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工业和技术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很大，生活还很贫穷，但看不到对此绝望；很多人都在为改变现状而努力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七月十八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田所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题为《厉害的中国群众——适应潮流，预料到将来的变化》，摘要如下：
星期日，我在初夏的大街上漫步。相当于东京银坐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依然是人山人海。皮肤晒得黝黑的年青人吃着冰棍，或者在水果店门前站着大口大口地吃西瓜。北京从四月开始“解除禁令”，允许烫发。不过，女孩子中，绝大多数都同过去一样，留着长长的辫子。穿裙子的比烫发的更引人注目。毫无顾忌地互相交谈，乱吐西瓜子，也随地吐痰。总是充满活力的中国群众就在这里。
我在北京居住了三年多，一直在观察着中国所发生的各种变化。特别是以毛泽东主席逝世和此后发生的清除“四人帮”事件为分水岭，政治潮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消“四人帮”的“空谈”，全力推进产业现代化路线，逐步改善群众生活的以华国锋为首的领导班子所采取的方针，无疑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本来也并不具有群众的生活会随着政治上的变动而得到彻底改善的性质。在适应潮流变化的同时，吸取其实质性的东西，维持生活
——中国男女老少的这种顽强性，正是我现在感到吃惊的东西。
因此，似乎应该认为，一方面，已经发生变化的事情不少，而另一方面，还没有发生变化，而人们预料要发生变化，并正在为之作准备的事情也很多。
最近，首次访华的达克·达克斯合唱团的成员们一方面对在音乐家和听众中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感到高兴，同时又不可理解地说：“现在，中国为什么没有任何‘爱情歌’呢？”的确，歌颂毛主席和华主席的歌曲很多，但听不到歌颂个人之间相爱或恋爱的歌曲。在少数民族中流行的表达爱情的优美动听的曲调中，现在填写上了表示对领袖的敬爱的歌词。
但是，使人感到这也是时间问题。在这个国家，新的事物会在某一天突然作为当然的事情而有条不紊地开始出现。
问题在于政治对这些忍耐力很强而且充满活力的群众有什么要求，人们又怎样来对待它。
建国以来，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曲折。但是，中国仍然是“革命时国家”。它处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实验过程当中：清除由漫长的历史所产生的障碍，在养活九亿多人口的同时，自力更生地建设成为没有差别的富裕的社会。
包括在解放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内，很多人对这一点感到自豪，并都在为之努力，这是毫无疑问的。深夜，对开电梯的年轻服务员说一声：“辛苦了。”他们便愉快地回答说：“没什么。为人民服务是我的工作。”他们非常清楚，现在中国的工业和技术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生活还很贫穷。但是，看不到对此绝望，或者忌妒和羡慕的情绪。
由于在环境和方法上有很多独特的因素，所以，中国所面临的课题突出地具有中国的特色。不过，从他们占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成败也具有世界意义。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七月十八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雅各布发自济南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艰难的农业现代化，数百万吨用镰刀收割》，摘要如下：
沿着黄河走，从洛阳到济南，参观了五个农业生产队……不言而喻，在中国的外国客人从来看不到“坏单位”的，而且，外国客人的调查对象很少能低于“中上”水平。更加有意义的，也许是从这一系列采访中得出的中国农业的面貌。这次采访是在多少享有特权的地方进行的，而且是在从河南到山东的一些虽不是中国麦仓、至少也是小麦高产区进行的。
今年小麦丰收。据说，洛阳附近的小麦每公顷近五十公担，郑州地区每公顷六十五公担以上。考虑到随后在这些土地上将收获三十到四十公担的玉米，这算是相当好的收成了。那末，付了什么样的代价呢？
在我们参观的五个生产队中，有三个生产队的收获只用镰刀。清晨快四点时出发，晚上近八点才回来，中间吃午饭有两个小时的休息。去年收获的大约二亿八千万吨粮食（今年大概会超过此数）中，绝大部分是这样得来的，而不是用其它方式搞的。
是否可以试用其它办法呢？有一个生产队的人指给我们看一架小型的割麦机，每天收割不到一公顷半的小麦。看来，人们对这架常常发生故障的噼啪乱响的机器没有什么热情。此外，人们还保持着对早几年使用过的机器的回忆，那些机器弊多于利，人们终于放弃使用，恢复使用传统的熟悉的好镰刀，人们认为只有它能留下平茬。
在济南附近，有一台约莫一公尺半的割麦机，正如人们三、四十年前在法国农村看到的那样，人们使用一个马力不大的拖拉机拖曳着它，每天收割七公顷小麦。机器要花费三百元，相当于生产队一九七七年电力消耗的十分之一多一点。拖拉机问题呢？在我们到过的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好些不同马力——但用作别的用途的拖拉机。
农业机械化在中国遇到了一些心理上的和社会习惯的抵抗，人们没有估计到这种抵抗的力量。这导致对于未来的计划提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作为“基础”的农业的机械化是现在至一九八五年期间占据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位的“四个现代化”计划的组成部分。凡是我们能提出这个问题的地方，人们实际上都向我们谈到了收割脱粒机，这种机器从理论上说应能在从现在起的第七个年头上开始使用。人们看不出这些复杂的机器（西欧国家的农民花了好几年才适应了这些机器），将怎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在这样一个农村中取代镰刀。
说我当前存在的无形的问题是，信心不足和管理不当；一些干部能力很差，而另一些干部则担心出现反复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七月二十五日刊登麦克杜格尔的一篇文章，题为《在长征道路上缓慢前进》，摘要如下：
当华主席最近在北京召开的财贸会议上谈到中国的经济情况时，他的真正意思是，发展速度仍然是极其缓慢的。显然，他的确提供了一些关于今年上半年生产情况的看起来是乐观的数字——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钢铁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七、原油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煤和动力生产分别增长了百分之十九和百分之十七。但是，连华先生也这么说，出现这些增长主要是由于四人帮搞阴谋诡计使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的生产处于崩溃状态。这仅仅是一种恢复，一种尚不彻底的恢复。
在四人帮垮台后的近两年里，以及在压服不了的副总理邓小平重新上台后的一年里，中国仍然在为恢复其经济而奋斗。
中国正在为专门知识、管理技术、原料、建筑材料的缺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粮食的短缺所苦。
存在的问题并不都是有形的。除了中国官员坦率承认的缺乏原料和生产设施的问题以外，还存在信心不足和管理不当的问题。一些官员能力很差，而另外一些官员则担心出现反复，如果他们作出一些有争议的决定的话。
妨碍发展的一个更大的障碍是，今天各级官员都不愿意表现出主动精神。中国的政策的潮流正在有力地转向两年前遭到猛烈谴责、十二年前导致文化革命这幕灾难性戏剧的那些主张上去。过去几周，北京宣布要恢复农村的自由市场，重新把工业组织成专业企业。地方官员不愿有力地执行这些政策，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工业方面，新的组织蓝图，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三十条”，是根据邓小平一九七五年提出的关于加速工业发展的文件（后来被称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制订出来的。一年前，也就是在邓副总理即将重新出来担任公职的时候，那项文件又被列为“香花”。现在据说，“三十条”是根据一九六一年原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一个文件制定的。不管毛参与与否，在文化革命中和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得势期间，三十条中确定的要强调专门化、中央控制和职业化的主张曾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除了这些直接的问题以外，按计划的速度
——例如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要翻一番以上
——使中国的规模很大的经济现代化，将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但是，由于有着超过九亿的人口——现在仍然在以每年大大超过百分之一的速度增加，因此，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国领导人目前正在设法使全国人民相信，现在的政策不仅是实用的，而且是正确的。《人民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确定判断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这表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花很大的力量从最基本的原理说起。
【美联社香港七月二十一日电】在中国华北的一个模范乡访问了三个星期的两位美国学者今天说，他们惊讶的是那里农民的劳动比他们预想得还要闲散得多。
圣迭戈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副教授保罗·皮科维奇和马萨诸塞州的汉普郡学院的政治副教授凯·约翰逊说，河北省的五公乡的农民“干活卖力，但是并不想把自己累死”。
约翰逊女士说：“他们很早很早就开始上工，很晚才收工，但是，午饭时有三个小时的休息。”
皮科维奇和约翰逊女士同另外两个美国学者，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马克·塞尔登和威斯康星大学的爱德华
·弗里德曼一起访问了这个乡二百多户的每个人，为起草一个报告收集材料。
约翰逊和皮科维奇说，中国当局在今年五月份之前一连四次拒绝了他们要对中国人民的生活进行深入考察的要求。当他们从五月十七日到六月二十二日在中国访问期间，他们在这个先进乡呆了三个星期，只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同党的官员举行会谈。他们说，他们要求去河北省，中国当局选择了五公乡，这个乡由于五十年代在生产上的成就而闻名于全中国。
他们说，在起初的日子里，他们同农民住在一起，后来，由于农民们的好客，他们搬进了一个接待站。
记者问，那个生产队的农民对毛之后的时代有些什么想法，皮科维奇说，“一般说来，我感到农民并不怎么谈政治，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农业”。
他还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谈到‘四人帮’，但只是在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时他们才说的。”
他们说，农民中的大多数人家都有五到六间的宽敞的房屋和漂亮的家具，但这在中国是一个例外，不是普遍情况。
他们还在这个村庄的一所中学里教了几天英语。约翰逊说，他对中国的各个中学必须学英语这一点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