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十三日刊载该报特别采访组成员田川五郎写的中国见闻，题为《华体制下的中国》《生活方式：家庭电器用品普及率很低》，摘要如下：
我们在西安棉纺厂访问了工人家庭。主人说“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听了这番话，我们的警惕反而超过了好奇心。这是因为我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几年前我在某一发展中国家想要采访群众生活时，他们把我引到一所只能认为显然是专供外国人参观的漂亮的“橱窗”公寓。
然而出来迎接我们的中年夫妇和街上看到的人一模一样，衣着朴素，房间的摆设和家具也是极普通的。大概是为我们选择了一户标准家庭吧。不过，在言谈之中，很自然地插入政治话题。这使我们感到他是一位“经受锻炼的坚强工人”。
环视家中，有两间房门相对的大约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边摆着床，角落里摞着两三个装衣服的木箱，墙上挂着毛泽东和华国锋两主席的像。下面有一台缝纫机。柜子上摆着收音机、时钟、暖水瓶。
这个家庭有男孩子三人。夫妇都工作，每月收入共计一百二十元。每人每月生活费十七元左右就足够了，所以他们说有八百元的储蓄。
“生活比文化大革命前好多了，现在没有什么想要添置的东西了，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想给孩子买辆自行车。”
生活好了——夫妇的这句话中充满了实感。生活中的“三大件”（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已经齐全了，这家下一步需要的，恐怕就是照相机、电风扇、电烙铁等东西了吧。
电视机是九寸黑白电视机，二百二十元，是相当贵的，但是有那么多存款，这也决不是可望不可即的“高山之花”。
在北京，青年骑着装有发动机的自行车，飞快地奔驰着。公园里，挎着照相机全家出游的人，把公园挤得满满的。在四、五年前是看不到这种情景的。
然而，倘若以日本人的水平来看这个国家的消费生活，生活物资不足是显然的。近一两年来，“四人帮”破坏经济，看来对提高生活水平带来相当大的障碍。
例如西安那位工人想给孩子买的自行车，我们在上海百货公司看见的标价是一百四十五元，但是旁边写着“收购货券”。就是说，有了钱，而没有购货券仍然不行。这在我们看来，它总是带有阴暗的形象。
在商场里逛逛，这类物品很多，有缝纫机、手表等等。其中也有写着“免券”的，但这些物品大都是人们不喜欢的旧式货色，或者价格很高。
日常生活中最感到不足的恐怕是衣料吧。我们在济南市访问工人家庭时，听说每人每年发给五点五米布票。在这个范围以内要买上衣、衬衫、内裤、袜子、床单等，那是非常紧张的。化学纤维品是可以随便买的，但是比棉布的价钱要高一倍。
中国实行物品的价格管制和配给制度，看来在生产力充分发展之前，为了分配公平和抑制通货膨胀，这大概也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吧。
侨居上海的一个日本人指出，物价非常低廉，但唯一的例外就是电费。
这个国家本来就是电力不足的。中国如果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首先就要从解决电力问题着手。因为改善家庭生活，无论如何也要从普及电器用品开始。
【法新社北京七月五日电】（记者：比昂尼克）在这离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北京还有六个星期的时候，人们在听了美国最近一些言论之后预言要出现的中美关系迅速实现正常化的前景突然显得遥远了。
中国高级领导人之一李先念副总理昨天表示不能同美国搞任何会把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这一点强加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他说，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李副总理会见了正在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的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长埃尔莫·朱姆沃尔特。看来，他在会见过程中已经对一星期前卡特总统和万斯先生表示的希望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一个不字。
朱姆沃尔特今天在这里对外国记者说，这次会晤是“非常友好的”，但是他并没有察觉到中国的立场有任何灵活性。
中国的官方报纸通常不公布这种私人会谈的内容，但是新华社今天播发了李先念的话，完完全全地重申了中国政府对于中美两国完全实现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立场。
李先念在宣布这种关系仍然建立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之后还说：
“只要中美双方都认真贯彻执行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要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政府必须做到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缺一不可。”
李先念继续说：“至于中国人民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许别国干涉。”这就等于拒绝同华盛顿谈判这个问题。
朱姆沃尔特说，他对中国领导人说，任何美国政府都很难无视美国人民对台湾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断绝同台湾的一切关系。
上星期四（六月三十日），卡特总统表示了他的希望和中国达成协议的目的，这项协议规定同中国的关系完全实现正常化，同时要得到维护“台湾人和中华民国的和平存在”的保证。
万斯在同一天宣布，美国认为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是重要的。
中国人使美国的希望落空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将用武力“解放台湾”，但是自从清洗了四人帮以来军队正在实现现代化和加强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将保留选择的自由。
【安莎社北京七月五日电】这里的西方观察家认为，李副总理的讲话表明，北京不准备用对台湾问题作出保证的办法来换取美国撤离该岛的诺言。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六月十五日发表莱斯特
·Ｒ·布朗和布鲁斯·斯特鲁克斯的文章，题目是《亚洲亿万人民的重大抉择》，摘要如下：
许多人曾预测为不可避免的亚洲人口翻一番或者翻两番的趋势，现在看来似乎不是如此了。人口增长已经慢了下来，而且还在继续慢下去。中国虽然有点乱，看来却并没有影响到它的节育计划。印度尼西亚的节育工作正在扩大，而在菲律宾和泰国，正在制定新的计划。但是除非生育率下降得快，否则可以预料亚洲将会面临一种由于大量群众挨饿而造成的悲惨的人口增长率放慢的局面，因为近年来由于农业收成不好死亡率已经上升了。
在七十年代开始前不久，世界人口增长率达到了顶峰，长期以来人口增长加速的趋势倒转过来了。世界上任何地区人口趋势的这种变化都没有比亚洲更明显的了。亚洲的生育率的下降再加上由于粮食不足而造成的死亡率的上升，使人口增长率放慢得相当大。
过去五年来亚洲最惊人的成就之一也许是东亚人口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努力节制生育的结果。亚洲的人口增长率从百分之一点八五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一八。估计中国的生育率已从千分之三十二下降到千分之十九，也就是平均每年下降二点六个千分点，这是五年之内在任何地方下降速度最快的纪录，比以前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所达到的每年下降将近两个千分点的纪录还要高而居于首位。
这种明显的下降并不出人意外，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对节育计划组织最严密，而一直贯彻到最基层的国家，中国的计划生育的口号很简单明了：一夫一妻，不论其个人喜好、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如何，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不能超过此数。
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的办法是在这么一个收入低微，有训练的节育工作人员又很少的国家里，大量散发避孕用品。大部分的观察家都认为这种办法别具一格，是成功的。它在全国推广避孕办法，责任落实到基层，对那些冒冒失失有受孕危险的人，一直把避孕药物送到门上。
中国的无所不包的努力不仅包括提供节育服务，而且还包括改变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向群众大力进行宣传教育运动，说明小家庭的好处。考虑到这个国家平均每人收入比西欧北美的水率要低得多，这种成就尤为可贵。显然，只要能满足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给予充分的避孕药物，即使人民的收入水平不高，也是可以降低生育率的。
亚洲其他两个地区——东南亚和南亚——也把自己的人口增长率稍微降低了一些。东南亚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反映了泰国和菲律宾的人口控制计划有了一些不大的成就。同时，印度尼西亚一九七六年的报告表明，在巴厘和爪哇很大一部分地方，人们对计划生育接受程度有很大的提高。生育率下降得比除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快。
印度的生育率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慢慢地下降了一些，这是南亚人口增长率的全面下降的原因。不过，印度计划生育的情况现在很难说，一九七六年，政府把绝育作为减少家庭人口的基本办法。今年三月份的选举否定了这一政策，也许会在今后使计划生育倒退一段时间。
可遗憾的是，饥荒的阴影七十年代一直笼罩在南亚的头上。人口增长率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悲惨的方式有所下降。缺粮对孟加拉国人民的影响特别残酷，那里六年之间发生了两次粮荒，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生命死亡。第一次粮荒发生在一九七一——七二年，那年的庄稼受到内战和气候不好的影响。一九七四——七五年，洪水泛滥，使大米收成远远低于原来估计的水平，不足以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根据孟加拉国几个县的选样调查所搜集到的数据所作出的推算，看来那一年大约有四十二万七千人由于没有食物而死亡，同样地，一九七四——七五年的死亡人数增加了三十三万三千人。
也有人同孟加拉国在七十年代一起遭难。一九七二年，印度的收成是多年以来最糟糕的。在穷极不堪的北方邦，由于缺粮死了四十九万三千人。在小一些的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死了二十三万五千人和十万零一千人。就全国范围说，粮食供应的下降可能夺走了一百万以上的人的生命。
由于世界气候状况大大改变，在全世界造成了水灾和旱灾。大概亚洲年年都会有些地方歉收。如果亚洲不用节制生育的办法减少它要养活的人口的数字的话，大自然就要用饥饿来夺走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以此来减少人口的数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