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八月七日刊登一篇该报记者采访即将去中国赴任的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佐藤正二的采访记录，题目是《推迟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有害的，外交要扎扎实实地搞，不能勉强》，摘要如下：
问：符浩大使已经到任，佐藤大使也将去北京赴任，两边都是大人物，因此人们对此也寄予很大的期望。
佐藤：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是派出机构，因而，解决问题的范围也并不是那么大。当然，也送情报，也提出意见，但是，不管怎么说，最终决定问题还是在东京。
问：你将怎样对待悬而未决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呢？
佐藤：我认为将根据各种情况，由东京作出决定，我认为，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还是快点搞好。如果单单看日中的局面，似乎（即使没有条约）也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缔约问题没有进展，正在逐渐成为日中间象征意义上的危害。必须搞。
问：那么，你是说把霸权条款也写进正文吗？
佐藤：那还不知道。不听听对方的意见就不知道障碍在什么地方。
问：宫泽四原则和园田发言算是障碍吗？
佐藤：我想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我们的真意向对方转达到了何种程度。恐怕中国方面也在努力想弄清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这方面将如何行动，因此，如果（在赴任前）说点什么，那就立刻会成为重要的材料。我们这边是一张白纸，对方也是一张白纸为好。
问：九月末的日中恢复邦交五周年是一个目标吗？
佐藤：这是一种诱因。虽然不是说到那以前必须搞成，但那是一个努力的目标。
问：但是，要搞日中问题时“日苏”必然又会成为问题。
佐藤：不管什么时候开始搞日中缔约的谈判，从苏联来看，日中两国非常亲近，它是不会舒服的，这到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必须同中苏都友好相处。我不懂什么所谓的距离，但不会形成完全断绝同另一方的关系的局面，而且也不应该。
问：邓小平氏恢复了工作。请问对日中关系是否会产生好的影响？
佐藤：大概会的。因为是朝着实际业务的、现实的体制的方向前进。既然要发展经济，同外部进行接触就是必要的。我到了中国后，打算同尽可能多的人会见。在驻外机构能做的工作就只有这一项。
问：这一年来，外交搞的很不顺利，日本的外交被称为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你作为前次官，请你对此发表一点评论。
佐藤：是吗？我没有太感觉到这一点。我不认为有过那么多的困难。本来，外交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国与国的势力对比或者说力量对比，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因素是相当多的。由此产生外交的继续性。不管怎样，不能搞轰轰烈烈的事。只有脚踏实地地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条约谈判也是如此。在外交上不要获取大胜。我们获取了大胜，就是对方大败，这就会留下勉强的成分。如果不是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满意，或者说双方都有一半不满意，就不能持久下去。
【共同社北京八月五日电】（记者：边见）题：和平条约进展迟缓的责任在于日本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五日会见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访华团（团长八百板正），谈到中国同日美两国的关系，说“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工作没有进展，令人遗憾”，并且指出：“在同日本缔结条约、同美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中国并不着急。不解决这些问题而会变得不利的是对苏联的战争政策无所准备的日美两国。做好了战争准备的中国是不会变得不利的。”
中国领导人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问题同美中关系正常化联系起来表明见解，是以前没有过的，它强烈地表明，同日美两国加强关系已被置于中国对苏战略上的地位。
谭震林副委员长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没有取得大进展的现状谴责说：“责任在日本政府。”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说“美国也没有履行上海公报，美国的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至今还留在台湾。”在这之前，谭副委员长会见了全国农协中央会会长藤田三郎，指出福田政权在缔结条约上犹豫不决的原因有三个：（一）对台湾有顾虑；（二）对美国政界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有顾虑；（三）看苏联的脸色行事。这些谈话是一个迹象，表明历来在和平条约问题上基本上区别看待自民党内亲台湾派和福田首相的中国，最近以怀疑的目光看待福田，怀疑他本人可能已经对缔结条约表示了为难。这一点值得注意。
【本刊讯】苏《新时代》周刊（一九七七年第三十期）刊登克拉辛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唯一正确的选择》，摘要如下：
最近二十年，苏日贸易额约增长了七十倍，一九七六年超过二十亿卢布。完全有理由指望，在五年内——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年，相互供货额将达到一百亿卢布。
然而，无论在日本本国还是在日本以外，都存在着反对同苏联发展和加强睦邻关系的力量。它们借助报刊广播和电视搞公开的反苏运动。这些力量以不久前举行的渔业谈判作借口再次对苏联提出非法的领土要求。
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反对党中，都有一些人士鼓吹在反苏基础上使东京和北京接近，并指望在同苏联的“领土争端”中得到中国的支持。
他们要求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把反对苏联的条款写入条约中。中国指望靠这个条约把日本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借以实现自己的霸权主义图谋。而日本拥护这个条约的人又指望什么呢？
【本刊讯】香港《今日世界》八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探宝》，摘转如下：
故宫博物院，位于台湾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的半山腰上，是一幢宫殿式的四层楼建筑。
该院所收藏的古物，尽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不仅藏品稀罕，而且量多，价值连城者比比皆是，因此，故宫博物院在世界上罕有可与其比拟者。其中绝大部份为昔日宫中收藏者，仅有少数为民间所捐赠，而历代宫中的收藏文物，可以上溯至宋朝初年，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
宫廷皇室的收藏，自是各类文物的精华。唐朝以前宫中的收藏，已无记录可查；北宋以后的文物，便有史实可考了。宋徽宗宣和二年（西元一一二○年），编了一部“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是北宋内廷所收藏的书画目录。从这两部书里，可以找出有许多书画，于今还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中，由此证明，故宫的收藏，与北宋内府的收藏，是一脉相承的。
清朝高宗皇帝也酷好收藏，大臣为投其所好，在民间广为搜集，当时宫中文物本多，加以新收，使得库藏之丰，创下历代未有的新纪录。
民国成立以后，清逊帝溥仪仍居北京宫中，划故宫前部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与保和殿）为古物陈列所，并拨沈阳故宫及热河避暑山庄的文物充实该陈列所。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溥仪出宫，由当时的政府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整理宫中所有古珍玩物，并于翌年双十节成立故宫博物院，接收了北京清故宫全部的收藏。
一九三一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三年，故宫博物院与古物陈列所都提选精品，南运上海，以策古物的安全。一九三六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库房落成，古物又转运南京。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起，文物再度迁运，分存于贵州的安顺与四川的乐山与峨嵋，直到抗战胜利，古物乃随同国民政府复员还都。
抗战胜利以后，古物陈列所也被撤销了，凡属南迁文物，拨归中央博物院；留在北平者，悉归故宫博物院。
一九四八年冬天，中原局势变动，故宫与中央博物院再度选提文物精品，于一九四九年运抵台湾，存储于台中县雾峰乡的北沟。一九六五年，士林区外双溪故宫博物院现址落成，中央博物院所属文物也一律交由故宫博物院代管。因此，目前那里的收藏，不但包括历代宫中所藏文物，也包含了清代北京、热河、沈阳三个故宫的文物，它们历史悠久，范围广大，收藏之丰与价值之高，非一般博物馆所能望其项背。
故宫博物院现址占地颇广，计四千七百六十一坪（一坪等于三十六方呎），除第一层是演讲厅与办公室外，其余全是展览室，都有完善的空气调节设备，所有古物均无受潮之虞。屋后还辟有两个大山洞作为仓库，这两座山洞，平时用以容纳古物中的书画与器物，必要时也可把所有文物全部移入储存。
故宫收藏之富，向为举世所钦羡，中华文物的渊远流长与光辉灿烂，可从其中窥得一二。所有文物分为器物、书画与文献三大类，总数在六十万件以上，而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之中，国内外许多民间人士或团体经常捐赠各类古物，益增故宫的收藏。藏物大致可分下列几种内容：
甲、器物部份包括：
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文具、杂项，以及外人赠品，共计５９，１３８件。
乙、书画部份包括：
法书、名画、图像、碑帖、成扇以及织绣，共计１５，８９３件。
丙、图书文献部份：
１、图书部份可分：
善本、观海堂、方志、佛经、殿本、四库全书、四库会要、满蒙文、内阁大库、藏文甘珠尔、大藏经、龙藏经，以及外人捐赠，共计１５２，４０８件。
２、文献部份可分：
宫中档、军机处档、实录、清史馆档、起居注、国书、诏书、杂档、本纪，以及满文老档，共计３９２，８１１件。
总计上述件数为六十二万零二百五十件。
由于收藏极富，数量又不断增加，而又经常举办专题特展，该院实在无法估出故宫古物究竟何时能全部展览完毕。多年来，故宫博物院对文物的展览与研究方面，都有妥善的计划，对古物的包装，更在逐年改善，例如把木箱改为铁皮箱；易损文物每件都覆以软囊，而防潮、防蛀等设施，更力求完备。
该院并聘有专门人才负责研究工作，对于文物的真伪与年代的考据，除凭借专家的学识与经验外，也辅以最新科学仪器，使鉴定工作精密、正确。
对于文物的修补，专家们也以最进步的仪器与材料进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