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一日刊登东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竹内实的文章，题目是《知识界洋溢着明朗快活的气氛——中国学界的新潮流》，摘要如下：
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作了报告。我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后感到：中国终于摆脱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紧箍咒，有了某些自由。
邓小平的演说由三点组成：（一）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二）必须培养人材；（三）要建立分工负责制。
乍看起来，这些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建议或判断，但是，如果从按照中国过去的框框形成的那种意识形态的状况来看，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上三点讲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这些政策在“四人帮”横行时连做梦都不敢想。现在对邓小平的态度鲜明的发言不能不表示钦佩。但是，回想起来，早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提倡“百家争鸣”时就已经提出过上述几点。从那以后走了二十年的弯路。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思议的，说不幸也是不幸。
特别是近十年来对研究人员的迫害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超过了人们所说的厉害的程度。据经济学家许涤新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哲学社会科学部险些遭到解散。由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努力才得以继续存在。但是，该部下属的经济研究所被赶出了大楼，资料不是变成了废纸，就是变成了灰烬。人民银行下属的金融研究所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多年收集的金融历史资料都被烧毁了。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一百五十多名研究员都被迫停止了研究工作，其中也有人当了食堂的卖饭票人员。由于如此的迫害和破坏，很多研究所和研究室后继无人，研究人员的平均年令在五十岁以上，也有不少是在六十岁以上。拿北京大学来说，研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有七个人，他们的平均年令是六十二岁。
为受迫害致死的研究人员恢复名誉，并把他们埋葬在位于北京郊外八宝山的革命公墓（有的研究员死后还遭到迫害，在死者墓前召开批斗大会）。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使中国内部产生了相应的革命动力，这恐怕是事实。但是，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尽管发生了上述事件，但在作为社会运动的文化革命结束后，仍企图抓住文化革命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不放的是“四人帮”。用漂亮的词藻掩饰起来的理念和意识形态，莫如说是从背后打人的“铁鞭”。
现在“铁鞭”已经不存在了。而且，邓小平演说提供了知识分子可以是知识分子的理论根据。在中国的知识界洋溢着明朗快活的气氛，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本刊讯】在南非出版的《中肯》杂志三月十七日一期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的京戏重返舞台》的文章，全文如下：
在中国，演戏、演话剧或跳巴蕾舞都不单单是为了让观众消遣。多少世纪以来，即使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演戏也仍然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历史力量和文化力量相互作用的复杂现象。
京戏这个为中国人民最喜闻乐见的传统戏剧被遗忘了十年之后，今天又重返舞台。在文化革命期间，“革命样板戏”占领了舞台。可是最近，北京的外国人有机会观看了古装新戏《红灯照》的演出。这出戏是以义和团起义为背景的。这出新戏以其绚丽的色采、令人赞叹的武打技巧、富丽堂皇的布景和刺绣精致的服装，把经过相当大的改革之后传给人民中国的伟大传统给复活了。
在抗击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岁月里，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山区重新研究了京戏的表演。传统的京戏加上了布景显得逼真了。以前它的台词深奥微妙不易听懂，现在则比较接近日常用语，而剧情不再取材于帝王时代的中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必须取材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
今天，京戏重新上演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采的。《红灯照》的剧情是以中国现在面临的中心问题为基础而展开的。“红灯”是起来造“外国侵略者”的反的义和团下属的一支妇女队伍。义和团这支强大的农民运动在一九○○年把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包围了五十多天，后来被当时在中国的所有殖民国家联合组成的一支远征军消灭了。
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操纵中国帝国政府的“洋鬼子”在舞台上成为真正的恶棍。这些“洋鬼子”在道白中还不时用英语说“ＯＫ”，而且在帝国政府的办公室里跷起二郎腿，最后终于在忿怒的人民面前吓得浑身发抖。观众看到这里十分高兴，甚至外国人也十分高兴。
然而，北京的《光明日报》对义和团的“笼统的排外主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中国声明要对外国技术开放门户，表示愿意不仅从自己的经验，而且从外国的成就得到鼓舞的时候，颂扬象义和团这样的仇外运动对比之下使人们回想起十多年来中国严重闭关自守的形象。
【法新社北京四月十九日电】中国著名剧作家夏衍最近说，中国电影业遭到四人帮十年的“破坏”，现在，已经定出了目标：平均每三天出一部新影片。
《人民电影》最近一期发表了夏衍一次谈中国电影制片工作情况的谈话。夏衍本人曾遭到四人帮的清洗，不久前才恢复名誉。
夏衍说，理想的情况是中国每年能生产影片一百部到一百二十部。他还说，各类影片的比例最好是这样：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片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十是历史和其他题材。
夏衍说：“人民是有精神生活的。”他还说，他感到遗憾的是，在四人帮控制时期，无论是电影还是其他作品，都不准写“内心活动”。他说，在那几年里，拍电影的人对所有细节都要说得详详细细，把观众“当傻瓜”。所以那时人们不说“去看电影”，而是说“去听报告”。
他说，虽然电影的“说教”要少，但是其倾向应该是“为人民服务”，应该遵守毛主席对文艺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他还说，电影的取材应该以“现时期”为主，以“新民主主义”时期为辅。
这位剧作家说：“我们必须抓紧，因为到一九七九年就是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了，如果我们不拿出一些高质量的影片来，群众会感到失望。”
夏衍写过几部电影剧本和舞台剧。在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开始演员生涯的时候，他担任过她的演剧指导。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影剧界担任领导工作。在文化革命期间，一九六七年，他被指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代理人”，遭到清洗。去年夏天，他同文艺界许多在文化革命期间遇到同样问题的人一起重新开始露面。
【法新社北京四月十五日电】近几天来，一队队身穿白农的男女护士举着写着所在医院名称的红横幅，在北京的大街上巡回。
他们是当局上周发动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突击队”。
他们在马路口和公共汽车站停下来，然后由一名女护士向过路的行人宣读一些如何保持日常卫生和治疗小毛病的基本常识。
这次“爱国卫生运动”是在四月八日发动的，当时政府发出了一项文件，下令重建党中央卫生委员会。
【美联社香港四月十八日电】一个美国教育家今天说，只有美中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两国才有可能互派留学生和教授。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哈巴德是昨天从中国到达这里的。
他说，中国教育部门负责人对他说，由于四人帮的缘故，中国“在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方面失去了二十年的时间”。
陪同哈巴德访华的有一些美国实业家和教育家，其中包括该大学的理事赫伯特·克莱因和鲍勃·伍德。哈巴德在中国访问了两周，探讨是否可能制定美中交流计划。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代表团参观了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的一些大学。
他说，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渴望得到外部的援助，但是他们认为，由于美中没有外交关系，两国不可能制订交流计划。
哈巴德说，虽然他没有同任何中国负责人交谈，但是他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的“指导原则”。
他说，由于他们所持的政治观点，他没有向中国人提出任何具体的交流计划。
哈巴德说，中国大学的师生比例使他吃惊，这个比例从一比二到一比四，而在美国大学，一比二十的比例就被认为很好了。他说，这表明中国大学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对比美中两国大学的教学水平，哈巴德说，中国的水平是低的。他还说：“至于化学、物理和其他技术，他们有许多东西要学。”
他说，中国教育工作者把水平低归咎于四人帮。
哈巴德说，代表团团员还参观了中国大学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他说，实验室的设备是“原始的”，但是图书馆藏书很多。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四月二十日刊登该报记者韦德发自北京的消息，题为《红卫兵的第一个造反者挨斗》，摘要如下：
在一九六六年贴出中国文化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女讲师聂元梓，现在在北京大学重新遭到攻击。
聂在成为文化革命的第一个造反者时，是北京大学的哲学讲师。在最近的这次大会上发言的人说，她在十年前造成的破坏和造成的苦难的罪行，没有受到足够的惩罚。
人们认为她是紧跟江青的。
【路透社塞舌尔维多利亚四月二十二日电】塞舌尔总统阿尔贝·勒内下周将对中国进行五天的访问。这将是他自去年六月在左翼的一次不流血政变中上台以来对国外的第一次出访。他还将到北朝鲜访问三天。
勒内对《生活》周报的记者说，他对了解中国的幼儿教育方法和农业技术特别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