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15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本刊讯】美《华盛顿明星报》九月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杰里迈亚·奥利里的一篇文章,题为:《万斯终于会见了台湾使节》,摘要如下:
    中华民国驻这里的大使沈剑虹昨天在几乎三年里头一次在国务院受到了一位国务卿的接见。
    代表台湾的国民党中国政府的沈说,他不能估价这一姿态的意义。但是,他显然对于他三年孤立于华盛顿的最高级外交界之外的结束感到高兴。他强调指出,这一主动行动来自国务卿赛勒斯·万斯。
    沈说,在万斯上个月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之前,副国务卿菲利普·哈比卜曾对他说,在万斯从北京回来之后万斯可能会在国务院接见他。
    过去,官员们说,万斯和基辛格不愿意会见这位国民党中国的使节可能是基于他们不希望冒犯北京。
    官员们说,万斯和沈根据万斯对北京的访问检查了美中关系。
    国务院的一项指导性声明和一些制定政策的人都说,没打算让人们把这次会见理解为对北京政府发出的重要信息。
    国务院否认这次会见是对上周邓小平副总理对访问北京的美国报纸主编的讲话所作出的反应。
    国民党中国人那时告诫美国说,朝着美国北京关系正常化前进的任何行动都将会引起爆发一场新战争的危险。他们说,他们将不会承认任何新的中美协议。
    国务院官员公开声称,未看出昨天万斯和沈的会见中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
    但是,头一个反应是,如果在三年中沈见不到基辛格和万斯对两个中国都是一种信息的话,那么,结束这种孤立状态肯定也是一种信息。
    沈说,他正忙着把这次会见的情况向他的政府报告,不能谈论他和万斯谈的东西的内容。但是,他确实证实,他们俩人讨论了万斯的北京之行和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


    【本刊讯】香港《今日世界》九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别让癌症乘虚而入》,摘要如下:
    你的个性能促使你患癌症吗?
    一些研究专家认为颇有这种可能。
    他们说:你的情绪可能使你容易患上癌症,正像吸烟容易使你生癌一样。若是立刻改变你的情绪,它就能和戒烟具有同样的效果,使生癌的机会减少。
    大多数医生和心理学家都同意各种心理因素对很多病症(包括哮喘、结核和关节炎等)具有相当的影响。
    最佳例证是突发的心脏病,医生们一致认为,倾全力工作、一心求成功的“经理个性”使百分之九十的经理阶层人员得了心脏病。他们把这种近于疯狂的进取心定名为“A型”个性。
    是否有一种跟癌症极有关系的“C型”个性呢?
    事实证明,确有这类型的实际例子不断地在增加。不过很多权威人士对那些用以证明此项论调的论据都予以一一驳斥,同时支持这项理论的人对论据中所举的一切个性特征,彼此之间意见也不一致。有时一些论据似乎彼此矛盾。
    对前述论调抱怀疑态度的一群人,坚称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的癌症,全是由于环境因素——例如吸烟、饮食、化学药剂以及其他与工作有关的致癌物所造成的。
    但是纽约市的妇科医生田妮反问:在同一环境中,为甚么有些人生癌而其他的人却没事呢?她认为情绪很可能是癌细胞的活化剂。她用一百二十二宗癌症的研究报告证明情绪和癌症的类型有直接的关连。
    追究癌症与个性的关系,可以远溯到公元二百年间,当时希腊的古朗医生已经说过“悲伤的妇女”比别人更容易患癌症。
    一七八三年英国的伯斯医生宣称:癌症是由导致血液衰弱的“‘不安心情”所引起的。一世纪后,伦敦的史诺爵士发现二百五十名癌症病人中,有一百五十六名在癌症发作前,都受过情绪上的严重打击。
    早在一九三五年时,美国的伯斯医生已经率先研究癌症和个性的关系。他的遗作《癌症的心理生物学》不久就要出版。
    研究报告中指出,一个人在他心爱的人死去后,或是突然失业,失去安全保障,全是可能生癌的危险讯号。
    美国精神病学家荷姆斯认为,精神上的压力能减弱身体抵抗力。他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每五个经历过人生剧变的人之中,就有四个在剧变后的两年里生病,而未经剧变的人每三个人只有一名生病。
    究竟什么样的情绪反应,什么样的个性可能会引起癌症呢?
    “具癌症倾向个性的人总觉得自己无依无靠,事事无能为力”。雷福尔博士说:“他们有一种自寻烦恼的倾向。大部分这类的人都有强烈的统治感。基本上,他们自己饱受悲观、绝望和情绪低落的折磨。”他们大多数在过去都有失去亲情的经验。
    另两位美国精神病专家克罗斯和玛菊莉·班森发现,患癌症的人多数只表现出他们情绪中的正面感情,而将情绪中的背面感情密藏不露,因而在身体里便形成一种紧张的压力,于是体内某些生理组织,包括健康人体内抑制癌症成长的免疫系统,就受了影响。
    美国国家癌症学院的佛克斯博士对上述各项发现全部予以驳斥。他说:生癌的人当然比别人更沮丧抑郁。他认为这些说法全是因果倒置的;如果专家们在病人知道自己生癌之前,就搜集资料,那他们的研究必然更切实际。
    一些人曾根据佛克斯的意见进行研究。英国的葛利尔和莫瑞思,美国的许摩尔和艾可尔,都把生病后接受检查而被断定生了癌的病人与生有良性瘤的病人作一比较。他们的研究报告指出:从失去亲人和神经过敏这两方面来分析,这两种病人的反应并无不同之点。
    葛利尔和莫瑞思又断言那些压抑情绪的病人都容易生癌,但是经常发脾气泄愤的病人也是一样。
    巴尔的摩市汤玛斯医生,为一千三百三十七名医科学生编写医疗纪录,来判定心脏病、高血压、自杀、精神病和癌症在心理上经常表现出的警告讯号,结论是后来患了癌症的学生都比较孤寂、沉默、不求进取、情绪内蕴。
    如果这些研究结果完全正确,怎样对症下药呢?雷福尔博士认为,喜欢钻牛角尖和咄咄逼人的个性具有患癌症的危险性。
    田妮也认为忧伤既然是癌症的最大病因,心理治疗法可能大有帮助。她举一个生了颈、乳和面部皮肤癌的女人为例。这个女人悼念死去的丈夫达九年之久,无心照顾子女。经过心理治疗后,她决意振作并改善她和子女的关系。结果她的癌症已经痊愈了十年。
    美国两位放射学家认为,一旦病人改变因失去亲情而产生的情绪反应,癌的症状就会消失。他们用一种独特的“内视心象疗法”,叫病人想象自己的白血球击败入侵的癌细胞。不少病人都靠这种自疗法而康复。这项治疗效果似乎表示癌症患者不再是过去的待宰羔羊了。


说美对华政策建立在美国内政治斗争的基础上,让台湾问题阻碍实现正常化,就象让次要问题影响主要问题一样
    【本刊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丘拉维斯塔城《明星新闻报》九月一日刊登该报的两个发行人之一、最近曾经作为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新闻代表团成员访问过中国的洛厄尔·布兰克福撰写的社论,标题是《在中国问题上受到的束缚》,摘要如下: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不是建立在怎样做最适合于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个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国内政治斗争的基础上。
    这就是何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这样一场灾难的缘故。
    当毛泽东把蒋介石从大陆赶到台湾去之后,由于国内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固执的偏见,我们在二十三年中继续坚持认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而台湾政府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
    在至少承认了毛在大陆的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存在的乒乓外交实行了六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对华政策仍然受国内政治斗争的支配。
    这就是从上周美国国务卿万斯同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的会谈中得到的真正的教训。
    万斯说,这次会谈“促进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并且肯定了重要的利益的共同点。”但是,会谈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
    卡特总统在这次会谈后说,对于二十八年来已领导八亿至九亿五千万人民——占地球上人类的四分之一——摆脱屈辱的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任何承认,即使会承认的话,“那是将来很久以后的事”。
    同时,我们官方仍然保持这样的神话:台湾政府是代表中国的,目前这在世界各国当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原因还在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卡特政府打算使巴拿马运河条约在参议院通过。
    除非我们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结束我们同台湾政府的共同防御条约,并撤回仍留在那里的一千四百名美国军队,否则人民共和国就不会同美国完全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台湾政府自从蒋死以后一直由他的儿子统治,这个政府是一个通过屠杀台湾人领袖而掌权的赤裸裸的专政政权,而且二十八年来一直靠军事管制法统治。
    美国继续听任这个离开中国大陆九十英里远、人口比加利福尼亚州少得多的岛屿实际上成为美国对世界上的四分之一人口的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这是愚蠢的。
    美国现在正谋求某种“方案”以保证中国将不会用武力夺取台湾。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不能指望他们会同意在一个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一部分的省内不行使权力。在我们看来,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中国人的问题,应由中国人而不是由我们去解决。现实的态度现在要求我们与这个在亚洲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正在日益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
    我们在努力谋求世界和平方面与中国有共同利益,而中国是对付俄国人扩大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的活动的一种抗衡力量。
    美国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舆论正要求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正常化实现得越早情况就越好。让台湾阻碍实现正常化就象让次要问题影响主要问题一样。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九月八日发表一篇由卡尔·格罗贝撰写的评论说:
    华盛顿搞祈祷疗法的人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吹嘘说,美国国务卿万斯在北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接着中国的邓小平副总理同美国记者团进行了一次“友好的谈话”,这使华盛顿恢复了现实感。
    从参议员肯尼迪到总统卡特都公开地散布一种所谓“一个半中国的理论”,邓在外交场合没有掩饰他对这种理论的气愤。他觉得美国从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曾采取过的立场上大大后退了。继续保持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外交联系,这对中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