其他领导人。还有苏联作家，科学、文艺活动家，各界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十七个国家的文学家。
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马尔科夫在晚会上讲话说，“托尔斯泰曾经不遗余力地促进我国的社会进步，促进奴役和剥削世界的崩溃，激发人民大众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提倡正义、平等、人性的胜利，革新社会的精神道德。”
马尔科夫强调指出，“托尔斯泰虽然没有活到革命动荡的日子，但是工人阶级和列宁的党曾高度评价他的文学遗产。在他的这份遗产中，凡是属于未来的东西，都被充分地用来为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谋利益。今天各大洲的进步人们都同苏联人民一道怀着敬仰和感激的心情来称颂托尔斯泰的名字。
讲话人说，“毫无疑问，面临着在我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历史使命的一代代苏联人，也将从列夫·托尔斯泰的天才创作中汲取爱国主义奋发图强的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教益。”
【本刊讯】据苏联《苏维埃文化报》八月二十五日报道，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世界各国搬上银幕的大约有七十次，其中最多的是《复活》，已经先后十六次搬上银幕，《安娜·卡列尼娜》至少十四次，《活尸》——十四次，《战争与和平》——五次，其他还有《哥萨克人》等。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九月十一日刊登慕容爽写的文章，题目是《中国艺术团节目的“太少”与“太多”》，摘转如下：
中国艺术团这次来港演出，阵容之强，景况之盛，全港九中外人士有目共睹、有耳共听，无庸多赘。
前两天看到《新晚报》八月三十一日一位小虞所写的《项目太少了！》，促使我写写我的一点意见。
对于中国艺术团这次莅港演出，我的说法和小虞的说法刚刚相反——项目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小虞说：“京戏、舞蹈、国乐、钢琴，什么都是一点点。这个‘少’倒是由于表演的种类太多，所以每个种类的节目便不得不少了。”这番话，我百分之九十九同意，只是想改动两个字：“由于表演的项目（种类）太多，所以每个种类的节目便不得不少了。”
根据一些反映，除了一些趁热闹的观众之外，普遍是觉得不满足。一些专业人士不用说了，就一些对某一类项目有颇浓的兴趣的观众也觉得不满足。这一点小虞也提到了。这种每项都是一点点的“游艺会”式的安排，原因可能是下列两者中之一：１、主事者对香港观众的要求理解不足，估计不够；香港同胞对祖国艺术的欣赏能力与美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与兴趣应该有所区别。２、主事者可能为了工作方便，没有在售票前事先公布节目；反正每一个节目都是第一流的，都是难得一听的；观众们应该觉得满足，不必作什么选择。
今天香港的观众与美国观众不同，与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初期的情况也不同。那些不作选择、照单全收的办法并不怎样行得通了。人们生活繁忙，不可能对每一种艺术都有兴趣。一旦对某一种艺术发生兴趣，他们便会要求数量、也要求质量上的享受。在一晚的演出安排中，每种节目都有一点点的做法，以为可以满足各方面的观众，而事实上是各方面的观众反而都未能满足。
这次有三场音乐专场，是一种好的做法。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除了刘德海有几首新的曲目奏出之外，其他都没有新的曲目，就连特刊中所列举的一些曲目也都没有奏出。例如特刊中刘诗昆的节目有《战台风》，有萧邦，但根据一些人留心地统计：它们都没有在这次让听众听到。侧闻刘诗昆很忙，有很多行政工作要他负责。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呼吁：为了广大听众的欣赏，为了我国的艺术建设，请让一些有才华的艺术家们从一些繁琐的事务工作中解放出来！
回头再谈谈一些专场问题。记得上次青年音乐家访港的时候，曾经在香港大学为刘诗昆、顾圣婴他们开过独奏会；即使在普庆戏院也曾有一晚半场是顾圣婴的钢琴独奏和半场是郭淑珍的独唱。一些对独唱独奏兴趣不高的人可以不选那一个晚上，而一些对音乐有热烈兴趣的人——包括一些从来不踏足普庆戏院的人士——却可以满足心愿。
另外一点不够满足的地方是大型的节目少。在京剧和舞蹈方面还好些，有《大闹天宫》和《雁荡山》的群戏和《洗衣歌》、《荷花舞》、《孔雀舞》、《草原女民兵》等群舞，但音乐方面却缺少合奏和合唱，气氛上似乎缺少点什么。
当然，上述意见，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提出，对于全面，对于实际，可能都有所局限。
【本刊讯】英国《自然》周刊八月三十一日一期刊登一篇题为《中国盯着西方》的文章，摘要如下：
显然，中国的科学家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这种变革西方人几乎不可能理解。过去几年，他们由于受到反智力主义潮流的影响一直毫无作为
——甚至受到挫伤，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得到各种支持，并被认为是一种可贵的力量。
中国的科学家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当然需要一个多年的平静时期，摆脱政治纷扰。二、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和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有时受到支持、有时遭到冷眼、甚至公开的敌对。科学事业经历这样一种崎岖不平的道路是不可能不受到破坏的。然而，如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稳定的环境里毫无批判地完全采纳西方的方式的话，那将也令人感到遗憾。因为虽然中国需要从西方学习很多东西来加强其从事基础研究的能力，但它在应用科学方面是有丰富的经验的。它的应用科学的方式虽然同西方大不相同，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则可能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
当然，中国正着重研究科学技术结构的最合适的方式。他们正在向西方求教。
的确，科学技术的明显的非政治性使这些领域的交往和合作成为一个方便的渠道来扩大社会和经济方面联系，同时又避免了由于美国仍在台湾保持一个大使在北京只有一个联络处所引起的尴尬局面。
迄今为止这种新形势的最有意义的标志是由高级美国科学政策制定者组成的十四人代表团上月访问北京，进行了三天会谈。
虽然在这次会谈中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但是却有助于建立一种广泛的体制，并以此为基础正在进行具体领域的更加详细的讨论。中国的兴趣是利用美国的技术力量来帮助开发其沿海的石油，以此作为资助中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的一个办法。美国的石油公司认为共同开发计划这件事本身就可能为中国扩大同西方世界的经济关系开辟道路。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今天的中国和五十年以前的日本之间的类似之处，而中国有着有利的地位，它作为一个达到西方式工业化的后来者能够在进口科学技术方面进行高度的选择。
世界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达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而可能引起的环境和生态学方面的压力。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估计，例如，如果中国的石油消耗达到目前西方的水平，它的石油消耗量将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全部年产量的两倍。因此，人们不得不又一次注意到日本的经历，以此来说明由于在使用技术时对其副作用考虑不周而可能带来的危险。
近年来，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已提供了一条通向应用科学的不同的道路——经常把适应基本的人类的需要看得比追求经济利润更重要。
当然，对于中国人的协调一致的努力应大加赞扬。但是，人们希望，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进行充分的区别和选择，以便发扬东方和西方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