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把车开到天主教大学，我步入礼堂时，每一个人都站起身来拍手，一时欢声雷动。过了半小时当我回答问题时，舍伍德走上前来对我耳语：“我们赶快走罢，圣马科斯那批人就要来了。”
我们走得正是时候，可是等我们走到旅馆附近，我们一看就知道，一大批圣马科斯的暴徒已经先我们到达旅馆了。
我要走进旅馆大门时，一个示威分子走上前来把我挡住。我以为他要和我讲话或是对我吆喝，谁知他在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液。
那天其余时间，不论我走到那里，利马市民都象对英雄那样向我欢呼。在圣马科斯发生的事情，使爱国的秘鲁人吃了一惊，心中感到惭愧，他们向我欢呼是想抹掉那段学生对我嘲弄的记忆。
我对记者说，圣马科斯发生的事情，说明只要有大约二百名训练有素的扇动分子，就能引导着两千名学生示威，使整个秘鲁蒙受羞辱。
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我们收到华盛顿警卫队长拍来的看了使人不安的电报，“中央情报局通知华盛顿警卫队，谣传有人躲在委内瑞拉要暗杀副总统”。可是委内瑞拉官员说一切均在控制之中。
五月十三日晨，我们在加拉加斯近郊机场降落。我挽着贝蒂的臂膀踏着红地毯向机场大厅走去，走到机场大厅门口，乐队突然奏起委内瑞拉国歌。我们赶快止步肃立。
一刹那，我觉得天在下雨，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头顶上面的观望台上的群众，正向我们吐口水。口水落到我们脸上和头发上。我看见贝蒂鲜红的衣裳给烟草的棕色污渍弄得一塌胡涂。
我们穿过大厅走出大门，示威群众把我们围了起来。当舍伍德和别的警卫为我们向汽车开路的时候，他们继续用东西投掷我们。障碍物那边有个小女孩，刚刚向贝蒂吐了一口唾液，贝蒂弯着身子去就她，少女横眉怒目，满脸仇恨。贝蒂把手放在女孩肩上，向她笑着。就好象少女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她转过头去嘤嘤啜泣起来。
外交部长觉得难以为情，想向我们解释刚才发生的事情。
“委内瑞拉人民遭受压迫的时间太久了，现在有了自由，他们表现得也许有点过分，”他说，“新政府上任未久，我们不想做被他们认为是压制自由的事情”。
“假如你们的新政府没有胆量和见识去控制象刚才在飞机场上的流氓，不久之后，什么人在委内瑞拉都不会享有自由。”我说。
我们进入加拉加斯城时，迎面吹来了一阵石雨，暴徒从横街小巷窜了出来。司机加大油门，我们闯了过去。
离开国民大会堂还有四个街口，一个汽车长蛇阵从行人道一直排到街心安全岛。我们把车停了下来，一时之间好象一切活动都已停止。跟着舍伍德说：“他们来了。”
好几百人突然从大街小巷冲出，向着我们汽车跑来。我们的委内瑞拉机器脚踏车护卫队不知到那里去了。我们仅有的护卫只剩下经过补充的十二个勇敢的警卫员，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把暴徒挡住。
我们发现我们完全孤立无援，第一块石头打到汽车玻璃上，小小的碎片洒了我们一身。一块碎片打到外交部长眼上，血流如注。他想把血止住，翻来覆去呻吟着说：“这真可怕，这真可怕。”
我看见一个暴徒手里拿着一段铁管，向汽车走来。他砸汽车窗子的时候，眼瞎直瞪着我。舍伍德和我的脸上也碰到一些玻璃碎片。猛然间我们的汽车动了起来，我的心里一阵宽慰，我们总算可以突围了。随后我才知道原来是那批暴徒在前后摇晃我们的车子，摇得越来越慢，越来越高。我突然记起这是暴徒们惯用的一种方法，把车翻过去，然后纵火焚烧。
我那时相信，车里的人都觉察到我们很有可能给他们杀害。我首先想到贝蒂。从后窗望过去，看见暴徒正专心致志搞我们这部车子，并没有理会她那部汽车，心才放了下来。
忽然间舍伍德拔出他的手枪，说道：“让我们把这些狗娘养的干掉几个。”我叫他不要放枪。枪声一响，群众就要发狂，我们大家都要完旦了。最后，我们前面记者们乘坐的那部卡车，居然从拥挤的人群里开了出去，越过街心安全岛，挤进从对面开来的汽车行列。象一个挡路人引导人往回跑一样，这部卡车给我们打开了一条出路。我们的司机加大油门，开过卡车，加速行驶。我看见贝蒂的汽车紧跟在我们后面，大感快慰。第二天早晨，军政府人员执意请我参加他们专诚为我准备的午宴。
从他们到达大使馆接我去参加午宴时开始，我知道我的恐惧完全是多余的了。那就好象他们不是请我去参加午宴，而是向暴徒宣战。院子里到处都是坦克车、吉普车和装甲车。我们坐在汽车里，两边有十二卡车士兵簇拥着我们前进，保安措施甚至及于食物，他们还换了一个包办筵席的人，害怕原先那个在食物里做手脚。
吃完午饭，他们送我们上汽车。我和临时总统合坐的那部汽车，是个流动军火库。车上堆了许多轻机关枪、左轮手枪、步枪、催泪弹霰弹筒和子弹夹，几乎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街上那几个平民都用手绢捂着鼻子走路。起初我还以为那是一种抗议姿态，后来我看见警察戴着防毒面具，才明白整个地区事先都施放过催泪弹。（二十二）
“不对吗？”
“不！我们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美国记者基本上同意了对方的话。他说，他确实听过许多南斯拉夫人猛烈抨击僵化的官僚主义。
我是把这篇文章当作了解南斯拉夫现状的资料来读的。现在，已来到那位女讲师批评美国记者的地方，我能否体验到南斯拉夫人的政治生活呢？
由于言语难通，由于时间短促，我们没办法深入民间。但是，在参观工厂的时候，根据主方介绍，我们知道南斯拉夫每个企业单位的工人委员会成员和单位的头头，任期只有三年（连选得连任）。同时，单位的帐目完全公开，职工们对资金的开支调动以及其它问题，都可以提意见，提批评。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计划，基本上是纳入国家计划之内，但是，无论是联邦政府或共和国政府，不能在自治企业的头上指手划脚或随便发号施令。有些行政命令到了自治企业，只是作为参考、具体做法还是由工人委员会决定的。
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便是党政分工。南共只管路线、方针、政治思想上的问题，行政工作则由工人自治单位的行政领导去抓。据说，被选出的领导，多为南共党员。官民关系偶然一见
那位访问过南斯拉夫的美国记者说他听过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但是我们却没有碰上这样的机会。也许由于语言文字都不通，把可能有的机会错过了。我们碰到的机会却只能说明，南斯拉夫的干部作风不错。
一次，在马其顿一家酒店的宴会厅中，客气地宴请我们的宴会主人、马其顿共和国总理在用完主芽之后，和其他官员一起跳起简单的马其顿的民族舞。气氛显得非常活跃。在宴会厅中另一角吃餐的普通居民，也高兴地手舞足蹈，有些同总理不相识的人也拉着总理的手，跳起舞来。这情况可否说明，官民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
一次，在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首府诺维萨德，一位陪同我们参观百货公司的中级干部，他在买烟时，有礼貌地排在轮购的群众后面，没有因为地位较高、身份也有点特殊的关系而要求售货员给予优先的待遇。
还有一件小事更加感人。一次，我们游罢而归，乘专用汽车直驶酒店。途中，记起女接待员家离酒店颇远，便请司机先送她一程。但女接待员坚决下车，步行回家。事后才知道，女接待员拒绝以车相送，是守纪律的表现。原来南斯拉夫的机构、单位都有规定，任何人用汽车，须得主管签证，司机凭证开车。
大概是由于南斯拉夫人民的民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过得不错，部分居留在欧洲各地的南斯拉夫侨民逐渐回到他们的故乡。自由进出国门的南斯拉夫人，在人数上是进多于出的。所见所闻小结
在南斯拉夫的半个月，走马看花，看的确不算少，甚至引起思想上的消化不良症。到了最后告别贝尔格莱德的前夕，我又一次躺在酒店的软床上左恩右想，算是给此行所见所闻作个小结。
——南斯拉夫的经济有两大成分，一是集体经济，一是私营经济。目前的情况是集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如果今后集体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就是意味着南斯拉夫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
从目前农工联合企业在同私农经济的自由竞赛中占尽优势的情况看，这个趋势似乎是必然的。
——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是采取渐进方式的。突出的表现是私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却不是缓慢，而是迅速。从实际效果去检验动机，似乎可以说，南斯拉夫采取的社会主义化的方针是不错的。十月革命前，列宁曾有过革命胜利就是完成社会主义的不大精确的想法。十月革命后，列宁对社会主义化重新作了估计，就是不能一步登天。
——到达社会主义这一目标，是不是只有一个途径可以遵循的呢？南斯拉夫的今天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条条大路通罗马。要检验何者为真社会主义，何者为假社会主义，唯一的标准是实践。如果离开这一标准，仅仅从经典著作中去找寻答案，这是决心把理论看作僵化的教条，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鉴于南斯拉夫人民生活美好多姿，而且享受着显著的民主自由，就怀疑那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表现，这种怀疑是没有确实根据的。列宁说过：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远远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这应该是金科玉律。斯大林也有一句名言：“社会主义不是贫困。”这句话是对当年出现在苏联社会的一种唯贫是“社”（社会主义）的思潮的批评。
——当然，南斯拉夫还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主义国家。看来由于人类世界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最初完全缺乏，后来也非常不足，因而要求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帆风顺、不走弯路，是不切实际的。三十年代初期的苏联，不是有过把过早地发展起来的公社改为劳动组合，并重新允许社员私有家禽、小家畜、奶牛等等的情况么？
四月七日下午，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机场又登上“南航”客机，首途回港。从机仓的窗口外望，贝尔格莱德及其旁边的新贝尔格莱德在太阳的斜晖中格外好看。这时候猛想起，我带着一篮子问题来，现在却带着一篮子收获回去。（这收获，就是非常难得的见识，就是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面貌和模式的印象。）我不由得从心底里轻轻地说：“赫瓦拉（谢谢），南斯拉夫的亲爱的朋友们！”（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