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柏林《柏林晨邮报》七月五日刊登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西方一致认为，两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部门军官，有着在一些非洲国家工作十年以上的经验，他们是把埃塞俄比亚变成苏联的卫星国的关键人物。
一九六六年，亲克里姆林宫的恩克鲁玛政权被推翻以后，于尔根·罗加拉和罗尔夫·施托尔迈尔被迫离开加纳。目前，他俩正在改组国家元首门格斯图的情报部和公安部。据西德当局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埃塞俄比亚警察迫害和消灭政敌及其家属的许多方法，“都出自罗加拉之手”。五十年代，罗加拉就在比索夫一德赖贝格监狱里工作，后来，担任公安部什米林专区公安厅的审讯军官，那个时候，他就获得了凶残的打手的名声。
他的“同事”施托尔迈尔则相反，堪称是一位技术专家，尤其是窃听的专家。一九六七年，继加纳之后，几内亚和埃及是这两个公安部军官的工作地点。一九七一年，他俩被迫匆忙离开开罗，那时，埃及的公安官员就发现，这些东方的“顾问”甚至窃听萨达特总统的工作电话。
在埃塞俄比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顾问数目，估计约达一千名，报告说，他们都在军事、意识形态、警察、青年组织和经济部门工作。
埃塞俄比亚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非洲活动的唯一重点。在安哥拉，飞行员与古巴人一道，与亲西方的抵抗运动作战。至少有二百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顾问在马达加斯加工作。在莫桑比克，公安部人员还向萨莫拉·马谢尔提供卫队，并在情报部和改造营中工作。
【美联社柏林七月六日电】德通社报道，四十名受伤的西南非洲游击队员今天抵达东柏林，以便在东德和波兰治疗。
东柏林官方报刊最近几周一直强调东德有义务支援非洲的游击队运动。
一些人士估计，目前有八百多非洲人正在东德治疗。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七月三日刊登该报编辑委员斋藤志郎写的一篇评论，标题是《苏联“抢占阵地”的刀光剑影，有“火中取栗”的危险》，摘要如下：
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邻国之间反目、暗杀以至政变的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对所有这些纠纷，都有一只“唯恐天下不乱”的介入之手伸过来，这就是苏联。但是，如果这种介入超过了限度，就有可能成为冒“火中取栗”的危险。也门冲击
南北也门两国位于从红海到印度洋的出口处，其对岸处在非洲之角这个战略上重要的位置上。因此，事件所引起的政治上的巨大关切和世界影响要比单纯回教部落国家的“政变”意义大得多。
边界相连的两国的元首相继丧生这种事件，不管怎么说它们是政治上不稳定的阿拉伯国家，也都是罕见的。为了巩固苏联的影响
在北也门，国内两种政治力量一直对立抗争，长期处在内战状态。在过去的十年间，不断发生政治领导人被暗杀的事件，加什米总统是第八个牺牲者。这种悲剧是由于北部的部族联盟和军方发生不和而产生的。历代总统总起维持两种力量平衡的作用。而一旦这种平衡破坏了，总统本人就要遭杀身之祸。北部的部族联盟和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沙特阿拉伯则利用这种政治势力阻止军方的左倾。
至于说南也门的态度如何，这个国家里也有两种政治势力的不和。不难想象危机是从这种势力之争中产生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内部的中国派和苏联派的对立。前者是这次被暗杀的鲁巴伊总统派，后者是民族阵线政治局书记伊斯梅尔派。这次鲁巴伊政府被颠覆，显然是苏联派势力的胜利。是否可以认为，在围绕南也门的中苏对抗关系的图式中，苏联的影响也成为不可动摇的现实了？
不过，作为中苏对立世界化的一部分，阿拉伯半岛的形势今后也是动荡不定的。戏剧性地加入经互会
越南加入经互会清楚地突出了河内作为中国所说“东南亚的古巴”的地位。另外，不可否认的是，越南战后复兴的经济建设将大大依赖于苏联。这从美国不乐意给越南以难免不叫做是越南战争赔款的经济援助的原委来看，苏联完全包下来的越南复兴在阻止西方接近这一点上，将具有一种挑战的意义。而且，苏联针对东南亚一带以至中国提高的威望这种政治效果也是很大的。
但是，从经互会体系的内部情况来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蒙古、古巴等各自的经济利害关系和经济建设的优先顺序上，存在着根本无法统一的差距。在成为第十个成员国的越南和苏联的利害关系上，当然各自也会有不同的打算。对苏联来说，越南经济既有使它获利的情况，反过来也有可能成为沉重的包袱。从越南方面来看，以完全抛弃从美国和西欧取得经济援助的可能性的形式倒向经互会，究竟是否上算，也不是没有疑问的。
和阿拉伯半岛一样，苏联在印度支那半岛上建立的势力范围也不免要经历许多曲折。中国和越南的华侨谈判的前途，接着，从十日开始在河内举行的美越政治接触的前景都是值得注意的。
【本刊讯】香港《争鸣》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九期（七月一日出版）刊登宋天章的题为《越南往何处去？》一文，摘要如下：
越南排华事件已经引起世界的瞩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越中交恶，非始自今日，这首先同越南劳动党内部势力演变有关。
一九六七年七月，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阮志清大将突然去世，中共发了毛泽东签署的唁电，北京报纸以整个第一版的篇幅刊登唁电、讣告和中共领导人前往使馆吊唁的消息。为什么中共对阮志清之死如此重视？不久消息传出：阮志清是被党内亲苏派害死的。这位越南军阶最高的将领当时是南方局第一书记，指挥南方抗美战争的最高负责人。
阮志清之死是一个信号，表明即使在胡志明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越南劳动党内部的斗争已经达到何等尖锐的程度。亲苏派为了排除异己，不惜采取卑鄙的暗杀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同志。
越南亲苏派的首领不是别人，就是当今越南的头号人物黎笋。
黎笋在越南早期革命史上寂寂无名。五十年代中期，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在北部土改中犯了左倾的错误，黎笋便以“稳健派”姿态出现，在“纠偏”工作中大捞政治资本。结果，由他接替长征出任第一书记。
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越南出现“一个庙堂，四个方丈”的局面，孙德胜出任国家主席，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主持政务。
黎笋集团在胡志明去世后，一方面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上同苏联互相呼应，大唱双簧；另一方面在国内加紧排除异己，安插亲信。只是由于抗美战争尚未结束，他们还需要中国这个“后方”，因此有时还搞一点“平衡”，好歹在面子上敷衍一下中共。等到攻下西贡，越南统一，他们认为已经无须顾忌，于是放手排斥和打击一切珍视越中友谊的力量。一九七六年六月的统一国会和十二月的劳动党“四大”，从组织上完成了反华大清洗。对比一下越南驻华、驻苏大使的不同遭遇，也许有助于认清黎笋一伙的政治面目：
黄文欢：第一任驻华大使，原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四大”被除名，
阮基石：第二任驻华大使，后出任副外长，六十年代末期从政治生活中消失；
陈子平：第三任驻华大使，六十年代末期突然去世。
孙德胜：第一任驻苏大使，国家主席；
阮良朋：第二任驻苏大使，国家副主席。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越中关系恶化，同越南劳动党上层的蜕变——亲苏派的抬头和得势是一致的，他们是破坏越中友谊的罪魁祸首。从奠边府的陷落到西贡解放
越南亲苏派排华反华，是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背信弃义的行为。越南的朋友和敌人都知道，越南打赢抗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首先是越南人民英勇奋战的结果，同时也有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援越的勋劳。从一九五○年起，中共援越达一百八十多亿美元，远远超过了苏联。中共还运用军事、外交的各种手段，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斗争。建国初期，中共即派出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顾问团，陈赓、韦国清均曾入越工作，这已经不是甚么秘密。武元甲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奠边府究竟是怎样攻陷的？范文同也知道，如果不是周恩来折冲樽俎，越南在谈判桌上不可能取得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的重大胜利。（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黎笋集团攻击中国接待尼克松访华是“欺侮小国”、“出卖越南”（他们对尼克松、福特访苏却从不吱声），但正是中美结束对抗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为越南的和平、统一创造了条件。周恩来为此在送走尼克松之后即飞河内亲自向越南领导人作了说明。事实证明，中共的估计是对的。中美关系的缓和导致南越美军的撤退和一九七三年越美巴黎谈判成功。一九七四、七五年冬春越南发动攻势、席卷南方时美国没有出兵干预，这并非福特、基辛格对黎笋的厚爱，而是在美国战略棋盘上南越这枚棋子已无足轻重。
有些论客看到黎笋集团排华反华幸灾乐祸，趁机攻击中共援越“铸成大错”。他们不提或根本不了解，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五十年代初期美国阻遏中共政策的产物。中共援助越南没有错，即使他们作出这么大的牺牲之后换来的不是善意而是恩将仇报。中国将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后代。它获得了越南人民的信任，受到世界人民的赞扬，也赢得过去对手的尊重。中越两个民族将千年万代生活在一起，呼吸相通，休戚与共，他们的友谊高于一切，而且将永世长存！
中共对越南的无私援助，也击破了越南亲苏领导人的反华谰言。近几年来，黎笋集团学到“四人帮”那一套，借古讽今，大肆影射攻击“北方侵略者”。他们在报上开辟《三千年抗战史》的专栏，一不骂法国殖民者，二不骂美国侵略者，却专骂“汉贼”：宣扬从征侧、征贰姐妹抗击马援到阮文惠打败孙士毅的光荣历史。诚然，中国曾经欺侮过越南，统治越南长达千年，我们无需隐讳。但正如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剀切指明的，中越两党信奉的是马克思，而不是马伏波，我们祖先干的事不能由现代中国人民负责。中越两国人民在近代曾共同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在解放后及时向越南兄弟伸出了援助之手。黎笋之流利用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只能说明他们别有用心，蓄意破坏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是反帝战士还是苏后备雇佣兵
其实，投靠了新沙皇的黎笋一伙对民族和历史不见得有这么丰富的感情。他们排华反华首先是迎合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需要。
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共坚持反对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立场，加强了同西方的接触和联系。苏联一贯视中国为心腹大患，既害怕中国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害怕中共同西方组成反苏联合战线。为了吓阻日本和西方国家接近中共，苏联加强了反华挑衅，甚至不惜制造事端，使冲突升级。
河内选择的排华时机决非偶然，它密切配合了莫斯科的行动。人们从这里已隐约看到苏联从南面包围中国的战略布局。
作为代价——反华的诱饵，苏联支持黎笋集团占领柬、老，称霸东南亚的计划。这使东南亚各国和全世界人民大开眼界，明白黎笋的“印度支那联邦”原来是这么回事。
越南的朋友都感到痛心。越南人民为了自由和独立经历了三十年的浴血抗战，不愧是坚强的反帝战士。但是没有想到在赶跑美国人之后，黎笋集团却捡起美国的武器，向邻居耀武扬威，肆意践踏弱小民族的自由和独立。黎笋一伙在世界舆论面前声誉扫地，只有莫斯科和东欧两三个仆从国家发出几声孤独的喝采。
越南亲苏领导人吃惯了现成饭，从未想到要自力更生，更不愿用这种精神去教育人民。战争结束后，他们奉行“叫化子政策”，四出化缘，到处伸手，想靠外援解决衣食和建设问题。黎笋集团竟异想天开，以为送回几具美国飞行员的尸体，华盛顿就会大撒金雨，帮助越南经济起飞。他们热烘烘的金元梦遭到基辛格冷冰冰的嘲讽。
黎笋集团的内外政策把越南推向绝境。市场物资缺乏，黑市猖獗；官场贪污盛行，干部腐化。南北矛盾在激化，群众不满在增长。黎笋集团抓住了排华这根救命草，企图通过掠夺华侨财产解决经济困难，通过反华赢得莫斯科的欢心。他们利用排华反华转移人民的视线，把过去未来一切困难和失败统统归咎于中国。
克里姆林宫的权贵们洋洋自得，他们终于看到越南领导人已经把同中国的关系弄到不可挽回的地步，除了死心塌地投靠他之外别无选择。但不无遗憾，黎笋一伙是输光了的政治赌徒，除了充当廉价的打手以外没有多大用处。更加扫兴的是，这些后备雇佣兵要他管饭。莫斯科的代理商正在东南亚采购大米，而世界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已经迅速上涨。
我们并不悲观，对越南人民亦无恶感。黎笋集团从出卖越南革命利益到出卖越南人民的鲜血只差一步。但他们的倒行逆施将促使越南人民睁开眼睛分清敌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