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7日参考消息 第2版

    【本刊讯】英国《东方时代》周刊六月八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与西方的安全》,摘要如下:
    英国国防参谋长、皇家空军元帅卡梅伦爵士最近访问北京时说,英国和中国由于面对着“共同敌人”应当交流它们的坦克战经验。这话引起了一种轰动。但是,难道西方与中国间的军事合作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想法吗?
    在西方的军人中,经常开玩笑地把中国称为“北约组织的第十五个伙伴”,因为它牵制着苏联三分之一的部队(约四十五个师),不然这些部队就可能被部署在欧洲。北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黑格将军最近对一些军事专家说,中国对西方安全的实际贡献使联盟得到了“额外的灵活性”。他又说:“如果这种局面发生变化,我们的安全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强烈反应:卡梅伦爵士的讲话引起了《真理报》的强烈反驳,但是他公开说的话也就是许多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私下所认为的事情:进行某种军事合作
    ——或许甚至是西方向中国出售常规军事装备——的时机已经成熟。
    黑格将军不愿卷入这种“政治性”问题,他俏皮他说,如果他发表评论的话,他就会“毁掉很有前途的一生”。但他在最近会见记者时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世界事务中对(共产党国家)施加了一种混乱的、不那么连贯、不那么可靠或恰当的影响。我们使它们没有其它办法,只好不顾我们的利害关系和利益来决定它们自己的未来。”
    黑格对北京领导人的思想有某些了解。他是当时的总统尼克松亲自挑选来协调尼克松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之行的准备工作的。当时他是基辛格的副手。现在回到军界,他将只从军人观点来发表看法。
    感到失望:卡特总统暂停生产中子弹的决定使黑格深为失望。一些消息说,他对这个问题如此强烈的看法,以致他甚至可能辞职。
    他说:“中子弹对使我们的战区核力量现代化是一个贡献,但由于它特有的近距离防御性特点,它在协作方面提供了一种对付集中的军备——这恰好是苏联的强点——的特别有效的武器。”
    黑格主要担心的是苏联在欧洲战区的军队、坦克和飞机数量上所占有的越来越大的优势。他最近对一些欧洲防务专家说:“他们的地面部队以二比一、空军以二比一、坦克以四比一超过我们。”
    最起码的:虽然西方的军事政策不是要在数量方面与华约组织相等,但黑格说:“出于明显的战略逻辑,我们必须提高我们的常规作战能力。”他认为北约组织伙伴所保证的使军费实际增长百分之三是“最起码的谨慎态度”。
    并不是说黑格予见到华约组织部队短期内就要越过西欧边界进行传统的入侵,而是他看到“(北约组织的)侧翼及其周围地区会继续出现模胡不清的、相矛盾的局面。这种局面是第三世界的动力的一种产物,而苏联今天显然在加速利用这种动力,特别是在非洲”。
    黑格在谈到非洲之角时说:“有这样一种论点:苏联有权通过资金和秘密活动来取得对合法的解放运动的控制,然后通过扩大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来直接进行干涉或通过代理人进行干涉,以取得符合苏联利益的结果。西方要是接受这种论点,那么我认为我们西方就是接受了一种对我们最为危险的准则。”


    【合众国际社洛杉矶六月二日电】北约组织总司令黑格将军今天说,联盟必须以符合“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方式对付苏联在非洲大陆的所作所为。
    黑格在洛杉矶是要向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他说,苏联帝国主义正在同非洲“勾搭”。
    黑格说:“很明显的,我们不能对这种活动的影响熟视无睹,因为这些活动是违反人们公认的国际法惯例的。”
    黑格说,恢复同土耳其和希腊的关系也许是北约组织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他说,正在进行会谈以便把这两个国家拉回联盟中来。
    他说:“现在我们不妨看看地图,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能力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象是联盟的东南翼上的支柱。特别是土耳其。”
    黑格说,他赞成完全取消美国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
    【美联社俄克拉何马城六月四日电】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司令黑格将军昨天说,西方联盟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到八十年代初期可能会低到“危险”的程度。黑格到这里来是要在一次午餐会议上讲话的,他说,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常规力量并不满意”,而且对联盟的“核力量”也越来越感到担心。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黑格说,他在欧洲已经呆了四年,他注意到这个联盟和共产党集团国家的核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
    他说,“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过去十五年里每年大约增长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由于增加使用了SS—20多弹头核火箭,共产党国家的部队一直在改变核力量对比的面貌。”


    【路透社波恩五月三十日电】西德的一个典型城市游击队员可能是一个退学的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很可能是一个女学生,而不是一个男学生。她出身于一个城市大家庭,其父亲的收入比平均收入要高些。这些情况都是从内政部在这里作出的“如何成为一个恐怖主义者”的调查报告中得到的。
    今天发表的初步报告说,在西德四十名通缉的游击队嫌疑犯中,百分之六十是妇女,其中百分之七十的人是来自中层或上层阶级的。
    目击者对警察说,在上周末把迈尔从西柏林越狱劫出来的六名武装游击队员中,有五名是妇女。
    最近在南斯拉夫被捕的四名游击队员中,两名也是妇女,波恩现在正要求引渡她们。这四个人以前都是学生,他们的家庭基本上持保守观点。


    【合众国际社斯德哥尔摩六月二日电】今天在一次诺贝尔讨论会上,与会者要求瑞典政府把一个石器时代的“北京人”的牙齿归还中国。
    这些牙齿是一九二七年在中国的山洞中发现的。据信该山洞是十万多年之前的所谓北京人居住的地方。瑞典科学家比尔耶尔·布林是这些牙齿的发现者之一,他把这些牙齿送到了乌普萨拉大学的古生物博物馆。
    布林和十五名国际(石器时代)古生物专家正在举行一次历时一周的会议,讨论早期人类问题。他们要求瑞典政府和乌普萨拉大学把这些牙齿归还中国。


    一九七四年八月八日星期日是我最后一天全天当美国总统。十一点钟,斯蒂芬·布尔进来说,“总统先生,副总统来了。”福特进门时我抬起头来看他。一时之间,室内鸦雀无声。
    我们谈了他会遭遇的问题。我强调维持军事力量的必要,我们在中东主动觅取和平的努力也要继续下去,不能放松。最重要的是,我说,我们一定不能让莫斯科和北京的领导人,利用我辞职这个创痛事件,在越南和世界其他地方对美国进行试探。福特问我对他有没有任何特殊的忠告或建议。我说以我看来,他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人是亨利·基辛格。
    那天晚上九点十二分,对着我办公桌那架摄影机上的红灯亮了起来,我对美国和全世界说话的时刻到了。我开头时说,没有打完仗就下战场,对我而言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如果我决定继续打下去,国会对我既然缺乏支持,那就会使国家大事发生瘫痪。
    跟着就到了我有生以来最难出口的一句话。我直盯着摄影机说道:“因之,我将辞去总统职位,明天中午生效。”……
    我一惊而醒。我不知道时间。我的表指着早晨四点。我决定弄点东西吃。
    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白宫一个名叫蒋尼的侍者也在厨房里。我说,“蒋尼,这么早你在这里干吗?”
    “不早了,总统先生,”他回答,“就要六点了。”我又看看我的表。它在四点上停了。
    我叫了我最喜爱吃的早餐,腌牛肉末炒土豆泥,煎鸡蛋。
    有人敲门,黑格走了进来。他几乎迟迟疑疑地说:“这是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总统先生,我猜想你宁愿现在把它做了算了,”
    他拿出一张纸来,放在我的桌子上。上面只有一句话,我看过以后在上面签了字。
    “我谨此辞去美国总统职位。”
    几个小时以后,这张文件就要送交出去。交送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三十五分钟,是我身在总统职位上的第两千零二十七天。
    转眼我和家人会面的时间到了。
    九点半刚过,我们走到电梯那里。坐电梯下去的时候,史提夫对我们讲述了东厅的安排,告诉家里的每一个人在我讲演时,应该站在讲台上我身后什么地方。
    我们在门前站了一会,鼓起勇气,应付那个痛苦局面。内人贝蒂决定不戴黑眼镜,爱迪说应该不戴,因为在这种时候流眼泪无须感到羞耻。我向史提夫点点头,大门打开了。
    厅内的情绪十分强烈,许多人泪流满面。我知道如果我继续向四围环顾,势将以压抑自己的情绪。所以我只盯着摄影机上的红灯。
    后来仪式结束了。我们从讲台上下来。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人们在拍手,在哭泣。
    我们从天篷底下走出去,踏着长长的红地毯,走到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的阶梯那里。我高举双臂,最后一次致意。我笑了笑,挥手告别。我进入直升机,机门关上,红地毯卷了起来。开了引擎,桨叶开始旋转。声音越来越大,几乎把所有思想全部都赶走了。
    霎时间我们上升。跟着又转了回来。
    旋转了一周以后,我们向安德鲁空军机场飞去,“空军一号”等在那里送我们前往加州。第三章越南
    (原编者按:结束越战,乃尼克松政权三大目标之一。惟和平殊非易得。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曾与北越密谈历三年之久,其与河内代表在巴黎进行之正式谈判,亦屡告中断。迨至一九七二年底,协议似已在望,奈南越总统从中阻梗,以致北越责美失信。)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北越首席代表黎德寿在巴黎谈判中明言他无意达成协议。他定次日返河内覆命。于是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提议休会,在圣诞节之前不再会谈。
    基辛格和我一致认定北越代表不信不实,以讥诮他人为能事。他甚至认为黎德寿在谈判期间时时昏倒,是一种奸计,目的在博取他人对他的同情,藉而讨到谈判的便宜。基辛格紧握双拳,咬牙切齿地说:“这批东西全是庸俗卑鄙的狗屎。到了要以负责与庄重的方式进行谈判的时候,他们就替苏联涂脂抹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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