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这对挣扎在长期萧条之中的欧洲来说，好象是一个极有魅力的市场；欧洲大多数人对日本的动向是非常嫉妒的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十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驻伦敦特派记者永田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开始走向中国的“大长征”》，摘译如下：
以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副主席）访日为契机，日本的产业界似将以更加热情的目光注视着中国，欧洲的产业界也已开始走向中国的“大长征”。中国已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线并迅速地接近西方，这对挣扎在长期萧条之中的欧洲来说，好象是一个极有魅力的市场。尽管有少数人持警惕态度，但是，以欧洲共同体为单位和各国以单独方式，欧洲正在急剧地打进中国。
对于欧洲共同体来说，中国是头号巨大的资本市场，很有希望成为出口机械、零件以及专利的对象。欧洲共同体的对华出口去年约为三亿五千万英镑，进口约为五亿八千万英镑。在目前欧洲共同体的贸易中，进出口所占的比率均不到百分之一。但是，访问欧洲的中国银行干部说：“中国方面的目标是要使同欧洲共同体的贸易规模达到同日本相等的水平。”另外，结束访华的哈费尔坎普副主席说，“欧洲的产业界在今后的两年内将在中国建立起牢固的基础”。
除欧洲共同体的上述动向外，西欧各国也正在个别地加强同中国的接近。
不言而喻，欧洲和中国接近，双方各有各的想法。拿中国来说，既然中国总是把苏联的存在放在心上，那么，工业的现代化和国防力量的充实就成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对于面临大量失业的欧洲来说，中国已是一个具有魅力的市场，而且华国锋体制的现实路线趋于亲西欧的方向是值得欢迎的。此外，日本的动向也有刺激欧洲的一面。欧洲大多数人对缔结日中条约的反应，是把经济上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考虑的，认为“日本得到了中国这一巨大市场”，由此可以窥视出“为时已晚的欧洲”是非常嫉妒的。
但是，欧洲的实业家为防万一，不能盲目地面向北京。中国的出口商品，很多是属于欧洲共同体限制进口的商品，这对欧洲来说未必是它所希望的。欧洲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支付能力的疑虑仍然根深蒂固。另外，华体制虽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干劲很大，但是，也有人担心华体制是否有实行的能力。
另外，虽说中国已转而采取现实路线，但是，在欧洲，一般人认为，“中国是难以预测的国家”，同时指出，政情变化有可能带来危险。
【南通社北京十月二十五日电】题：取消政治部
中国科学院领导的科研机构取消了曾经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部”。
《光明日报》报道了中国各城市的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代表作出的这一决定。
在迄今的做法中，政治部是党委会的一个专门机构，它负责执行党委会的决议，但是也经常自己采取主动行动。在政治部工作的人大部分是专职的党的工作者，因而，关于取消政治部的决定不仅意味着取消党委会和党员之间的中间人，而且意味着开始缩小专职党的工作者的数量和作用。
取消政治部的决定不会使党委会的存在成为问题，党委会仍继续在这些科研机构中起作用。
这一措施只是中国科研机构所实行的改革之一。这一改革还意味着使党的政策和组织协调起来，党组织的工作今后要最大限度地为科研目标和任务服务。
说人口的增长用经济手段进行控制，可以比行政命令更有效 ，也比单凭长官意志更为有效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月十七日刊登林双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口增长要计划化》，摘要如下：
中国要加快四个现代化，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节制人口的增长。
据说，中国目前已经有九亿多人口，如人口出生年率照千分之十二的速度增长，中国每年便增加一个匈牙利的人口（一千多万），人口几何级数增长，以后每年增加一个罗马尼亚的人口（二千多万），再以后每年增加一个法国的人口（四千多万），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时，中国人口很快达到二十五亿，即是说。中国人口的增加幅度会比英、美、法为高。用经济手段控制更有效中国的耕地、森林、矿产资源要应付过多人口的需求，其必然结果是将每人分配到的消费品大大减少，中国很难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追上外国。
人口的增长是可以用经济手段进行控制的，可以比行政命令更有效，也比单凭长官意志更为有效。
人们只要观察一下英、美、法、西德等国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三年的生产力急剧发展，就可以发觉，这些国家在使用经济手段调节、激发经济发展的显著作用。其中手段之一，是这些国家采用了社会福利措施，在抑制人口的发展、提高生产效率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农村计划生育更加迫切中国今天在城市已有效地控制人口增加了。但是在农村，农民“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思想，仍然是使人口盲目增长的极大动力。要改变这种思想，不能仅仅靠政治思想工作，也不能仅仅靠派发节育药品和工具，还必须清除产生这种想法的经济原因。
农民比较目光狭隘，重视当前经济利益和自己一代人的利益。在潮汕，一个农民生下一个小孩子，五、六岁就可以为家长放二十头鹅，这些鹅吃一些青饲料便可以长大，在农贸市场转卖，小孩子可以为家长挣得相当于一个成人劳动力的收入。加上，中国今天强调提高农民搞副业的积极性，作为一个农民，他必然希望多生几个孩子。在人民公社内，农民老了，仍然靠子女供养，儿女多些，这个家长老年时的经济条件会好一些。政府在农民中间推行节育，是困难很多的。
除非经济制度有很大改变，农民追求多子多孙的想法才会改变。中国是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福利金征集制？方式可以灵活，可向人民直接征收，也可以在加薪或提高农产品价格时预先扣除。凡是老人，到了五十五岁或六十岁，就可以向国家福利部门领取老人金，毋须再依赖子女供养。此外，规定从今天起处于繁殖能力最强的夫妇如生子女低于两名者，子女教育、医药福利受较佳优待，将来可以领到较多的老人金；而子女超过三名者，采取积累扣分制，子女越多，则领到越少的老人金。设科学部门订整体措施同时，在农村中，成年劳动力同少年劳动力的收入应有较大区别，实行按劳取酬；并且在土地分配耕作时采取控制人口盲目扩大措施。例如，一对夫妇如子女超过两名时，在分配工作、分配生活资料时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凡家长驱使不足一定年龄的儿童作家庭副业生产者，必须征收一定的副业税，目的是使其收入下降、甚至无利可图。而子女两名以下者，国家供应饲料或其它物品，协助其发展家庭副业。上述计划应分期分批推行，不宜操之过急。罚金、奖励金额初时少些，然后逐步加重。
中国需要设立一个人口科学部门，需要订立有利于节制人口增加的经济整体措施。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月十二日刊登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约翰·弗雷泽发自北京的报道，标题是《速熟米饭和西式面包；中国烹调能采用大生产而不失其特色吗？》，摘要如下：
几个月前，北京市中心人群熙攘，五光十色的东风市场外面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新书。上个星期，又有人排队了。可是这一次，耐心的中国人是在等着买一种新的食品，他们被告知，这种食品即将成为家常主食。这就是普通的发酵面包。
许多西方人以为中国人是天天吃大米饭，但是千百万中国北方人更爱吃一种类似面包、被称作“馒头”的食品以取得淀粉。所以，并不象一些观察家所担心的那样用西式主食面包来变变花样会产生太大的困难。但是，若是中国当局能够做到这点，面包则不过是改变千年来中国人饮食习惯的革命计划的一个开端。
速熟米饭、机制面条、脱水水果和方便晚餐，都非遥远之事。最近《人民日报》所宣布的总计划旨在简化和加速食品的生产和消费。报纸提到，一个拼命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不能把不必要的时间花在厨房里。对中国来说，用塑料袋包装的方便食品的日子正在迅速到来。
凡是能吃的东西就不能浪费掉。所以，许多富裕的西方人做梦也没想到去碰一碰蔬菜的许多部分和禽畜下水，而在中国都用一种独特的艺术做成菜肴。猪肠子、鸡爪子、低级海生物——都被当作美味。他们以一种特殊和迷人的方式烹调和吃这些东西。
中国人在外边吃饭的情况很多。据《人民日报》报道，仅上海一地就有一万二千多家饭馆，广州市民中有一半多人在外吃早点。在北京有许多昼夜餐厅为各班职工服务，甚至在最蹩脚的小饭铺，若是走运，你都能发现有些厨师能做一手富有中国烹调三大优点（色、香、味）的好菜。
可是，当局对这么多人下馆子吃饭感到不安，这要求数目多得可怕的服务人员作出努力。可是既然现在要求人们在实现现代化的“新长征”途中更加努力，并更长时间地工作，在外面吃饭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报纸的意见是，推行方便食品将使得在家里做饭又快又简便。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将抵制方便食品，而是因为他们讲究上外边吃。东风市场的餐馆卖面包，乃是最理想的妥协办法。
东风市场里有一个“快餐”小吃店和三个大饭馆，各具四川、湖南和江苏风味，还有蒙古风味的罐焖牛羊肉。
这几个饭馆总共只有八百左右的座位可供同时使用。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北京饭馆的情况。许多人站着或靠着窗台吃，要嘛就在饭馆前面的院子里蹲着就餐。
饭馆内简单清洁。考虑到络绎不绝的顾客，可以想象每天的扫除工作真是一场战斗。北京有许多高级饭馆设在辉煌的古建筑中。但是这些馆子却都比较实惠，价格便宜。
对一个收集地方风光的外国人来说，快餐小吃店乃是莫大的乐趣。在底层，人们排着队买一碗界乎汤和土豆炖牛羊肉之间的东西；在楼上，成百的中国人沉迷在那里，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甜食。小吃店的这一部分是我迄今在北京发现的唯一可以买到各色点心和甜面包、备有冷热饮料的地方。
小吃店有三个主要的制做糕点的厨师，他们有许多助手和徒弟。他们用高级的材料做糕点，使用原始的炊具，干活利落。他们没有白费劲儿，买卖十分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