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法兰西晚报》六月八日刊登米歇尔·勒马尔尚的文章，题为《卡特使勃列日涅夫进退维谷》，全文如下：
昨天，卡特使苏联人进退维谷。卡特渴望制止美苏关系的恶化，但也渴望表明美国对付东方的决心是坚决的，因而向他们极其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交易：要么你说同意我们两国进行合作，我们将回答愿参加。要么你们选择对抗，不过我们将准备接受挑战。由你们选择，因为“我们已做了充分准备来对付这两种情况。”
这是卡特总统六月八日在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一九七八年毕业生典礼上将的一军
——几乎是一种警告。“要有一定的克制”这篇讲话之所以重要，由于多种原因。首先是由于语调有克制，这证明了卡特想制止目前东—西方缓和的恶化。因为几个星期以来，人们看到两个大国间的舌战逐步升级，美国主要谴责苏联由于它干涉非洲而“违反了缓和法典”，而莫斯科反唇相讥，说“在美国，反对苏—美对话的人又活跃起来了”。卡特上星期还宣布说：美国准备使用其全部力量
（包括核武器）来保卫北约地区，而今天他提出休战。但不是象一个战败者那样作的。他说“苏联认为，缓和似乎是用一系列手段为取得政治利益和扩大影响而进行的经常性斗争的同义词。”他又说，“然而缓和确实应该是相互的。两国中的任何一方都应在混乱地区和困难时期采取一定的克制”。使舆论放心但是，这个讲话之所以重要，也是由于措词强硬，这表明美国头号人物不想在苏联的进攻行动面前作任何后退。他强调说：“美国对苏—古在非洲的主动行动极其忧虑。所以美国将支持非洲人为了制止这种入侵而作的努力，就象它在扎伊尔所做的那样。”
因此，这个讲话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作说明的讲话。仍然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方面，卡特总统实际上想再次否认说是他可能已决定冻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谣传：他重申他决心“以一种建设性的和不间断的方式谈判在这方面的一个适当的协定”。他说：“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新协定的前景是良好的。”
这个讲话最终是要使美国舆论，特别是要使西方舆论放心，这些舆论都普遍对苏联的超级武装感到忧虑不安。他说：“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惶惶不安，因为，美国和它的盟国拥有足够对付苏联的军事能力。”莫斯科的强烈反应
苏联对卡特总统的讲话作出了异乎寻常地迅速的反应。相反，反驳的强烈却不是什么新东西。
塔斯社七日晚说，正是卡特、而不是克里姆林宫，还不想在“对抗和缓和”之间作出选择。
【路透社赫尔辛基六月八日电】美国和苏联今天开始就如何控制能够摧毁或拦截其他人造卫星的太空运载工具的生产问题在这里举行会谈。
美国的专家们说，苏联曾经两次成功地利用这种运载工具摧毁了苏联作为靶子的人造卫星。
据认为在这类武器方面，美国落后于苏联。美国国防部长布朗最近要求国会拨款七千三百万美元以发展空间战技术。美国空军已指定约六千万美元用以生产反卫星系统。
据认为俄国人正在密切注视美国生产往返飞船的进展情况。这种飞船明年即将开始飞行。
这种可以重新使用的飞船将能够完整无缺地截住人造卫星，使美国的专家们能够在空间研究这些人造卫星，然后把它们送回轨道。
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会谈的赫列斯托夫大使说，他们将在裁军问题上开辟一个新的领域。他强调他的国家对缓和的兴趣，但是说，这些会谈不应该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联系起来。
率领美方代表团的是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沃恩克。他的参加着重表明了美国政府对这次会谈的重视。
这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商定，不向空间发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利用空间作为实验这种武器的场所。它们已经保证不去干扰那些侦察卫星。
但是，到现在为止，所发射的一千五百颗军事卫星有许多已经不在轨道上了，大多数都不属于这个范围，因而将成为截击卫星的明显目标。
设在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美国已经在空间军事技术方面花费了三百亿美元，并且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开支也是不相上下的。这笔投资，有许多是花在保持通讯联系、侦测气候和搜集军事情报的卫星系统上。
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预料在这里举行的会谈将持续一周，大概不会发表最后公报，虽然大概会发表一项声明。
【美联社赫尔辛基六月八日电】美国和苏联今天开始了他们初步性的会谈，以便使武器竞赛不致发展到在外层空间进行一场卫星战。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八日电】题：北京的自我暴露
塔斯社政治评论员谢尔盖·库利克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黄华结束了对扎伊尔为期四天的访问。中国外交领导人是在金沙萨现政权遭到全世界批评的时刻离开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前往扎伊尔的。中国部长返回金沙萨之后曾暗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美国和北约组织其他国家一起，给予这位部长称之为中国“真正朋友”的蒙博托政权以军事上的支持。
对外政策评论员在评论这次访问时指出，在扎伊尔目前的形势下，甚至连西方的许多外交官都放弃金沙萨之行，因为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同试图拯救身败名裂的、只是靠北约组织的刺刀掌权的政权的勾当联系在一起。然而，扎伊尔目前的对西方来说是“微妙的”时刻，却使北京的外交头目有良好的机会向沙巴武装干涉的策划者证明：北京奉行的方针比其某些西欧伙伴要右得多，而且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扇动反苏主义。
中国部长访问扎伊尔以及北京领导赞许北约组织武装干涉沙巴，再次揭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亲帝国主义方针以及它决心处处与侵略势力、反动势力和新殖民主义势力相勾结的意愿。
毛泽东谈到基辛格的机灵，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的时候，消息一点也没有泄露。我说：“他可不象个秘密工作人员，他是唯一能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的人，可能除了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她们也并不知道，”基辛格插咀说，“我利用她们作掩护。”
“在巴黎？”毛泽东问，装作不相信的样子。
“哪个人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所以你常常利用你的姑娘？”毛泽东问我。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我喜欢保守派，”毛泽东说，显然心里很得意，“人们说你是保守派，说共和党是右派政党，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人物。”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泽东紧跟着说：“戴高乐另当别论。”随后他接着说，“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由这些保守派人物当政，我心里比较快活些。”
“我认为值得指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美国右派人物肯干左派人物只能说说的事情，至少现在是如此。”我说。
当我们谈到双方接触的经过时，毛泽东说：“巴基斯坦前任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的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和阁下有任何来往。他说尼克松总统比约翰逊总统好不了多少。可是叶海亚总统说，‘那两个人不能比较。’他说一个象强盗——他说的是约翰逊总统。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那样的印象，虽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对你前面那几位总统，从杜鲁门一直到约翰逊，都不太合得来。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总统。你们在那个时期大概也没有把事情想通。”
虽然我和毛泽东会见，讲的主要是他所谓的两国关系中“原则”方面的事情，我还是广泛地提出了一些我们将会讨论的重大实际问题。
“比如说，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还是在这个房间的范围以内——为什么苏联在面对你们这面边境上的驻军，多过他们面对西欧那一面边境上的驻军？我们还必须问我们自己：日本前途又将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从中国的立场看，要日本中立，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让日本和美国有点共同防卫关系好呢？有一件事情是确定了的——我们不能留下任何真空，因为真空可以填补。周恩来总理就曾指出，‘美国向我们伸手’，苏联‘也向我们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的是哪一方面的危险？是美国侵略的危险，还是苏联侵略的危险？这都是些难以解答的问题，可是我们必须讨论。”
这次访问最困难最难办的部分是发表联合公报，我重申我们对此事采取讲求实效的态度。“对于象我们这样举世瞩目的高峰会议，”我说，“一般处理的办法是，开几天会，讨论一些问题，发现双方不同的观点，然后发表一篇模棱两可的公报，把问题全都遮盖起来。”
“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不只欺骗人民，也在欺骗自己，”周恩来说。
周又说，“就象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并不想这样做。”
周恩来继续说，“杜勒斯的助手，沃尔特·史密斯先生，想握手，可是他不去打破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在右手里拿杯咖啡。我们既然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我的臂膀。”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周恩来，全都笑了起来。“不过那时我们不能怪你们，”他说，“因为那时国际间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坚如磐石的集团，西方国家也是一个坚如磐石的集团。现在我们知道并非如此。”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会晤时，我对周恩来说：“我相信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都急切需要我们把我们的军事设施维持在大约现在这个水平上。有些例外情况我们以后可以讨论，我相信美国应该在欧洲，在日本，保持兵力，在太平洋上也要保持我们的海军。我相信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兴趣绝不小于美国。”
正如我所预期，这段话在中国方面引起了一点小小的骚动。
“我认为中国总理，依据他的原则，对日本确实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认为他必须继续采取这一立场。不过我希望他能明白，我何以坚决相信，我们采取的对日政策，合乎中国的战略利益，虽然这种政策违背了他所持的原则。”（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