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南《共产主义者》周报八月十一日以《变化的过程》为题刊登诺瓦契奇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自从召开第一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出席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一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在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可以说，中国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热烈的讨论和对新道路的探索遍及各个领域：从社会基础到上层建筑。迄今的实践和理论正经受着检验。
中国的报纸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任何理论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过去的提法必须适应新的条件和已经变化了的情况。
当然，中国目前讨论“实践”问题，不仅注意到经济方面，而且也注意到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可是，经济仍然给目前的变化打上了烙印。
华国锋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尖锐的批判态度分析了近几年发生的事件，这次代表大会以后预示着在国内的经济制度方面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指出，只采取行政措施是不能管理成千上万企业的。公开表示主张广泛利用价格、贷款、支付制度等这些经济杠杆，其目的在于加速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而采取的方法越来越多地是经济方面的。
无疑，应该认为这种看法目前仍然是一种趋向，过去的深刻的影响在实践中仍然很明显。
经过多年之后重新出现在舞台上的经济学家们主张，为了完成物质生产的任务，目前应该刺激企业和个人的物质兴趣。
为加强“生产中的民主”已采取了初步的行动，答应企业今后可以支配所取得的部分收入。关于按劳分配问题，正进行广泛的讨论，领导人的方针是彻底贯彻这个原则。
由于过去一个时期被认为是大乱的时期，因而华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大治”是头等任务之一。
可以说，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不仅加强了秩序的稳定，而且为加强法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国家机构和政权系统正加强民主原则，以前停止活动的许多机构，首先是社会—政治机构，恢复了政治生活。
为在文化革命过程中的或者更早的大批清洗时受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重要过程，也特别引人注目。
在为“四人帮”和林彪等人的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同时，正在撤换那些对目前变化持保留态度或者违法乱纪的地方领导人。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非一帆风顺，也不那么简单。抵制现行方针的行为肯定存在。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奇。
但是，新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变化着的条件下，对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再当作“反革命”或者“敌对行动”，而是当作不应该用行政命令去加以解决的一种矛盾。
继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之后，华国锋主席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的访问，可能将最明确地谈到新领导对外政治方针的变化。
华主席现在开始了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未进行过的最远的巡回访问。他在北京接见许多外国国务活动家和同他们谈话时，就已表现出了有力的活动。
向世界开放这个词，对实现新方针来说可能不够确切，因为“开放”时期是七十年代初，那时中国实际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是要向世界问题接近，中国对参加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今天，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自己的伙伴，它所遵循的政治主张认为，这些国家今天是进步倾向的主要支柱。
在最近一年中，中国还大力在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中进行了活动。中国还同许多西方国家发展各种各样的和越来越广泛的双边合作。
【本刊讯】葡萄牙《新闻日报》八月三日刊登该报国际部主任伊格巴尔·阿梅德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北京的“西方政策”到中国的现代化》，摘要如下：
一九七六年年底粉碎“四人帮”和今年举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毛之后时代的两个主要阶段。
具有真正的政治求实精神的中国领导人不打算隐瞒或掩饰这个亚洲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国准备如何为它的经济奇迹——“四个现代化”的革命——筹集资金？
李先念副总理回答说，欢迎在可以接受和适当的范围内的贷款，不让中国银行向西方国家的银行要求贷款是没有道理的。
对西方来说，这种回答的含意是很明显的。这特别意味着，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和美国，抛开台湾问题，都有必要对中国做出重要的决定和毫不含胡地确定这个“巨人”在它们各自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地位。这件事不仅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而且与银行和私人部门有关。
最近几个月人们稍强烈地感到这种“西方政策”，北京政府觉悟到双方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在更接近西方国家方面采取了比过去更明确的立场。
因此，北京的领导人一再提醒西方必须坚决反击苏联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
【德新社加德满都八月十三日电】今天这里宣布，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将在九月份最后一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十一天的正式访问。
中国的首席副总理邓小平今年二月间来这里作正式访问时，邀请比斯塔访问中国。
公告说，比斯塔首相的北京之行将在九月二十七日开始。
比斯塔首相在四月份到中国作过类似的十一天访问。
【本刊讯】英国《约克郡邮报》八月九日刊登伯纳德·迪宁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藏在“真正的中国”面孔背后的虚假》，摘要如下：
西方政治家纷纷要求到中国去访问。他们大事吹捧中国东道主。随行记者一个比一个天真，竭力要让读者们相信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
外国人接连不断地去闲荡，在同一些向导带领下，作同样的旅行，睡在那为数很少的几家饭店，参观同一些单位，会见同一些人，这些人讲着同一些事情，在同样的宴会上听同样的讲话。
现在，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家剥去了中国搞的这套虚假做法的罩纱。他就是热爱中国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的比利时杰出的艺术史学家西蒙·利斯。他在一本很了不起的书中揭开了这一虚假的伪装。
对普通外国人只开放十多个城市。在每个城市，他们被安置在同一个饭店里。外宾们饱餐着上等饭菜。
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居住的农村，在数万个村庄中，外国人能够参观的不到十二个（而且总是同一些村庄）。
在八亿人口中，外国人能会见的最多只有几百人。
文学界的代表只是几名作家，科学家和其他学者的情况也莫不如此。要是外宾要求会见某人，那么，见到这人的机会同来宾利用这种会见的可能性是成反比的。
几乎所有外交官都在同一个地方居住和办公。大使馆和外交公寓都设在首都郊外两个大的集中区。中国官员们老是害怕外国人会跑到农村去，同人民进行自发的、无人监督的接触。但是这种担心大体上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人一直受着对外国人讲话要多加考虑的训练。
大量的书面和口头宣传可能都在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热浴室里受过了熏蒸。
中国人现在讲着两种话：一种是自然的话，这是允许他们用自己的声音谈论私事的；另一种是机械的、刺耳的话，这是用来谈论政治的，用的是一些令人讨厌的含混不清的字句和流行口号。
除了有意透露的东西之外，一切都是国家机密。不许外国人阅读地方报纸和军队报纸，地址和电话号码是严格保密的。许多政府机构的外面都不挂牌子。
公开的宗教活动——基督教、佛教、回教——都被取消。在文化革命期间，教堂、寺院、庙宇遭到虏掠，接着就关闭了。但外交部礼宾司使北京的一个天主教堂继续开放，以便供重要的外宾参观，一通知，即可举行传统的弥撒。
人民群众被当作宣传的工具。有一个西方国家要在北京举行大型工业展览会，当局是大力合作的。他们问主办人：“你打算要多少人参观？两万、四万、六六万？”主办人被弄得莫名其妙，他说最好六万人。参观他的展览会的果然不多不少，恰好六万人。
有些外宾，当局打算使之获得深刻印象。在这样的欢迎仪式上，场面蔚为壮观。欢迎的人数十万、二十万、五十万不等，人数和必须表现出来的“热烈气氛”都预先作了安排。
人群要蹲着等好几个小时。女学生穿着鲜艳的裙子，戴着头巾，还给她们发了五彩缤纷的纸花。这些花用后交还，以备再用。
中国政府给外国人许多照顾和特权，使他们同群众隔绝。在饭店，他们有专座。在城市，一出门就坐小汽车。
你一表示想步行或坐公共汽车，向导总是惊讶，表示不赞成。那些坚持己见硬这么干的外国人总是造成混乱，很快他们自己也感到抱欠。
外国人很快就习惯于受人恭维，他们到什么地方都受到欢呼和鼓掌欢迎。
他们访问学校、医院、工厂和街道，在进出口的地方总是有一群捧场的人。
他们习惯于让“组织上”照料他们的票。“组织上”负责回答一切问题，处理一切事务，是无所不能的。他们习惯于被人带出去带进来，别人给他们选定旅馆和安排时间表。几个星期以后，他们象笼子里的金丝雀一样，十分习惯于笼子里的生活，如果再放到大自然，他们自个儿简直无法生活。
自从利斯一九七三年访问那里以来，情况有变化吗？
他说：“无疑，我只是一个表面的观察者。”今天访问一下中国，就可以看到他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北京附近外国人可以自由行动的范围可能扩大了几英里。可能又重新开放了一些博物馆、古迹和寺院。剧院的花样可能多了一些。书店展出的书可能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