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30日参考消息 第3版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在世界的技术宝藏中,各自选择最适合它本身经济需要的新技术。良好的管理制度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假使没有良好的管理制度,而想去应用昂贵的新技术,那将是一种浪费
    美国戴波尔公司集团的创办人兼董事长约翰·戴波尔,是一个卓越的管理顾问和企业资本家,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庞大的投资及业务。记者最近曾访问戴波尔,据他说:良好的管理制度是“经济发展过程的绝对必要条件”。而种种成本高昂的新技术如用在没有良好管理制度的国家里,就是一种浪费。
    以下是本刊记者访问戴波尔时的谈话内容:
    问:在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二者之间,究竟哪一种的管理制度较为完善和具有较高的生产力?
    答:根据全世界企业活动的经验,以自己的资金作投资的个人——或以必须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基金作投资的私人机构——其运用资金的效率显然会较政府机关为高。所以一个准许企业盈利的社会,在经营成本上常会比一个从事相同业务而不盈利的社会低廉得多。
    例如,纽约市收集垃圾的成本,平均为每户每年二百零九美元;而近在咫尺的长岛,向同样家庭收集垃圾的成本则仅为每户每年七十三美元。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长岛的垃圾是由一家以盈利为宗旨的私人公司收集的,而纽约市的垃圾收集者则为一个不牟利的公共机构。前者的低廉成本还包括利润在内,因此私人公司对受到服务的民众来说,比公共机构有用得多,因为后者透过税收使他们增加数倍的负担。
    同样地,一般发展中国家如准许有竞销能力的私人企业制造纺织品,也许会发现其生产效率会比从事相同业务的国营公司为高。进行一种重要经济活动的成本,未必会因不赚利润而减低下来。
    问:你认为某些技术是不是特别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答:假使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向美国、日本及德国输入最高级、最复杂的技术,这将是一个大错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在世界的技术宝藏中,各自选择最适合它本身经济需要的技术。
    不过我们不应该假定,发展中国家一定不能吸收各种先进的技术。这是一种谬误的想法。在许多发展中的国家,现代厂房都能够有效地生产。有些技术且已普遍采用。
    问:假使一个国家企图改善其经济生活,它是否必须造成一种可以发展良好管理制度的环境?
    答:良好的管理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先进的技术是昂贵的,假使没有一个良好的管理制度,而想去应用这些新技术,那将是一种浪费。
    一个国家只要能够提供各种奖励有效管理制度的办法,那么它就有了良好的管理制度。最佳的奖励办法之一,便是准许资本去赚取利润。
    假使你能够采用一种符合一个组织本身使命和目标的奖励制度,则在公共投资领域里,也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制度。主要的问题在于怎样发展一种鼓励人员的办法,使他们能够获得较好的工作成绩,能够对公众提供较佳的服务。
    这是完全办得到的。良好的制度是决不会自动形成的。实际上,公共投资领域里的鼓励制度,对于组织本身所负使命来说,是很容易造成反生产性的。它甚至还会阻碍种种革新的活动和研究。例如政府部门及各大机构常常流行的“维持现状”这个毛病,就具有减低生产力的倾向。
    问: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政府部门也一样可以提高效率?
    答:假使政府领袖能够采用一种足以鼓舞公务员工作情绪的奖励办法,他们的工作效率也一样地可以提高。此外,当然还需要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例如,一个官员的薪给,通常是按照其所属部门的预算来调整的。假如以该部门的工作成果来衡量,则情形便可以大大改善。又如,大城市里的垃圾收集单位,其薪酬是应该按全市的清洁程度来调整的;但事实上,这种单位主管的薪酬却往往以其属下职员的人数多寡为标准。
    我认为,改革的重要关键在于设法使职员的薪给与其实际成就连系,而不是与通常的处事方法连系。
    同样问题当然也可能发生在私人机构里,不过,在这里,雇员的报酬便须以更高的工作效率、更好的服务精神或更优良的产品品质来衡量。
    问:良好的管理制度和企业设施是不是进步的经济特质?这些特质可以移植于发展中国家么?
    答:我认为这些特质是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培养起来的,而且事实上,我们已在发展中国家见到许多卓越的企业家在活动。附带提一提,我认为,一般跨国公司也许能够在一些国家里进一步鼓励当地企业阶级的诞生。
    在一些发展中的国家里,比较老练的领袖已开始研究,怎样可以向跨国公司争取最有利于其本国经济的种种贡献。
    如果跨国公司能和这些政治领袖直接接触,那就更好了,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怎样可以使本国的社会得到最大的利益。
    目前这些国家的政府正积极地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于那些最有利于争取外国资本、新技术以及良好管理制度的经济领域。不过,他们同时也鼓励这些新兴工业尽量依赖国内所能供给的材料,并确保其不至激起当地工资水平上升,以及不会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
    我的看法是,当发展中国家迈向以服务为本位的世界社会时,在历史上的现阶段它显然正在进入一个过渡时期。不过,我认为今日各发展中国家不会象那些先进国家一样,也要经过十八及十九两世纪中的工业化阶段。历史是决不会依样胡芦重演一遍的。
    新的一代会学习前驱者的经验。他们现在所经历的是一个新阶段,因为世界已经大大地改变;但是,有些旧教训是与他们目前的需要有关系的。(转载自香港《今日世界》)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七月二十四日一期在《潜望镜》一栏中刊登一则报道,题为《一听这种消息》,全文如下:
    伊梅尔达·马科斯从莫斯科访问归来时给华盛顿带来了一个有节制的威胁:她向朋友们说,第三世界开始相信苏联人所弹的美国这颗明星正在陨落的老调。这位菲律宾总统的夫人提到了苏联总理柯西金的讲话,他对她夸口说,俄国和它的盟国到八十年代初将控制公海、空间以及世界上大部分陆地。她还说,卡特的人权运动“只是成功地把美国的朋友们推入不结盟运动中去”。马科斯夫人说,在莫斯科参加最近举行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的外国代表团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虽然许多人仍然害怕苏联,但因它可能取胜,而谁也不想落入失败者的圈子里”。
    对华盛顿来说,显而易见的含义是:(苏联)已经施展了一点拉拢的手段。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七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记者广濑胜弘写的一篇报道,题为《到尖阁群岛进行爱国旅行去,亲眼确认我们的领土》,摘要如下:
    今年夏天,出现了组织旅行团前往尖阁群岛的旅行业者。据说,以“前往尖阁群岛边境去旅行”为题进行募集报名的人蜂拥而至。海上保安厅说:“虽不能说禁止登陆,但万一上了岛子,刺激了中国”,正是由于处于微妙的时期,感到头痛。对于证明日本领有权的这一爱国旅行,石原慎太郎也是拍手表示赞成的。
    前环境厅长官、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今年春天在周刊的专栏中提到尖阁群岛事件时写道:“国会结束以后,我想邀请年轻的伙伴,从(发现日本)的意义上乘船到尖阁群岛去进行游览旅行。高兴的话,今年整个夏天,打算在那里度过。”
    对于这次的旅行,他也寄来了一封“‘热情的信”说:“日本国民到尖阁群岛去旅行,用自己的亲眼来看清固有的领土,令人觉得它在捍卫国土和民族的自主性方面是有益的体验。”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七月二十七日刊
    刊登另一则消息说:
    前往尖阁群岛去旅行的活动是由冲绳县那霸市的琉商旅行开发会社(社长阻场典盛)组织的。
    旅行是由那霸乘六千吨级的大型旅游船出发,次日驶近“钓鱼岛”,并在附近海域组织钓鱼活动等。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二十八日刊登该报记者唐
    ·奥伯多弗的文章,题为《越南一反常态,力求同美国建立关系》,摘要如下:
    越南正在改变它以往的立场而告诉美国说,它准备建立正式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而不坚持美国事先同意提供援助来重建那个遭到战争蹂躏的国家。
    卡特政府小心谨慎地欢迎越南想同美国建立各种关系的日益迫切的心情——这种心情表现于河内外交家的公开和私下的言论中,表现于本月早些时候在檀香山同美国官方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以及向美国国会和企业界团体发出邀请这种举动上。
    从一些制订政策的官员看来,白宫现在最不愿意采取的行动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再采取引起争论的行动,例如同河内互派大使。
    官员们也犹豫地不愿意在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之前就同越南建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它这个以前的盟国和南部邻国发生了冲突。
    尽管越南要求“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进行会谈,国务院不打算早日恢复外交会谈即使河内实际上已同意美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立场。
    看来是为了想要把同越南建立关系的问题推迟一下,国务院负责印度支那事务科科长弗雷德里克·布朗和越南外交部的两名高级官员最近在檀香山进行的讨论便被这里说成是“非正式的交谈”,而且国务院继续说,并没有正式地和直接地告诉它,河内已放弃它以前关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
    据说越南在经济方面受到了严重挫折,这是因为粮食欠收,熟练的和有事业心的华人少数民族被迫离境以及同柬埔寨继续交战所造成的消耗。
    据信,这些因素以及同中国越来越对峙的状况,是河内明确地和出人意料地努力设法同它以前的敌人美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原因。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八日电】尽管有人公开地和私下表明越南急于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昨天说,两国之间没有举行谈判的计划。
    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司新闻发布官约翰·坎农具体否认了一则公开消息。这则消息说,美国和越南外交官将于下月会晤,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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