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每日快报》六月八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现实主义的开始》，全文如下：
美国的对外政策可以分作三部分：安德鲁
·扬，他大概认为加拿大的防务是“挑衅性的”；万斯，他主张稍微坚定一点的软弱立场；布热津斯基，他考虑并且关心美国及其盟国的防务和生存。
卡特总统在安纳波利斯的讲话似乎是由这三个人写成的。在他的讲话中，除了通常含胡不清的夸夸之谈中，也有一些尖锐泼辣的东西。
卡特先生谈到苏联的军备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他还谈到苏联“企图输出极权主义的镇压性的政体”。
但是，这种受人欢迎的现实主义被一无所获的道德说教所抵销了。
仅仅说苏联人及其意识形态变得不得人心了，这种说法是自我陶醉和天真的。
苏联人懂得（而大多数西方人则不懂）：所谓世界政治就是关于冲突的政治，时而“热”冲突，时而“冷”冲突，时而又盛装打扮成“缓和”；只有那些对冲突作好准备的人才会获胜。
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人们可以用刺刀获得宝坐，但不能靠刺刀维持宝坐。而苏联或者它的代理人则正在整个非洲建立这样的宝坐。当捷克或波兰被占领时，捷克人或波兰人会告诉你：苏联总督的宝坐的底部是铁的。
苏联人拿下了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他们将拿下扎伊尔十分富饶的沙巴省。
人们严重地担心，他们将是罗得西亚的继承者。
而这些远征活动是出自一个人所共知的谨慎的、往往高估对手意志的国家。
很晚了，的确是非常晚了，卡特先生才不得不向苏联表明，美国的犯罪的无所作为即将成为过去，我们大家受到的威胁被全面理解了。
那怕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也会比一千个半死不活的演说向苏联人传达更多的东西。布热津斯基表达了美国的力量、勇气和信心。他应当成为国务卿。人们应当深深理解和尊重这个信息。
【美联社海牙六月九日电】中国外长黄华今天说，苏联在非洲和中东的行动旨在“包抄”西欧国家。
正式访问荷兰的这位中国领导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西欧国家只有加强自己的团结，才能顶住苏联的侵略。
黄华说：“苏联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打起缓和与经济合作的旗帜。”他说，“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麻痹欧洲”，使它们产生太平感。
他说：“苏联在中东和非洲的侵略行动，旨在推行其战略部署和谋求控制战略原料。他们企图包抄西欧。”
黄华外长没有排除中国向扎伊尔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黄华于昨天来荷兰以前访问了扎伊尔。他说：“在我们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的范围内，什么援助都是可以讨论的。”黄向扎伊尔保证支持蒙博托政府。
黄华说，他赞成在西方的主持下建立一支泛非和平部队来帮助蒙博托把叛军赶出扎伊尔南方省份沙巴。
黄将于明日启程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他说，他的政府对中越关系的恶化感到“极为遗憾”。
他说，大约十万华侨被赶出越南一事是同中国拒绝支持越南在一个印支联邦中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这一野心有关系的。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六月八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是合作的终点吗？》，摘要如下：
至今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从卡特政府开始执政以来，苏联人的行动特别明显地不顾及美国人。卡特在安纳波利斯的讲话也不是完全没有失望情绪的，他十六个月来想对其对手阐明一种和平计划，而且不得不一再看到，他遇到了聋子，遇到了扩军备战的钢铁和行动灵活的古巴人的足迹。
在他的讲话中关于遵守缓和规则的呼吁因此也带有与此相应的口气。
是最后的尝试吗？看来卡特予感到，目前的时代以及苏联的行为正走向一次新的冷战般的对峙。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七日电】题：北京反对裁军
《苏维埃俄罗斯报》今天写道，“中国统治集团企图抵制裁军、激化国际紧张局势和挑动军事冒险的做法是同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夙愿与希望背道而驰的。”该报指出，中国领导人对任何国际冲突都想使它尖锐化，以便利用这种冲突为其霸权主义的战略服务。他们尤其想要使苏美发生冲突。为此，他们向美国做出重大的让步：实际上同意存在“两个中国”，鼓励美在西欧、东亚和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存在，支持侵略性的军事联盟，赞成帝国主义干涉其他国家事务。
《苏维埃俄罗斯报》指出，北京向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人民挑战，继续示威性地进行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试验，而这种试验会造成对大气层的放射性污染。该报接着写道，中国不愿承担会束缚它实现军国主义化、扩充军备广泛活动的手脚的任何义务。它至今不仅不签署任何一个真正导致裁军的国际协定，而且还不择手段地破坏这方面的一切创议。
《苏维埃俄罗斯报》提醒注意，北京企图干扰联大裁军特别会议的召开。但当它没有得逞时，它决定还是派代表出席会议，他们显然是抱着不光采的目的来到纽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在会上扮演了鼓吹战争的狂人的角色，他断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捍卫和平，特别是通过裁军来捍卫和平是不可能的。
“美国可以退出日本的水域，可是别人还要在那里钓鱼。如果让日本赤裸裸的没有防卫力量，他们不是转过身去请求别人帮忙，就须建立防卫力量。如果我们和日本没有防卫条约，我们对他们就没有影响力。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我说，“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就跟放空炮一样。那就没有什么力量，因为你在几千英里以外，远得听都听不见了。”……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陪我们去看京戏。我知道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坚决反对我访问中国。
毛周二人和我所遇到的别的男人所具有的那种幽默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妇女，要比男人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也比男人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嚣张放肆得让人讨厌。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自负或傲慢。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周恩来不断提到他们要发现和改正他们的缺点。我不禁想到赫鲁晓夫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言辞，中国的态度要好得多。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我们和周恩来一起坐着他的飞机到杭州去。到了那个时候，他和我彼此交谈已经十分随便。
日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泽东久别三十二年之后重返老家时所填的一首词。那时他又回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教师。我把它联系到一般的不幸，指出在选举中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反过来说，在选举中失败，则可以培养力量，砥砺品格，准备将来战斗。我对周恩来说，我在失败中得到的益处比从胜利中得到的还多，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在人生中再打一次胜仗，不要失败。
我还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他在野若干年，是他的性格得到培养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之后，认为终其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我们开始讨论中东局势，周恩来开玩笑说：“就是基辛格博士也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怕人对他发生怀疑。”
我说：“关于中东问题我所关心的，要比以色列大得多，基辛格也有这种关心，因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首先是个美国人。我们相信苏联要向这个地区伸手。我们一定要加以遏阻。举个例子，这就是我们所以要在约旦危机中采取坚定的立场，警告苏联如果他在那个地区再前进一步，我们认为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利益。”
访问结束时，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后来以上海公报知名于世。
按照基辛格拟定的办法，这个公报给外交文件开了一个先例，把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歧见坦白说明，而不是加以掩饰。因此这份公报，就外交文件而论，写得十分生动。
也许上海公报中最重要的一段，是双方规定，任何一方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区域建立霸权，双方亦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此项霸权”。
因为双方同意了这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两国都等于给自己加了限制。不过更加重要的是，尤其是从中国方面着眼，这个规定微妙地但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两国均反对苏联或任何大国试图控制亚洲的作法。
这次访问使我念念不忘的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我和毛泽东会谈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我和周恩来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华和干劲。
等到我一九七六年二月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已作古，使我无法和他谋面，深以为憾。我觉得我们的认识虽然短暂，而且无可避免地有点拘束，甚至非常小心，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互相尊敬和钦佩对方的关系。（十三）
【法新社巴黎六月六日电】题：全世界有八百余艘潜艇服役
法国官方杂志《今日军队》所作的一个总结透露，目前全世界有八百余艘潜艇服役，其中二百七十八艘是核动力潜艇。
法国拥有二十九艘潜艇，其中五艘（四艘正在服役、一艘正在完工）是导弹核潜艇。一艘攻击型核潜艇正在建造中，另外四艘已作了计划。还有二十三艘常规动力的攻击型潜艇。
美国部署了四十一艘导弹核潜艇，六十二艘攻击型核潜艇（另外十四艘正在建造）。苏联目前正在使用的有七十艘导弹核潜艇，八十五艘攻击型核潜艇和大约一百四十五艘内燃机动力潜艇。英国拥有四艘导弹核潜艇，十三艘攻击型核潜艇，十九艘内燃机动力潜艇。这四个国家是唯一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但是，许多别的国家，诸如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根廷、印度、南非等国，都拥有一些常规潜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