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九月三日刊登博纳维亚九月二日发自香港的报道，题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文化复兴，援引了“百花”口号为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辩护》，摘要如下：
在中国最近的政治变革中，主要的受益者很可能包括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最近几星期报纸上的言论和广播的内容表明，在江青终于失宠之后，目前正在鼓励相对说来比较自由化的知识界活动的新高潮。
配合这一做法的是对江青及其“四人帮”提出了大量指责，指责他们在直至去年十月这十年他们的政治上升时期，贬低和压制知识界活动的方式。例如，福州电台说，他们骂知识分子是“臭学者”，指责知识分子“崇洋媚外”。
北京的《人民日报》说，“在中国和外国的文艺史上，都有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进步作家，由于各种原因，写出了一些在历史上起不同程度进步作用的作品。”要是在一年前，这样的观点会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
甘肃省当局在一篇文章中宣布，过去的激进派“否定科学的作用，任意砍掉一些科研单位。”“结果是，省农科院百分之六十的技术骨干被调离或调到其它机构，而省兽医学院百分之二十五的科研人员改了行。多年来积累的重要资料失散。”
在一向是中国歌剧戏剧的重要中心广东省，发表了对“四人帮”在文化生活中强行改革的批评。
在广东省最近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人们抨击了激进派坚持要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突出“正面人物”的做法，这就是说，纯洁的革命英雄是不能有缺点的。会议宣布“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最近被任命为安徽省负责人的万里规定，“我们必须注意和发展文学、诗歌、戏剧、杂技、艺术、音乐、舞蹈和其它各种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万先生是被恢复名誉的文化革命受害者，据说他还支持这样的论点：“绝对纯和绝对无产阶级化是没有的。”
《人民日报》还驳斥了“激进派”的关于体力劳动者在道德上比脑力劳动者优越的论点。该报指责“四人帮”“试图降低我们学校的教育水平和我国的科技水平。”
【路透社北京九月二日电】（记者：戴维·罗杰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脚踏实地和直截了当的会议。会上没有出现任何戏剧性事件，没有什么飞速上升的明星，会议使人确信现在管事的是一个重实干的班子。
重点强调的是发展经济、整顿纪律和快快见成效。
虽然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是完全预料得到的，但是这毫无疑问地标志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代表大会大批刷掉了共产党内的激进派，并且恢复了加速进步和繁荣的老目标。
党又回到了它在五十年代所奉行的各种政策，要想把论战减少到最小程度，利润提高到最大程度。
现在最重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华国锋主席的长篇报告反映了和平建设的愿望。
他说，去年十月“四人帮”激进派的垮台，标志了文化革命的结束。他又说，将继续抓阶级斗争，但是其内容决不能是破坏性的。
更明显的是大会对毛的名言“反潮流”的解释。
大会指示，今后，党员只能反破坏团结、搞阴谋、不光明正大的潮流。
去年毛在世时最后几个月控制了舆论工具的激进派实际上被指责为光强调革命和意识形态。
邓小平副总理的复职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人原来的想象。
干劲十足的邓是大会最后一天的执行主席，并且致了闭幕词。这是一篇值得全国人民牢记的、代表了邓的性格的简短坦率的鼓舞人心的讲话。
七十四岁的邓表现了他那一代人典型的革新精神和爱国精神，他要求老实，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还要求不要说空话。
中国应当扎扎实实，埋头苦干，把反对他的激进派政权的斗争“进行到底”。
邓的影响在宣传工具中是很明白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要求对经济来一番彻底检修。要求工厂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并且要求他们赢利。
利润曾是激进派心目中的一个脏字眼，现在已成为吃香的字眼了。
新华社报道，科学院——那是邓管的工作中的一部分——正在改组，各研究所正在加强，报道此事看来并非巧合。
一九七七年的党代表大会同一九七三年的上一次代表大会相比，最主要的差别是，它发表了直接的指示。
最典型的就是华主席下了命令，一切参加了近年来的政治动乱的激进派，要在一九七八年初“基本查清”。
叶剑英副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法律和秩序”的强调甚至更重。党章规定要在各级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叶的讲话说，党内应当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但是同时又必须维持“铁的纪律”。党员现在有权向上级，一直到向华主席，提出申诉。
扩大言论自由意味着，党的首长可以发现群众的不满，而不致于任凭它发展成为派性的险症。
政治局的组成预示着毛以后的中国要实行务实的方针。
党的最高一级有五个人：华主席和叶、邓、李、汪四个副主席。
日常的权力显然大量为邓和李掌握，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不知疲倦的、有经验的治国之才，两个人都可能在外交政策方面负责任。
已故总理周恩来的精神明显地表现在大会的若干宣言中——特别是一再提出要在二○○○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国家。
【本刊讯】蒋帮《中国时报》八月三十日发表题为《面对新阶段的一切挑战》的社论，摘要如下：
万斯国务卿此次北平之行的结果，一如其在东京记者会上所说。似此，一如西方评论家所说，此行基本上不过缔造或延续美国与中共
间的一种“友善的僵局”，未能就所谓全面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
若对万斯此行的意义和价值——正面的价值与反面的价值加以评断，目前尚为时过早。然而鉴于万斯自谓在与中共头目会谈中，曾“详尽地说明美国国内一般的情势及卡特政府与国会的关系”，并消极地否定了此行已在“台湾问题”上“拉大了距离”的说法，足见卡特政府一如万斯在六月二十九日演说中所标示的基本政策与方向，并未变更，只不过是鉴于美国公众的意志——即所谓国内政治的压力而放缓了脚步，或采取迂回曲折的路线继续前进而已。此点，在万斯强调讨论将继续及不排斥在“建交”前可能谈判“交流、贸易、资产”等问题可获证明。
鉴于万斯此行结果，我们深以为，对于中美关系重作估量以决定今后肆应方针的时候已经到来。我们不能不痛苦的指出：以一九五四年中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为时二十三年的中美盟谊，现已濒临最严重的考验。
然则我们将如何？答复是，我们基于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意愿及世界人类久远和平与利益所决定的基本立场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的国策——只有一个中国——中华民国，没有两个中国，决心保卫台湾，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式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当然不会改变。今后，可能是一新阶段的开始。在此新的阶段中，如何克服困难，使我基本国策得以实现，自必需要作更多的努力。
【美联社台北九月二日电】美国驻台北大使馆的发言人说，昂格尔大使已在九月一日离开这里回国休假和述职
。
发言人说，昂格尔“在美国可能逗留将近两个月”再回台湾。
他还说，在大使离任期间，代办是参赞罗杰·沙利文。
【本刊讯】蒋帮《中国时报》八月三十一日刊登发自华盛顿的一则专电，摘要如下：
国务院官员今天说，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昂格尔将于下周返回华盛顿向国务院述职。
昂格尔大使在华盛顿停留时，将向万斯国务卿报告他在台北任所的事，并陈述他对中华民国与美国关系的评估。此外，昂格尔大使也将与美国国防部和国家安全会议等其他政府机构的官员会谈。国务院官员说，在拟订卡特政府对中华民国和中共的政策时，昂格尔大使对于中美关系的观点业已受到考虑。
据国务院官员说，他在结束休假后，将于十月下旬返回台北任所。前此曾有报道说，如果华盛顿决定降低其在中华民国的大使馆的等级，昂格尔大使可能不会返回台北。但国务院说，“并没有作这种决定”。
同时，费豪伟今日已正式就任为国务院中华民国科科长。
【本刊讯】台湾《联合报》九月三日刊登一则专电如下：
（本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施克敏二日电）美国政府各有关部门间已经成立一个“中国问题”的研讨小组，定期集会，研讨有关的中国问题。
据本报记者获悉：这个小组，是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及中央情报局等四个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所组成，共有十一人，他们固定在每周一下午四时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在国务院集会。
这个研讨小组是以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为召集人，其他十位成员包括：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格莱斯廷，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华政策负责官员奥克森伯格，国家安全委员会日韩与东南亚事务官员阿莫考斯特，国防部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艾奇拉莫维
兹，国务院亚太局中共事务科科长宋贺德，国务院情报及研究局东亚事务科科长霍罗威兹，国务院政策计划局副局长克莱斯堡，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中共事务科副科长罗伊，中央情报周中国事务研究主管官员李利及研究员纽豪斯。
据称，这个“中国问题”研讨小组每周集会时所研讨的范围主要是：中国大陆内部的情势、中共的外交政策问题，以及美国对中共的外交政策。中华民国事务科科长则通常不参加这项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