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布加勒斯特八月三日电】今天，在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华国锋来罗马尼亚访问之前大约两个星期，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共产党首脑齐奥塞斯库为他同北京领导的友谊辩护，同时声称这不是针对莫斯科的。
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发表一篇内容广泛的对外政策讲话说：“不言而喻，我们决不是把我们对中国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我们对苏联、欧洲和其他大陆上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对立起来。”
齐奥塞斯库再次呼吁苏中关系正常化，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任何分歧“无疑会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威信产生消极影响”。
这位罗马尼亚主席强调同苏联的“友好合作和团结”的关系在罗马尼亚对外政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齐奥塞斯库表明，在中阿、中越冲突或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之间的其他任何争执中，罗马尼亚将不偏袒一方，他强调指出，“罗马尼亚将不容许自己卷入任何公开论战，指责这一个或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通讯社播发了齐奥塞斯库对党的干部的讲话的摘要。
齐奥塞斯库声称，发生争吵的共产党国家有责任“通过直接的了解”来解决它们的分歧。他说，美国在“它于越南遭到失败”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军事上的替代办法并不最有利于政治政策，因此目前要特别倾重于经济手段来推进这项政策”。
【路透社维也纳八月三日电】齐奥塞斯库还重申他的国家对共产党的华沙条约军事联盟所承担的义务。
西方外交官说，苏联领导人一定认为，在莫斯科—北京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的时候，华主席到布加勒斯特访问是在冒犯克里姆林宫。
【本刊讯】西德《时代》周报七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超级大国之间的怨恨》，副题是《缓和剩下的不多》，摘要如下：
天知道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华盛顿发生的事情，用不着那么重视：无非是白宫的毫无计划的做法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混乱和忿怒的情绪，而这种情况又回过头来影响到美国政府。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缓和时期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件事情——但是，政府现在却提出了疑问，即面对着这样的激动情绪：“不同俄国人举行任何谈判，他们总是骗我们”——它能否冒险签订协定呢？
更难搞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莫斯科领导人采取了这种引起哄动的措施，对夏兰斯基——美国总统曾亲自对他进行担保——的审讯，为什么偏偏定在重开日内瓦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时候？这显然是对卡特的一种挑衅。
第一：人们知道，勃列日涅夫希望缓和，最后他还想继实行非斯大林化的赫鲁晓夫和成为伟大卫国战争英雄的斯大林之后，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而被载入史册。
第二：这些领导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也许都希望通过这种措施在华盛顿引起更大的混乱，以便从中得到好处。
第三：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即苏联人对缓和感到厌倦了。他们既不可能大大扩大同美国的贸易，也得不到技术方面的好处——也许他们要撇开世界上的问题，现在才想再来解决国内的问题。
这种形势所造成的后果——那就取决于我们了——也可能是，俄国人现在把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欧洲，因为他们将打算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保持缓和。如果欧洲向俄国人提供美国拒绝提供的技术，如果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即美国人会起疑心，莫斯科会逐渐达到二十年来它一直徒劳地尝试要干的事情：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我们欧洲人必须注意这一点。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八日电】美国参议院今天以七十三票对一票决定实际上停止同乌干达的一切贸易往来，理由是独裁者阿明的政府“从事种族灭绝的国际性犯罪活动”。
参院的这项法案主要目的是停止美国从乌干达大量进口咖啡，而咖啡是这个非洲国家赢得外汇的主要作物。
参议员洛厄尔·韦克说，阿明犯有屠杀他的三十万同胞的罪行，说他的政权已堕落到这种“腐败”的地步，因此人们应中断它同“文明世界”的一切接触。
【法新社伦敦八月三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在敌对的阿拉伯集团近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以后，英国已向它在国外的各大使馆发出了加强保安措施的紧急命令。
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些阿拉伯集团将设法拿英国外交官作为人质以便释放在这里被监禁的他们的伙伴。
英国当局在秘密地方拘留着两批嫌疑分子，他们的同伙可能试图营救他们。
两个伊拉克人萨利班·哈桑和萨阿迪·舒克里七月九日被指控谋杀伊拉克前总理拉扎克·纳伊夫将军。
第二批是在星期五企图刺杀伊拉克驻伦敦大使塔哈·达乌德以后被逮捕的一男一女。
【法新社伦敦八月三日电】为报复英国驱逐十一名伊拉克人，伊拉克把六名英国外交官和两名英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驱逐出境。
被命令离开伊拉克的另外两名英国外交官目前正在休假，不准许他们再回巴格达。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八月一日电】希腊「船王」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翁纳西今天同她的第三个丈夫（一三个十七岁的俄国人）在一次简单的婚礼中结婚。这位希腊轮船公司的女老板，从她的已故的父亲阿里斯托特尔那里继承了五亿美元的财产。
她的丈夫谢尔盖·考佐夫以前也是苏联轮船公司的一个经理人员。考佐夫身材很矮，幼时在一次事故中把一只眼睛弄瞎了。
【德新社莫斯科八月一日电】克里斯蒂娜·翁纳西的已故的父亲，最后一次是同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遗孀杰克琳结婚。
西方的一位继承了成亿美元财产的姑娘，在莫斯科同一位苏联公民结婚，这还是第一次。
随着时间的流失，展现在我眼前的苏联是一个没有“言论、集会和游行的自由”的社会。
一九七七年底，我和一位俄国人喝完酒回家，一道搭出租汽车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斯大林不仅精通政治、也精通经济和文艺，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有才干的人。”平时给人以顽固不化的印象的党员说出这样的话来，使我非常吃惊。在这里我看见了新斯大林主义在抬头。
经过赫鲁晓夫的“解冻时代”，勃列日涅夫为了进行思想控制和对付反体制派，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了新斯大林主义，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这样形势下，对于渴望民主的反体制派知识分子的镇压就更加厉害了。把不合心意的人踢出去
最近我所看到的反体制派的活动有两种流派。一种是要把西欧民主引进社会主义，从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有萨哈罗夫。另一方面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绝望，想要从宗教和精神方面寻求人类的救济和幸福。采取这种态度的就是索尔仁尼琴。但是对不容许有“独立思考、发言和反抗的自由”的勃列日涅夫等体制派来说，却不管反体制派内部有何区别，而是一味镇压，只要斩草除根就行。
使人恼火的是窃听和暗探行为。
关于电话的窃听，苏联市民自己也都知道。在我家帮忙的人一谈起不好让当局听到的话，便用手指堵着咀说“嘘”，离开电话远些，在我耳边轻声地讲。他说电话机设计得挂着听话筒也能窃听。对苏联市民也一样。他们和我们外国人接触时，即使自己家有电话，也要出去用公用电话。而且不能长谈。因为有可能被探察到。我得到俄国人的亲切指教，在打电话时也注意多了。令人不愉快的侦察电话
最不愉快的是侦察电话。我是一九七二年十月赴任的。有半年之久，侦察电话不断。最初是妇女的声音，讲些什么“现在你在干什么？我在普希金公园，你来吧。”之类的话，连续几天都这样。我怒斥：“你是什么人？”她还是妖声怪气地发出“嘿嘿”的笑声。第一，对方清楚地知道我是新来的特派记者。对方当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坐探。上了当，被他们抓住小辫子的西方记者的例子，我也知道一些。
其次是深更半夜打来的无言电话。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家里的人起来接电话，却断了线。一会铃又响起来。反复多次之后，家里人说“怪害怕的……”把电话挂上了，但是不接，铃就不停。最后我去接了。当我说出我的姓名后，对方向话筒“噗”地一声吹了一口气。就这样挂上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敌方的目的就是证实一下我的住处。有了这样的电话，一天都不痛快。
无视个人生活秘密的窃听不只限于电话。也有正规的窃听器。也有人说，这是当局派来的雇员安装上的。日本大使馆在五年中三次发现窃听器，都作了处理。东京寄来的信留有明显的被拆痕迹，这也不止一次。这是克格勒在抽查。在苏联连通信秘密都不能保证。当局所干的窃听和暗探行为，遍及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看不见的沉重压力。互相监视
相互监视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这样还不如到那生死搏斗的社会里去。同事、朋友的微小过失都要一点不漏地告密。靠这升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恐怖的生活是多么可怕。
谈谈我经常交往的俄国人吧。他和妻子处不好，离婚了。于是妻子到法庭控告他以前犯过经济罪。他被妻子害得好苦，因此而失去了职业。离婚之后，我去他的公寓访问，大吃一惊。门上竟安了十个门锁。他见我显出这种惊奇神情，便摆出了受妻子害的可怜相说：“有事实说明我不在家的时候被搜查过。这是防止外人进来。”在苏联，丈夫不信任妻子，妻子不信任丈夫。他说：“就是妻子，也不能讲真心话。”
住在任何人都不能信任的社会中，苏联人是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寞中生活的。“孤独的苏联人”——这话是非常贴切的。
看苏联人和我们外国人的交往，“告密的社会”就更容易了解。
一九七六年夏天，日本的几个特派记者一起到俄国的森林去吃野餐。那地方是不许烧火的。我们刚点着火，马上就有民警从什么地方来了。立即把我们撵走。那时立即就感到“有人告密密”。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