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田说“不是通过外交途径，令人遗憾”。安倍说“无意搁置领土问题”
【时事社东京四月十七日电】题：园田外相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说，不是通过外交途径作的说明，令人遗憾
园田外相十七日上午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就耿飚副总理对社会民主联盟访华团说中国渔船侵犯领海事件“是偶发事件”一事说：“不是通过外交途径，而是向碰巧访华的议员说明，令人遗憾。”同时表明估计说：“我认为中国方面将就事件的有关情况作出正式解释。”这番话是在回答和田春生（民社党）的质询时说的。外相还就今后如何处理事件说：
“以严肃的态度，本着要澄清的问题就加以澄清的态度来处理。”表明了如下具体想法：一、中国渔船要全部撤走；二、中国方面要对事件作出具体解释。
【时事社东京四月十七日电】题：官房长官就重开日中条约谈判
问题说，无意搁置领土问题。
安倍官房长官十七日上午十一时根据在尖阁列岛周围侵犯领海的中国渔船已经撤离的事态举行记者招待会，就重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同侵犯领海事件的关系说：“无意搁置（领土问题）。”暗示了这样的打算：在侵犯领土问题得到某种解决之后再重开条约谈判。侵犯领海事件发生后，政府一直采取的态度是，根据一九七二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的基本原则一一“日中双方都不谈及领土问题”对待日中条约谈判判。不过，官房长官的这一讲话表明，从领土问题已经不可回避的立场出发，认为领土主权问题和条约谈判问题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
安倍长官讲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政府将进一步密切注意基本上撤走的渔船的动向。中国也说要调查有关事实。因此，政府的想法是还要进一步注意中国方面的态度。
二、关于与恢复日中条约谈判问题的关系，要按照十五日在政府执政党首脑会议上决定的三项基本方针来搞，即“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的宗旨，努力推进缔结条约的方针不变”。但是，今后事态怎样发展，要看事情的成功与否再来判断。
【时事社东京四月十七日电】题：仔细观察中国方面的态度之后，再考虑党内意见调整问题
自民党的大平干事长十七日下午会见记者，谈及了围绕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进行党内意见调整的问题。他说：“现在，还没有同外交调查会会长小坂协商。我想再仔细观察一下中国方面的态度之后，再考虑党内调整问题。”
【合众国际社开罗四月十五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今天说，尽管和平会谈没有取得进展，他打算实践一项保证，即一九七三年战争将是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
萨达特在阿斯旺对来访问的一批美国的英国圣公会会员讲话时说，以色列人民和美国的犹太人理解他的和平主动行动的重大意义，但是，贝京总理却没有理解。
萨达特对来宾说，“你们可能会问我下一步情况如何。好，我向以色列人民保证，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将是最后一场战争。我告诉他们，以色列有权过安全日子。
“到目前为止，这一直是我的立场。在他们（以色列人）准备实现和平时，我也将准备实现和平，但决不以牺牲我的领土或主权为代价。”
萨达特说，他在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三月底访问开罗时对他说，“（在谈判中，）无论在巴勒斯坦问题——这是问题的核心——或是在西奈问题上都没有取得进展。”
萨达特说，在西奈的犹太人定居点的继续存在“不应被看成一个问题，因为定居点的存在是非法的，是没有谈判余地的”。
萨达特说，他谋求中东实现全面和平，而如果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全面和平是不可能的。
他说，至于西奈问题，贝京在伊斯梅利亚同萨达特举行圣诞节最高级会谈期间向萨达特转达了“以色列内阁关于把西奈归还埃及的决定，而我们的边界是同（英国托管领土）巴勒斯坦接壤的国际边界”。
萨达特说，“但是，当时他对我说，以色列将保留那些定居点并由以色列军队来守卫这些定居点。
“我回答说，这些问题应该留给我们一致同意建立的政治和军事两个委员会去解决。”
【时事社东京四月十七日电】题：党内讨论反而现实了，政府首脑否认日中条约谈判会大幅度推迟
有一种看法，认为由于中国渔船队侵犯尖阁领海事件，自民党内就恢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调整意见将难于取得进展。政府首脑十七日晨就这种看法说：
“由于这次事件、包括党内的日中关系促进派和慎重派在内，不都想把中国问题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处理吗？”表明他认为党内调整意见不会因这个事件而大幅度推迟。
关于耿飚副总理对正在北京的社会民主联盟代表田英夫所说的“事件是偶发的，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没有关系”这番话，这位首脑说：“可能是政府十五日确认的‘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为缔约而努力’这一解决事件的基本方针起了作用。”表明他认为中国方面表示了把这次事件和恢复日中条约谈判问题分开处理的想法。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四月十三日刊登《新加坡的“双重国语”》一文，转载如下：
新加坡国土面积，只有五百八十五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三十万，还不及香港的一半，但是她作为一个复合民族的国家，推行双重的国语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李光耀总理最近好几次在演说中，都明确地说到今后仍要推行“双重国语”的政策。这是为了新加坡的将来和社会结构，同时也顾及到她在东南亚地区的立场而决定的。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是李光耀的国家建设的重要战略，这个政策弄得不好会影响民族团结。相反，如果推行得好，会走上民族和睦，团结一心的道路。十年来的事实证明，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对国家的安定起了作用。
东南亚的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尼都是多民族国家，各族的人种、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互异。各国的中央政府都努力消弭民族之间的隔阂，但在语言上，都只有一种国语。印尼和马来西亚都以马来语为国语，并积极推广。菲律宾规定以与马来语同一系统的他加禄语为国语。新加坡虽指定马来语为国语，但也规定太米尔语、中国普通话和英语同为公用语言。尤其英语，作为行政和商业上的语言更为通行。
当局有意要使英语成为所有新加坡人的共同财产。另一方面，中国标准普通话则是占二百三十万人口中四分之三的华裔公民的共同语言，因此，实际上新加坡最惯用的便是英语和普通话。
新加坡推行双重语言政策的重要手段，是创办了中国语系的南洋大学（正规学生两千人）和规模更大、且更具权威的英语系大学——新加坡大学（正规学生一万二千人）。这两间高等学府受到同等待遇，一间受华语教育，一间受英语教育。各有各的文化、学术传统，然而它们之间却能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博采东西之长，相得益彰，形成新加坡自己的学术文化。
为了进一步使学术融合，今年七月以后，在南洋大学读艺术、科学、会计及商科的一年级学生将同新加坡大学的学生一起上课，使用同一的英语讲授，进行同一的英语考试。这是使南洋大学的学生早日熟悉使用英语的环境。其他科系的学生也要这样做。
到一九八一年，南洋大学将从现在使用中国语为主的学府转为使用英语的高等教育机关。到时，除了中文系和中国文学系之外，上课时一律以英语授课。
今年二月，李光耀谈到这个决定时说，“由于说中国语的学生想进入新加坡大学的人不断增多，如果不改变制度的话，南洋大学的学生将所剩无几。……如果这一改革不成功，也会有更多的学生选择新加坡大学吧。”
新加坡重视英语教学是从一九六五年时开始的。这一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分离出来，无论从政治和经济方面，都须要着重英语教学，否则后果之大可能动摇到她的立国基础。
那时，政府须要迅速推行工业化，要采用现代的通讯技术，要建立现代的金融事业，高度的服务行业和大力发展旅游，所有这些都必须使用英语才能同西欧工业国家和日本等先进国进行广泛的接触和发展贸易。即使在日本，英语也是仅次于日语的主要外语。新加坡人掌握了英语后，也能同日本交往。（最近新加坡当局挑选了一大批资质好的少年，从小即专门授以日语基础，准备送他们到日本学习各种技术，回来开发本国的经济。）
过去十三年来，无论是公立的乃至政府补助的学校，都是以英语为主要教学手段，但学生在主要语言之外，还得要学第二语言，就是从中国语、马来语或太米尔语中任选一种。
根据新加坡的官方统计，新加坡人口的构成，百分之七十六点一是华人，百分之十五点一是马来人，百分之六点九是印度人，百分之一点九是其他人。
一九六五年时，马来族人进马来语学校，同样华裔学生读中国语学校。但是在今天来说，马来族学生全部进入英语学校，以英语为第一语言，马来语是第二语言。中国系的学生百分之七十进入英语学校，同时以中国标准语为第二语言。
从一九五九年到去年的十八年内，中国语学校的在校学生从百分之四十五点九降为百分之一○点八。结果在受中国语教育的学生之间，也习以为常的以英语为主。
李光耀说：“新加坡的选择是单纯的，尽管人们继续使用各种方言，但到将来，最后将只有英语一种。然而这样做，可以使一个分得较细的多数语言的社会持续。我们必须保持价值系统的核心和社会的习惯。为此，我们要使孩子们学习中国语和英语。其中使用标准中国语是必要的，因此在两种国语政策中，必须使标准中国语部分取得成功。”
新加坡提高英语的重要性，无形中缓和了新加坡复合民族的矛盾，而英语教育的推广，又使新加坡在东南亚复杂的局势中成为一个经济上有比较显著发展，生活水平有相当提高的国家。假如当时单一发展一种语言，排斥另一种语言，或不同时重视第二种语言，就可能产生纠纷和麻烦。印度的语言纠纷常常引起流血冲突。
象现在这样，英语实际上成为新加坡全国共通的语言，同时普通话、马来语也一样在人民之间使用。不可否认，这种语言政策的成功，促使了新加坡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