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快报》十一月十一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竞走·跑步
·冲刺——英美加速对中共贸易的步伐》，摘要如下：
不久前，《华尔街日报》尚以“竞走”一词形容西方各大工业国家——主要是美英日德法意六国——争取中共订单的活动。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今年上半年的“竞走”形势是日本匹马当先，英德紧随其后，法意急起直追，而美国则遥遥堕后。
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率领了一批技术专家最近访问中国大陆，参观了多处油田，这批专家所得的结论是中国大陆可在今后二十年内开采的石油“不少于一千亿桶”。一千亿桶代表什么？以目前国际定价每桶十二元六角美元计，共值一万二千六百亿美元，迄今中共向日德英法等国发出的订单，总数才几百亿美元，根本算不了什么，还有大批订单等着卖家。
另一方面，中共近期来在对外贸易上表现了充分灵活性。中共已与洲际旅馆公司签约，由这家美国公司在大陆大城市兴建第一流旅馆，建成后主权属中国，但仍由美国人经营管理。美国拥有举世最先进的旅馆业，中共要建设旅馆就找最先进的人合作，而不考虑有无邦交的问题。这就是灵活性的表现，彻底改变了四人帮时期的僵化做法。
中共在加速趋向现代化之际，需要更大量采购技术设备，各国争取中共订单的竞争，也已由“竞走”而加速至“跑步”。
中共在对外贸易上不断加强灵活性，灵活的外贸有助于加速中共趋向现代化的步伐，而在加速趋向现代化之际则需要有更灵活的国际贸易。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端倪，而在不久的将来将更为明显。所有向中共争取订单的工业大国必须透彻认清这种局面，当别人已经在跑步的时候，你还在竞走，当别人冲刺时，你开始跑步，则不论花多么大气力，结果总难免要落后。
【本刊讯】香港《争鸣》十一月份一期刊载李华的一篇题为《中共可以向日本学习什么》的文章，转载如下：
中日和约的签字，为两国今后大举扩大经济交流打开了大门。可以预见，中共在今后发展经济过程中，须要借助日本之处甚多。而日本，由于与中国一衣带水，谊属近邻，中国丰富的石油和煤藏更是日本工业亟需的能源，日本帮助中共发展经济，对它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这种平等互利的合作，将贯串在两国今后的各种各样形式的经济交流中。
当前中共政策的转变对中国人民的前途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打倒“四人帮”的近三十年内，中共从未有今天这样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民间资金。尽管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学习外国的好东西，“洋为中用”，但实际上干部在执行起来时，多半采取宁左勿右，观望、害怕的态度。因为中共的政治运动太多。五七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噤若寒蝉，除了“一面倒”向苏联学习外，谁也不敢强调学习西方。记得一九五六年苏联展览会在广州举办。香港的左派机构工会等纷纷组织成员前往参观，强调“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其实在展览会上看到苏联的许多机器又粗又笨。最明显的是照相机和收音机，香港的西方产品任何一种牌号都比苏联好得多。那时密纹唱片已在香港市面出售，苏联货还是十二时七十八转。至于手表，苏联产品质量粗劣，一望而知远远不能与瑞士表相比。那时很多香港观众都明白，苏展会上最好看的不过是油画而已。可是在那时，国内一窝蜂学苏联，苏联缺点讲不得。苏展会上的苏联专家神气十足，中国专家跟前跟后，一望而知苏联对中国趾高气扬，以上凌下的。那时候中国如果博采世界之长，在发展科技道路上，何至于绕一个大弯？
再举一例，在电子时代初期，单晶硅是中国首先提炼出来的。那时日本电子界曾充分注视中国这一成就。可是在六○年代，陈伯达、林彪忽然在全国范围吹起一阵“批判电子工业中心论”的运动，把原来居于世界先进的中国电子工业一下子几乎摧毁了。到现在，中共才深深感到电子工业的落后，吃了大亏。
现在，中国的作法有了显著的改变。华国锋以中共主席身份第一次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以及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伊朗访问，对中国人民已经起了良好的影响。海内外的中国人，甚至外国舆论都称赞这次外访的意义。叶剑英元帅将这次外访譬喻为一面镜子，可以借此照一照自己，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如人家的。不如人家的就要承认，就要加以学习。
华国锋回国不久，北京就发表一篇新华社述评，号召借鉴日本、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经济建设经验，大胆引进外国先进设备。这篇述评特别强调“大胆引进”，真是可圈可点。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本来就没有国籍限制和阶级之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外国曾广泛引进，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今天中国吸取过去受极“左”路线的教训，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早日实现四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种作法是为了九亿人的根本利益，难道不好吗？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高速发展本国经济，在战后三十多年内已经出现了许多成功的事例。就以日本而论，早在两千年前中日开始有往返时，就一直学习中国的各种生产技术。到了盛唐时期，日本更是每年派遣遣唐使、留唐僧和知识分子到中国来学习。那么今天中国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有何不对？
日本是一个小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却达一亿一千多万，尽管先天条件很差，但今天它的经济在西方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日本因为战败，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国内人口已达八千万，加上因海外殖民地而回国的六百万日本侨民，总人口达八千六百万，而国内粮食短缺，经济非常困难。加上战争破坏，日本的工业生产设备受到严重损失。自明治维新以来积累的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毁于战火。如果没有美国的粮食救济和援助，情况不堪设想。
在日本人民刻苦的努力下，战后初期的困难很快克服。不到十年，日本已恢复到战前的工业水平。之后经济继续增长。一九五○年代，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百分之九，一九六○年代更增至百分之十一·二。而在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四到五。到了一九七四年，日本的国民总产值已达到四千五百一十七亿美元，在西方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而这一年美国的国民总产值为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四亿美元。
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韦森最近发表文章，主张美国应当向日本的经济学习，他说：“对于那些注意商业新闻的人来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本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说，自一九六○年以来，它以每年将近百分之十的比率增长。这一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国家通过专制作法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无双的。三十年前，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计算，只达到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而今天已经达到几乎与美国一样的水平，尽管日本实际上没有工业原料和只有非常有限的可耕地，但日本对现代技术的应用，使世界其他工业先进国家也为之赞佩。最感人的是，日本企业界解决自从一九七三年以来石油价格上涨三倍和一九七五年的衰退所造成的困难。由于技术先进，日本钢铁工人生产的钢铁，是美国工人的一倍半。日本的电视工业产量是美国的两倍……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样说，日本人在使他们的经济结构适应于当代世界方面比美国做得好得多。在战后重建时期，美国人曾教日本学习西方的方式，而今天，倘使学生学得出色，使老师转而要向学生请教，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成就。”
这一段话决不代表日本经济十全十美，毫无问题。相反，日本也有它面对的不少困难。但他们似乎不能完全把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就，说成是“靠韩战和越战之旸”，或归因于日本没有庞大军事开支，在美国核子伞保护之下才得以锐意发展其经济。应当承认，韩战确实大有助于日本战后经济复兴，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日本博采各国的新技术，大量引进新设备，日本的科研在促进技术改革和生产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从一九五○到一九六○年代中期的十多年内，日本从外国引进二万二千多项技术专利，遍采各国之长，使日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产技术，然后再向国外作技术输出。
相形之下，中共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正是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或发展的十年，这十年期间出了一个林彪，再来一个四人帮，弄得人才没有培养，科技发展停顿，知识分子遭受前所未有、中外罕见的“四人帮”式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社会秩序荡然，人心涣散，社会道德破产。这十年来中国的有形无形损失决不是用物质能估计的。眼看世界科技已进入“大型集成电路”的新时代，遥控技术、机械人可代替真人做难以想象复杂的工作，小型电脑正普遍进入人们的各个生活和工作领域，到了这个地步，新的科技将以更加飞跃的速度作难以想象的发展，中共倘若还不改变做法，迎头赶上，全力发展科技，还让江青把中国带回到武则天时代，中国真的会要亡国了。
中共现在强调向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日本、西欧、美国甚至包括新加坡学习，特别是最近中日大举扩大经济往来，此地会有少数“左王”之类的人想不通，他们认为中共现在“右倾”了，“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这是一点不足怪的。这种人中了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很深。他们看不到北京现在才是纠正过去的错误，才是真正执行毛在五十年代和文革以前言论中早已说过的重点。还有一些人，因受心有余悸的影响，不敢大胆议论昨日之非，也不敢明确称赞今日之是。这都是文革的后遗症。正因为如此，北京在号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之时，首先冠以“大胆”两字，就是说，大胆引进，切勿胆小顾虑，这正是针对心有余悸者说的。
无论如何，中共强调进入了历史的新时期，这是适合今天世界和本国需要的。最近北京在外贸政策方面运用的灵活，和对外经济活动大胆引进外资，都是必要的。在香港，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周围的社会实际，都知道一个工厂或企业向银行借款扩大再生产是天经地义的。中共过去自诩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决不适合今天世界金融的实际。据河本估计，中共促进四个现代化所需的资金最终将达七千五百亿美元。如按照过去不许引进外国资本的教条，中国只能永远停留在四、五十年代的科技水平。
中国是个九亿多人口的国家，当然不能事事依赖外国，象越南今天那样，到处哀乞援助。中共今天还是讲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但自力更生决不代表闭关自守，安于做一个锁国。
北京最近的许多做法，目的都是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为了提高、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个人认为，过去近三十年，中国走了许多弯路，今天才回到正途。海外许多人都怀念五十年代时期国内各方面欣欣向荣，人心舒畅的国家局面。其实在今天来说，知识分子的心情应当比五八年以前更加舒畅，因为今天强调允许人家说话，鼓励大家把心中的话讲出来，而不是先设置几个标准，再随便给人戴帽子，打棍子。
随着中日关系的加强，邓小平十月访日和华国锋明年访日本再访问西德、法国，中共今后的做法将会更加开明，更着重实事求是，结合实际。中日扩大经济交流时间和事实将会证明中共今天的做法是得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