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评论》季刊今年第一期发表日本佛教大学副教授吉田富夫的评论文章，题目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文学界》，原文共分五节，今将第二、三、四节摘要转载如下（每节前的标题是本刊编者加的）：有些新作品连现实主义也抛之脑后
这一年，在文学领域来讲，可以说是诗的丰收年。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严阵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以及其它许多好的长诗相继问世。这些诗篇里使用的，是经过诗人反复推敲的精练语句，衬托着革命斗争和生活实践的雄厚基础。而这种诗篇也只有这一代“复出”的诗人才能写出，以贺敬之的《八一之歌》为例，他从小在解放区里被人叫做“小鬼”，扛着比他身材还高的长枪逐渐成长，在这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写出的《八一之歌》，解放后成长的年轻一代，是望尘莫及的。
在这个意义上，“内省的观点”也许可以说是在文革中一度被迫沉默的“复出”的文学家才享有的特权。因为这些文学家，虽然每人的经历不同，但多多少少都有过跟贺敬之相似的那种与中国革命的“青春”息息相关的自己的“青春”。即：他们的“内省”时常可以回到这一“基点”上，而对年轻一代则无法要求他们具有这种“基点”。
我在前边提到的“内省的观点”，换句话，也可以说是“负现实主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柳青的《创业史》、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杨益言的《红岩》等重见天日的长篇小说，风格虽不尽相同，不正是由于在具体情节上采取了“负现实主义”的态度，才保证了作品的现实感吗？“负现实主义”这一词可能还很不成熟，我指的是：作家注意观察世界和人物非主流的一面。
譬如，在土地革命中，贫农对地主极端仇恨，要求为自己报仇，就这一点来说，这是一种狭隘的农民思想。但正是这样一个农民，后来提高了阶级觉悟，当他中了地主的子弹在牺牲前说出“要保卫我们的江山！”的时候，《暴风骤雨》的主题才有了现实感。如果不描述女主角林道静的挫折和动摇，《青春之歌》便不可能刻划出解放前年轻知识分子的生动形象。作家的这样一种观察，正是文革以来的中国文学所失去的东西。现在，我重新认识到了这一点。
让我们把《青春之歌》同郭先红的《征途》（１９７３年６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比较一下吧。它们都以知识青年为主角，但是对人物刻划的深度却相差甚远，无法相比。
重新读了一遍《青春之歌》以后，我感到郭先红他们对世界和人物的观察，只看到了正面，而没有看到思想深处，连斜看一眼都很少。
当然，这与题材也有关。前者以解放前的复杂而曲折的历史为舞台，后者则是描述解放后，而且是六十年代后期的插队知识青年，登场人物的营养状态、气质、表情自然会不一样。问题在于如果郭先红他们也象《青春之歌》的作者那样注意观察世界和人物的“真”的一面的话，那些插队知识青年的形象就不会是索然无味和单调的所谓“模范优等生”，而会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了。
我并不是想在这里评论这个好或那个不好。关键是要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
一方面，以解放后的社会作为生活实践的主要基础的年轻作家来说，要把“复出”的老一代作家在受压迫、受挫折等“负”的基础上所体验的“负现实主义”全部继承过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年轻一代只能按照自己的办法去寻求“基点”，掌握他们具有自己的内容的“负现实主义”。
反过来说，“复出”的作家们也存在同样的困难。他们原以为过去受剥削、受压迫的环境下形成的有血有肉的“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解放后的社会中仍旧有效，而就在这个时候，却遇到了文革的考验。他们所熟悉的那个方法，对描写解放前的社会，尚属有效，但是面对解放后的现实，特别是面对正在进行中的当前的现实时，“负现实主义”本身，与现实之间就会产生矛盾，因而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内容。
“负现实主义”的恢复，一般说来，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恢复。在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是十个起码的条件，没有它，就无法构成作品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的中国文学界需要重新回到这一起点。作家孙犁就是这么说的：
“作家没有真正的生活实践，硬行编造故事，这并不是当前罕见的现象。从概念出发，强拉硬扯，编造故事，互相‘观摩’，互相‘促进’，神乎其神，而侈言‘高于生活’，这就是当前有些作品千篇一律、凌乱冗长的重要原因。”（《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八期：《关于短篇小说》）
这里所说的“观摩”、“促进”、“高于生活”等词，都是“四人帮”帮调中常见的字眼。孙犁口气之所以刻薄，可能是对“四人帮”的余忿未平之故。总之，这是对一部分作者的谴责。他接着说：有的作者对古今中外有定评的作品也不很好看一看就开始写作，那是不行的。
经他这么一说，简直就象是有一技之长的权威在教训站在他面前垂手恭听的初学写作的作者似的。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自己能力不大，可看到有些人好摆弄权威，就爱跟他顶撞，因此，读后难免有些忿忿不平。可是细想起来，孙犁准是对文学界的现状感到莫大的焦虑，他认为一些人连现实主义也抛之脑后，按照“四人帮”的“三突出”，不顾现实，凭空胡说。有这种看法的人，则不仅是孙犁一人而已。矛盾的现实是永远无法回避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文学界所确认的总的方向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个口号的恢复，意味着什么呢？老一代文艺评论家唐弢写道：“不承认毒草的存在是徒劳的，不允许百花齐放更为有害。”“是和非，真理和谬误是客观的存在，允许齐放和争鸣就会有比较。比较是锻炼群众的鉴别能力，提高群众的欣赏水平。”（《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五期）。他说得很明确，其实这都是照搬了毛泽东曾经讲过的话。毛泽东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不仅是文学界，现代中国的整个文化领域的各项工作都回到了毛泽东的这一“基点”。它把谬误、丑恶、恶事、恶人等“毒草”以及“敌对的东西”看成是理所当然客观存在的东西。要进行处在对立的统一的矛盾中的现实革命，将无法回避这个永不改变的“基点”。
可以这样讲：文革以后的文学界，形而上学地一心想扶植“香花”的结果，反而跟有矛盾的现实越离越远，以致钻进那挤满了呆若木鸡的唯心主义“英雄”们的死胡同里。我已意识到当时“四人帮”以文化界为据点正在策划篡党夺权，但是我还是要这么说。
今天把揭批“四人帮”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跟文学界自文革以来的种种现象联系起来看，便会使人感到“四人帮”的力量极为强大。而除了郭小川等一部分老作家之外，文学界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尖锐揭发“四人帮”的作品，说明了文学创作的主体内容是有问题的。忽视了这一点，把一切都归罪于“四人帮”，能汲取什么教训呢？
技巧的好坏，不一定起决定性作用。文革以后，在七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不少有才能的业余作家，他们的作品确实表现得朴素而真挚，很接近现实，看来他们确是想尽力反映现实的。为什么他们统统倒向“四人帮”，热中于创作现实所不存在的“英雄”呢？应当说，起决定作用的是创作主体思想的主观性，没有掌握住对立统一的现实。今天正在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现实主义”，其意义即在于克服这方面的主观性。
七十年代出现的大批业余作家，其中大半可能是经历了文革风暴的知识青年或类似的人。他们对“革命”的幻想，自文革以后好象无限地展现开来。如果他们的“革命”幻想，由于本身的主观性，而在“四人帮”事件上碰墙，并且遭到破灭的话，他们有可能通过由此体验而产生的“内省”去探讨他们自己的“现实主义”，特别是“负现实主义”。（上）
法新社说「台北同北京举行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
【美联社台北七月十七日电】国民党中国今天重申其立场：决不同北京谈判，也不同北京接触来谋求在解决两个敌对政府之间的冲突方面可能进行的和解和合作。
国民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金树基告诉本记者说：「我们在过去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与合作方面，有着惨痛的经历，因此，我们决不同他们举行会谈，也决不同他们接触。」
他强调说：「这一直是我国政府的既定政策。」
这是台北对美国国会议员沃尔夫在上周从北京到达香港时所发表的讲话的第一次官方反应。
沃尔夫当时说，美国国会代表团被告知，大陆中国不排除同台北政府进行会谈以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
【法新社台北七月十七日电】（记者：卡利克斯·朱）此间外交观察家断言，尽管美国国会议员沃尔夫最近得到的印象是中国采取了「新的现实主义态度」，但是，台北同北京举行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
众议院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沃尔夫说，他和他的国会代表团发现「中国人开始强调」在当前现实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
这里的外交观察家称赞美国国会代表团的这一发现，说这是「一个吉兆」。
中国原先没有排除最终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使中国大陆和台湾重新统一的可能性。
蒋经国总统今年五月就职时重申，政府的政策是「继续留在民主阵营里」，决不同中国共产党谈判。他坚持说只有一个「中国问题」，而不存在什么「台湾问题」，言下之意是说必须先废除现存的共产党制度，然后才有可能就统一问题举行谈判。
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将军今年三月在这里发行的一本分析「中共和谈策略」的小册子中说，中共近几年发动和平攻势的目的是想孤立台湾，搞垮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以及使美国同台北断交而同北京建交。
此间政治分析家指出，国民党政府已经着手在台湾展开探寻一种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即建立中产阶级的工作。
这些分析家指出，由于奉行了这种政策，一九七七年台湾的中国人的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一千一百七十三美元。
分析家还补充说：「你可以自己判断这两个政权是否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