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巴西《标题》杂志八月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我所看到的中国》，摘要如下：
我们九名各科医生，对这次访问为巴西人和中国人之间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前景感到鼓舞。我们的好奇心很强，因为我们都希望亲自看看，拥有八亿多人口的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基本问题，主要是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
我们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兰克福乘飞机去香港时，大家都感到很忧虑。我们都没注意到时间的流逝。香港是那么一种混乱状况：噪音、肮脏、混乱的小汽车和各种各样的人。从那里我们乘火车去广州。
这段旅程非常有趣，因为在两个城市分界的二十五公里处，火车停下来，我们带着行李步行通过一座连接红色大陆的桥。在这里，我们已经感到一些中国的热情接待，在中国停留期间，一直受到这种热情的接待。
广州的组织工作几乎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辆汽车可供使用。除此之外，接待巴西代表团的人员一直没有换，直到我们离开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代表不倦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丝毫也不感到拘束。
对外国人非常亲热，我们在人民中散步时多次感到这一点。我们在中国访问的每个城市，都参观了主要的医院，在那里我们有机会广泛地了解有关针灸的知识，它在医学各个方面应用情况，以及传统医学所达到的水平。
要认识中国典型现象之一——赤脚医生，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农村对中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必须说，在中国，农村高于一切。自上古时期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农村建立他们文化和文明的基础。革命之后，他们立刻进行一次土地改革，他们逐渐受到鼓励去组织合作社，并由此产生了他们现在的公社。在我们逗留期间，参观了广州、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公社。为了中国的发展壮大，在革命时期曾大力鼓励医学发展。正是在这些公社中，我们有机会确定中国传统医学的价值。这种医学是在这个国家已经进行了数千年的一种活动，并代表了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化。
在城市里，没有修建什么新的合乎西方标准的医院。为什么？因为几乎全部注意力转向农村，以便消灭贫困、饥饿和各种疾病。这项政策取得了成就。为此，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缩短了医学课程，并为之提供便利；所有医务人员都有义务在农村工作一段时间，主要是大力鼓励培养赤脚医生。这一切使得公社具有很高的卫生知识水平。
在利用中国传统医学的体系中，赤脚医生是一种正规医生助手的想法同中国传统医学适当的结合的产物。在中国，赤脚医生是社会中十分重要的因素：他们主要为农村居民工作，积极参加卫生运动，并把重病人交给公社医生治疗。
我问到如何训练赤脚医生。回答说，他们在半年内每天学习八小时。由公社的正规医生讲课。他们能够治疗常见病和多发病，从拔牙、小手术，直到辅导计划生育。在中国，每个家庭可以有两个孩子。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就得不到孩子少的家庭所得到的便利。赤脚医生教授各个家庭使用避孕工具，散发避孕药等。
我们在广州访问时间很短，然后乘飞机去上海。我们发现，除了官方汽车外，没有私人汽车。当我们穿过大街时，看到了大批的自行车。中国所有城市的交通工具都是相同的：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很多人步行。我们乘坐的汽车必须拼命按喇叭，才能穿过充满人群的大街。但是，这一切都有一定的秩序和有些喧哗。
针灸在中国医学中的悠久作用我们有机会参观大手术，奇怪的是针灸并不是对所有病人都适用的方法。在某些病人身上有心理感应，他们比其他人更能适应。除此之外，有些部位，如甲状腺、腹部和神经外科，更宜于针灸。但是，针灸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作用是悠久的，不仅仅用于手术，还应用于某些种类的痉挛、肌肉痛疼和其它许多方面。
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和西方一样的或者超过西方的成就，他们对这些成就感到非常骄傲。在其它方面，他们非常真诚和高兴地接受我们的传授。我们的谈话是非常有益的。除了参观综合医院外，我们还参观了专科医院。例如，兹尔比尼博士就参观过心脏外科医院。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科参观了不同的医院。之后，我们还同夫人们一起参观了托儿所、居民住宅和公社。
托儿所是我们参观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在参观的每个托儿所，我们都受到愉快和节日般的接待。很明显，从很小起，儿童们就在现制度确定的价值观念范围内，受到非常强烈的集体主义教育。尽管我们只是看到表面现象，我们仍然能够观察到有益地利用儿童的劳动。儿童们的游戏之一是做硬纸板盒子，之后这些盒子被用于工业。
从他们的专长方面来看，使我最受感动的是他们在断肢再植方面所做的手术。在这方面，应该强调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已经做了这类手术，但是中国人是先驱。在上海，我有机会同这个专科的医生谈了话，并同接受断肢（脚、手指等）再植的病人谈了话。除此之外，我还看了制作很好的关于进行这类手术的电影。成为人民英雄的医生们真是难以令人相信。在广州，他们在简单朴素的气氛中进行手术，使用一种非常灵巧的工具，一种小的、医生们自己设计的透镜。在上海，已使用显微镜来进行这类手术，因此手术更加高明。有趣的是，北京的报纸用很大的版面刊登了这些医生的成就，还授予他们人民英雄的称号，并说这一切都归功于“毛的教导”。
【法新社北京八月十日电】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前外务省次官佐藤政二今天到这里就任，也许将重新着手关于签订中日和平条约的谈判。
佐藤以前曾任驻西班牙和驻法国大使，自一九七五年八月后任外务省次官。这里的外交官认为，任命佐藤这样级别的外交官为驻北京大使，说明福田政府很重视中日关系。
两国关系自从五年前正常化以来，在经济领域有显著的发展，但也有起伏。政治方面和外交方面总的说来是不冷不热。
东京继续拒绝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的主要原因是，条约有一条反对“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主义”的条款。
莫斯科认为这一条款是针对苏联的。可以认为，日本政府采取谨慎态度是由于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压力。
今天，配合佐藤的到达，中国报纸报道了日本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促进委员会昨天在东京举行会议的消息。该委员会要求迅速缔结条约。
在去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前后，中国领导人曾在好几个场合对日本领导人——特别是福田首相——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显出不耐烦。
与此同时，日本六月间决定批准日本—南朝鲜开发东海大陆架条约，引来了中国政府的抗议。
尽管如此，两国政府任命这样高级的人物作为驻对方首都的大使，显然表明他们有意打开两国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外交界人士普遍认为，关于签订和平条约的谈判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恢复，谈成的可能性增大了。
日本对苏联在北千岛群岛以及渔业问题上的立场的不满，可能使北京得到好处。
此外，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也是个好兆头，预示中日之间已经繁荣的经济关系将扩大。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八月十日刊登一则报道，题为《外务省首脑说，把解决缔结日中条约问题放在最重点，利用联合国大会之机摸索解决的眉目》，摘要如下：
随福田访问东南亚的外务省首脑，九日就今后如何处理外交问题透露了以下方针：将打开陷于停顿的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放在最重点。在今秋联合国大会上，鸠山外相将会见中国的黄华外长，进行深入的会谈，寻求打开的眉目。这位首脑还指出，预定在本月下旬访苏的鸠山外相，将就促进缔结日中条约问题，要求苏联予以“理解”，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日电】题：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争取本年内解决，为了铺平道路，向苏方探寻外相能否于本月下旬访苏
共同社记者矢田吉隆坡十日电：福田首相等政府首脑，在关于与亚洲、日苏外交并驾齐驱的最大悬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问题上，决定争取在“本年内解决”，已开始研究今后的外交和内政管理的全盘调整工作。
这是由于首相这次访问东南亚顺利，同时，包括日苏关系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长期渔业协定的谈判在内
——已大体上达到了修复轨道的目标，所以，政府人士认为：“促进日中关系的条件正在成熟。”据认为，首相等人打算把今秋召开的国会临时会议，作为争取缔结该项条约的关键。
外务省等已在朝着这一目标向苏联方面探寻鸠山外相能否于本月下旬访苏。
实际上是采取了为注视日中关系而铺平道路的外交。
福田首相在这次出访东南亚之前，同自民党干事长大平、众院议长保利茂进行了个别会谈，就今秋的政治、外交、国会日程等问题，相当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据有关人士说，通过这些协商，保利议长等也大力推进的缔结日中条约的问题，作为最重要的课题被提了出来，并在日中复交五周年的今年内谋求解决这一方向上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
据认为，福田首相从这一立场出发，以对巩固我国的立足点的亚洲外交、对同日中关系有牵连而动辄就紧张起来的对苏关系都产生了“良好的气氛”（外务省人士语）为契机，对日中条约也决心在“本年内解决”。现在的形势是在出访东南亚并于十八日回国之后到今秋之间的政治日程，其中之一将会出现注视“日中关系”的正式活动。
关于在日中条约问题上成为焦点的“反对霸权条款”的处理等具体谈判内容，首相等政府首脑的态度仍不明确。首相本人采取慎重的态度说：“如果谈的过细就会破坏达成协议”。但在政府、自民党首脑之间，绝大多数的看法是，把写进一九七二年日中联合声明中的霸权条款也在日中新条约中规定下来这是当然的。似乎也可以说，对这一点的处理已大体上有了眉目。
与此相比，倒不如说被视为问题的是苏联对北方领土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当前的长期渔业协定谈判所采取的态度。
据说，首相也颇担心日中关系会对日苏关系产生副作用，在探寻鸠山外相能否早日访苏的背后，无疑下述考虑起了很大作用，即把日本对日中关系的真实意图向苏联方面作充分的解释（首相随行人员语）。
据说，当前首相等人的想法是，先由十日到北京赴任的驻华新大使佐藤转达日本方面的意向，接着，以九月底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鸠山外相同中苏两国外长进行个别会谈（预定），以此为转机，谋求固定在本年内解决日中问题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