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二十三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山本展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通往第十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道路》，摘要如下：
邓小平先生作为党的副主席，副总理，戏剧般地恢复了在政治舞台的前台的权力。这是去年十月政情变动以来，正在大大改变潮流的中国政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邓先生官复原职必然要绘今后的中国内政外交带来巨大的变化。邓先生再次复职之后的政治日程，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概不妨说，邓先生和华国锋主席一道被赋予了重任：朝着召开这两个大会的目标，掌握也可以说处于转折点的中国的舵轮。
人民和干部现在已经普遍地认识到：邓小平先生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同过于重视意识形态而遭到国民批判的四人帮处于对立的两极。因此，恐怕可以说他的正式恢复权力给予国民心理上的冲击是巨大的，将决定中国在本世纪行动的方向。
恢复了权力的邓小平先生将全力以赴去办的将是经济的管理。
中国订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要在本世纪内建设成居世界最前列的国民经济。但是，在前一段时期，中国经济不但没有“显示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反而没有太超出“经济自然增长”的范围。要打破现状，而转为积极的增长，恐怕必须推行相当果断的政策。
那时的主要工作，将是引进先进技术和改进工资政策。在邓先生下台前的一九七五年，中国引进了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大批成套设备。作为引进技术的回头货，要出口煤和石油等资源。这个方向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了。
估计邓小平先生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将大力进行的工作是肃清四人帮影响的党内整风运动。
同经济增长、工业化密切相关的军队现代化，也是邓先生担负的任务。
除总参谋长以外还获得了中央军委副主席职街的邓小平先生，将如何使得经济发展和军费支出保持平衡？这样困难的工作要取得成功，对党中央来说，邓先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
在外交方面，在进行困难的美中谈判上，邓先生的复职将使美方也感到大为安心。对中国来说，邓先生的复职则具有要在对美谈判以前完善外交阵容的意义。
【本刊讯】南《政治报》七月二十五日以《邓复职》为题刊登兰契奇写的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邓小平作为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恢复了名誉和恢复了他以前的所有职务的领导人这一事实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这说明华国锋主席在努力通过一个步骤来达到几个根本的目的：在中央委员会实现协商一致；表现出最高政治领导内部的团结；最后，我们认为这也是最重要的，根据中国的宪法和党章赋予新的政治方针以一切必要的合法形式。
华国锋主席由于采取了一个果断行动——坚决地闪电般地清除了党内激进集团的领导人而开始赢得了声誉，无疑通过为邓恢复名誉将获得更高的声望。
无疑，这一行动不仅会提高领袖的威望，而且会在领袖和人民之间建立更大的信任。
华国锋主席的上述愿望说明他显然有能力选择适宜的成熟的时机来公开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是最根本的那些东西——在继承下来的分裂的条件下建立团结，逐步地缓和对抗性矛盾，继续铺设新方针的主要轨道。
不言而喻，邓完全恢复名誉对中国政治领导班子来说也是一个收获。就是在过去几年，他也是一个有巨大工作能力的人。他在反对激进派表现出的彻底性甚至使他成了一名敢说敢斗的英雄。由于他过去的一切巨大威望和他的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作为一个被历史证明是忠诚正确的人而从失败和公开的失宠中得到了新生。
华国锋主席理解国民反映出的这种情绪，并且表现出将通过他的新政策来保证对中国劳动群众更大信任的宽阔胸怀。而邓可能由一个被遗弃的人变成领导和人民中所希望的团结与工作热情的因素。
【本刊讯】日本《公明新闻》七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邓先生复职的意义与影响》，摘要如下：
邓先生的复职，不仅将成为四人帮垮台以后，以全面加强国力为主要目标，竭尽全力发展生产的华国锋现体制的强大推动力，而且在对外方面，开始出现了对美中关系正常化增加势头的可能性。对我国来说，似乎可以说，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环境越来越具备了。
邓先生复职，今后将对国内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可以认为，在国内，华国锋现体制有了邓先生这根巨大支柱后，将正式朝着“四个现代化”迈进。
在对外方面，由于邓先生复职，出现了对于已成为世界注意的目标的美中关系正常化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并且，邓的复职，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似乎可以说，缔结日中和平条约的环境越来越具备了。既然这个问题取决于日本方面的决断，那么，福田内阁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下决心缔结条约。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七月十六日刊登该报驻华盛顿记者阿部康典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美中关系正常化是不是要成为事实！卡特政权开始扔掉对台湾的顾虑，日本也可能重蹈尼克松冲击的复辙》，摘要如下：
正当日本被撤退驻南朝鲜美军搞得心神不定的时候，在华盛顿却确实出现了要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动向。当然，这一切都要取决于从八月二十二日访华的美国国务卿万斯同中国首脑的会谈，但在准备进行这次会谈的过程中，卡特政权在刚建立时曾摆在很低地位的美中邦交正常化的顺序正开始逐渐上升。值得注目的是，连卡特总统最近也似乎对断绝同台湾的关系不是那么顾虑重重了。
“如果尼克松政权或者福特政权能继续下去，美中邦交正常化也许在今年内就会实现。但是，卡特政权却把美中邦交正常化摆在很低的顺序上”。这种说法是迄今对卡特新政权的对华政策的一致看法，而且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然而到了近来，却开始出现了不能只看到这一面的一些迹象。其中万斯国务卿六月二十九日在纽约的亚洲协会所作的演说中，明确地表明了美国政府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想法有了相当的变化。万斯国务卿在这一演说中说：“美国将基于上海公报，朝着使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实现完全的正常化前进”。
这种表达方式，乍看起来似乎同迄今的常套用词是一样的，但是，认真读一下还是可以看出其中具有在美国政府内部重新研究了对华政策的痕迹。新加进去的关键性的词，是在“正常化”的前面放上了一个“完全的”形容词。
这一“完全的正常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由于万斯国务卿在这之后立即说了下面这句话，即：“在上海公报上说的是‘中国只有一个’，美国承认了这一点”，这样，它的意思就明白了。迄今，美国政府虽然象老和尚念经一样反复重复“将基于上海公报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却有意识地回避了说明它在实际上究竟具有什么意思。可是，万斯国务卿这一次却自己说明了“美国将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实现同中国的完全的关系正常化”。据传，台湾政府当局在读了这一讲话后空前大怒，这对于从字里行间中清楚地了解了它的意思的台湾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跳出来的，是七日的《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报道。其内容是“卡特总统已决定断绝同台湾的关系，探求同中国建立关系的方式”。于是，白宫穷于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探询。白宫发言人鲍尔最后发表了一项否定此事的声明，说“尚未决定”，但是，由于作者威廉·比彻是过去《纽约时报》的特稿记者，而且在福特政权时，曾在国防部担任过新闻官，在政府内部有很多朋友，因此，可以肯定，这一情况的可靠性是相当高的。
同一天，卡特总统邀请即将于七月中旬赴任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到白宫来进行会谈，并且鼓励他说，“美国极为重视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希望你竭尽全力，使万斯访华获得成功。”
美国政府当局人士说，“美中关系正常化何时以怎样的形式进行，完全取决于万斯的访华”。可以肯定，国务卿将把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几种方案装进皮包里，同中国首脑进行旨在落实的磋商。虽然其内容不得而知，但是，以卡特总统为中心重新进行研究之后，取得了如下的一致意见：为了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把美国同台湾的关系缩小到贸易、人员往来等事务性的范围内，而美华共同防卫条约也不能不予以收敛。这一点，从政府当局人士的谈话中，可以充分地了解到。
作为美国政府来说，还不能丢弃如下的一种虚幻的期望：即使在上述情况下，也想尽可能设法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得到中国方面的某种许诺。然而，把台湾问题视为“内政问题”的中国，看来是不会答应的
。
据《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比察说，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如果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出许诺，那么就要求中国对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总之，可以肯定，万斯访华将成为自一九七二年开始的漫长的正常化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大的高峰。
如果日本做了过低的估计，认为“美国同台湾已经缔结了防卫条约，因此，不会象日本那样简单地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日本就有可能重蹈尼克松冲击的复辙。卡特政权的特点是，一旦下了决心，就不管有什么障碍都要逾越过去。
【本刊讯】美国《底特律新闻星期日刊》七月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忍耐：赠伍德科克的格言》，摘要如下：
伍德科克已就任卡特总统派驻北京的使者。他对他的崇高职位有着恰当的看法，他说：“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白宫的指示应该同样简明：参观长城，欣赏郊区，学会忍耐，保持沉默。
中美关系目前处于极其微妙的阶段，这样的作法不论对哪一个中国都适用——对在亚洲大陆的真正的中国还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